海恩波笔下的回族穆斯林文化

他者的眼光：海恩波笔下的回族穆斯林文化

19世纪40年代初，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满含屈辱、救亡图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现代社会。在这一时空跨度中，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西方列强从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不对称的强势打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日常生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挤压和冲击，特别是西方文化从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的内地和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的人群中去，使中国固有的民族多样性、信仰多元性、地域文化的差异性等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多层次震撼和冲击。

伴随着列强与清朝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落实，西方的传教士大批进入中国，开始从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逐步向内地深入，传播上帝的“福音”、劝化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士加入或皈依基督教。后来，将传教的范围不断扩大，从沿海到内地，从广大的汉族扩展到西北、西南、西藏等地的各个少数民族人群中，甚至在西北和青藏高原上人迹罕至的地区，都留下了基督教传教士的足迹和宣传“福音书”的文字、图片记录。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的传教工作达到了高潮。如跨国的对华传教组织“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or，1832～1905年）于1865年创立。该传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来自不同的宗派，以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为主，也有少数德国、奥地利和北欧（如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国的传教士。同时，该会要求传教士要有不计报酬的奉献精神并尽量适应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因此成为长期深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先遣队。他们每到一处，随即就建立起机动传教点，然后以“点一点，湿一片”的宣教策略，迅速地向四周扩展，并且逐步深入到人迹罕至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的山沟村寨。到了19世纪末，内地会在中国约有650名传教士，270个传教点，教徒发展为5000多人，成为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最大宗教团体。当时在这种背景下，传教士也开始关注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等内地和边疆少数民族，并从传教士的视角注重和加强对中国伊斯兰教的调查和研究。其间，英美传教士在中国回族伊斯兰领域的描述性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时代高度。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有两点：一是英国传教士海恩波于1910年出版了研究专著《伊斯兰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Islam in China：a Neglected Problem）；二是1911年由基督教教会创办的《穆斯林世界》（Moslem World）季刊向西方世界公开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