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初步研究

一、对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初步研究

迈克尔·狄龙系英国杜伦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教授、民族学博士。早在1996年，狄龙先生来到中国内地，特别是甘宁青回族穆斯林聚居的地方经过田野调查和访问后，出版了《中国穆斯林》（China’s Muslims）一书，在该书中，他从6个方面对中国穆斯林问题和伊斯兰文化进行了比较简明而全面的描述和分析：一是中国穆斯林；二是中国伊斯兰的渊源和特征；三是穆斯林的中心地区；四是中国的伊斯兰建筑；五是中国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六是伊斯兰教和国家的关系。作者曾经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前往中国西北地区考察，先后深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吴忠市、同心县等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喀什、吐鲁番等地进行了田野调查，并在这些调查和参阅相关中外文文献的基础上撰写成了这一著作。该著作在对中国回族等族穆斯林进行简略的历史回顾的同时，更侧重现实的观察和研究。

“社区”（community）是一个社会学上的概念。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总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与他人共同生存与发展，即在一定地域内共同生活的社会群体就形成了社区。社区的概念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作为一个概念和构成，其内涵与外延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特别是自19世纪以来，欧美国家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城市社会和社区的探讨、研究也在不断深化。

我国的社会学界在学习和吸收西方社会学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对社区有中国式的理解和界定。一般来说，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内的，相互关联的人群形成的共同体。社区与社会（society）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社区与社会指的都是人类生活的群体形式，从这种意义上说社区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但是社区强调了共同体和地域两个特点，这与一般的社会是不同的。与社会相比，社区更强调具体地域内的人群关系，强调这种关系的亲和性。

总体上来讲，社区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其主要的构成要素是：（1）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人群；（2）一定的地域界限；（3）共同的社会生活；（4）社区文化；（5）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些因素使一个社会中的特定社区有了实质性的特征。同时，在考察不同的社区时，又可以从功能上、规模上、形成方式上、综合标准等方面划分出不同类型的社区。如按照功能差异或社区主要活动的特点来划分，社区可以分为经济型社区、行政型社区、文化型社区、宗教型社区等。同时，以上这些社区又可以按照其活动特征做更具体的分类，如经济社区可以分为文化教育型社区、民间文化型社区等。按照中国社会发展现状，中国的社区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型：即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村社区和以大城市为主导形成的城市社区。中国社会学界、人类学界、民族学界大多都围绕着这两大类型中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层的特定社区而展开研究的（王思斌，2007：191）。

对于回族穆斯林社区在面对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与发展过程中，有些学者已经对此进行过比较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与探讨，特别对北京、西安、广州等大城市的回族穆斯林传统社区的变迁，进行了社会学、人类学的调研与理论分析。如像北京著名的牛街的回族穆斯林聚居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案，对其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学者们也给予了积极的思考与回应：牛街在变，现代化的乐曲在这块土地上越奏越响，这是在这里生活的人们的福气。但到过牛街的一些虔诚的回族人，也发出一缕淡淡的忧思，并用文字表述了他们的心情：“牛街，这个闻名遐迩的教门福地，那人文辉煌而教门兴盛的景象，以及先辈们大写过的空谷大音，似乎只能从老人们的记忆中去寻找了……国家在进步，城市在发展，吐故纳新，推陈出新是时代的潮流，无论是首都的牛街，还是各大城市的回民聚居区，都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变革的潮流中有撕裂传统的阵痛，也有物质生活改善带来的喜悦。作为文化上、经济上的弱势群体，怎样在社会变迁的阵痛中把握自己，不使自己迷失在城市的霓虹灯的幻影里，是每一个有识之士深思熟虑的课题。”（高占福，1997）

狄龙在描述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和现实居住格局分布时，开篇就说道：尽管中国的穆斯林人口有两千万之多，但在中国之外很少有人知道有这样多的穆斯林居住在这里。他们居住在农村、城镇、大城市的市区或郊区，而且有些聚居的地区，具有鲜明的伊斯兰文化的特征。在回族等族穆斯林相对聚居的社区中，当地一般都建有清真寺及其经堂教育、清真牛羊肉店和清真小吃店，这一鲜明的特征，在中国从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到东北三省的各地回族散居地都有类似的表现。在首都北京，围绕着牛街清真寺形成了长期居住于此的回族穆斯林社区人口，约占全北京穆斯林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大约有40余座清真寺分布在北京市市区及其郊区。还有西南地区的云南省，在当地多元民族世代杂居的地方，回族穆斯林的人口数量在当地少数民族中都是比较多的。

作者还把回族放在与其他9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进行比较，认为回族与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族不同，回族散居全国各地，其先民来源于唐宋时期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大多沿着著名的海上和陆地“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东南沿海主要港口城市和内地长安（今西安市）、洛阳等地。相对于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都有自己的本民族语言，回族与中国的汉族等主流民族比邻而居，对汉文化的学习热情高、认同感强，所以，回族自元明以来逐步形成以后，就自然而然地以汉语作为自己的母语。尽管回族的汉语中，夹杂着一些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但这只是回族在宗教信仰与宗教活动中使用的宗教专用词语，而在回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主流汉语的表达形式及其使用频率与汉族并无两样。作者还从历史到现实，对回族在西北地区宁夏、甘肃、青海聚居地的回族社区的形成，特别是对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临夏市、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的纳家户、同心县城等的回族社区做了概述，同时对东南沿海福建的泉州等地回族社区的今昔变化也作了进一步的说明。

在论述到中国伊斯兰的来源及其特征时，作者认为：总体上讲，中国穆斯林不是大量汉族人皈依伊斯兰教的结果，他们是来自中东、中亚的各种诸如商人、贡使、士兵和旅行者，来到中国后，历经唐宋时期、一直到元明时代，这些穆斯林的后裔逐步与汉族等兄弟民族相互通婚嫁娶，在各地安家落户，成为了中国的国民。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回族穆斯林顺应中国社会历史潮流的合理选择。从宗教传统方面，作者简要地回顾了中国回族穆斯林伊斯兰教的历史特征、教派形成、时代发展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对回族穆斯林的语言和文献进行了陈述，从回族穆斯林的手抄经典文本到阿拉伯语的书法艺术。

作者对中国伊斯兰的建筑也作了比较具体的描述，如他先后专门介绍了西安花觉巷清真寺，认为西安花觉巷清真寺及其周围保存完好的回族穆斯林社区，是西北地区大城市中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回族穆斯林社区。而花觉巷清真寺是传统的中国建筑风格，采用了中国北方四合院的径深和对称的建筑原则，设计规整而又具有建筑的艺术和谐之美，是中国传统建筑中“传统布局最好的一个范例”。

宁夏同心清真大寺

同时，作者还描述了同心清真大寺。建于公元16世纪，1907年重建的同心清真大寺，饱经沧桑。值得一提的是，在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在该清真大寺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豫海回民自治政府，成为当地回族穆斯林最为自豪的事情。同时，作者还对该清真寺的现状进行了陈述。对于银川市的南关清真寺，作者描述道：南关清真寺是银川市最大的清真寺，同时它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修建的具有中东、中亚风格的现代化清真寺。作者还记述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银川市市区已经逐步恢复重建至少有12座清真寺，他主要还参观了银川市西关清真寺、永宁县纳家户清真寺、银川市满城南街清真寺等，当时满城南街清真寺尚在修建中，作者拍摄了正在施工中的现场，记录下了当时珍贵的历史瞬间。同时，作者还参观了吴忠市青铜峡市的鸿乐府道堂，对其建筑及其历史进行了简单的回顾。

在回族穆斯林聚居地区，回族穆斯林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对于一个来自外国学者作为“他者”，这是认识和了解回族社会的切入点，因为一个民族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的日常习惯和行为方式，不仅显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表征，而且显示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从而才能够走进这个民族、走进这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从而对一个民族从表象的、肤浅的、文本固化模式中认识到一个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民族个性和文化。在狄龙的笔下，从宁夏的同心到甘肃临夏的八坊，从西安到北京的牛街，回族穆斯林的洁白号帽、多彩亮丽的头纱、盖头，素雅的服饰，都是一道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景线。回族崇尚白色的素洁、绿色的鲜活生命力、黑色的庄重，是回族穆斯林色彩喜好的三原色，也表达着回族穆斯林的审美情趣和审美理想，沉淀着回族穆斯林对宇宙、自然、社会与自身关系的超越性思考和美学追求的思想轨迹。

不论人数多寡，凡是有回族穆斯林居住的地方，都有回民的清真饭馆、都有出售清真牛羊肉的店铺，回族穆斯林爱好清洁，无论从宁夏的银川市的南关清真寺周围的回民餐厅，还是吴忠市的回民小吃，无论是西安莲湖区的回民小吃一条街，还是甘肃临夏灯火通明、吆喝声此起彼伏的穆斯林小吃夜市，还有那色酽、香醇、味美的临夏“三泡台”盖碗茶，宁夏回民的“八宝”盖碗茶，都让作者充满了新鲜感，给予赞叹式描述。正是从这些回族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作者比较概况而具体地描述了回族穆斯林的日常生活及其文化精神的彰显，使我们从一些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看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个性和文化精神来。

作者在最后，还就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回族穆斯林在国家中的地位等问题作了比较客观的论述和评论，同时对回族的民族认同等问题进行了简要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