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蔚访谈录

张天蔚访谈录^[1]

张天蔚：1953年出生，197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船舶制造系。多年从事高校共青团工作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1985年进入上海交大出版社，历任办公室主任、副社长，1994年任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1997年任社长兼副总编。曾任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副理事长、大学版协发行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出版社经营管理协会副理事长、华东地区大学版协副理事长等职。

记者（下简称“记”）：上海交通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著名理工科大学，它培养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人士和学者。在即将迈入新世纪之际，上海交大出版社如何在出版事业中弘扬交大优良的学术传统，如何推进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张天蔚（下简称“张”）：从目前看，我社与上海交大的声誉和牌子差距较大，我们的目标是经过“十五”或再下一个五年计划，使交大社真正成为与交大地位相吻合的一流的大学出版社，成为一个规模适度的中而特、中而优、中而强的大学出版社。为了实现这个发展目标，就要从内部机制上寻求新的突破，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竞争需要的社内组织机构，我们将这种组织机构形象地称为“哑铃型机构”。“哑铃”的一头是选题策划，另一头是市场营销，挑起两头的“扁担”是出版社的生产，它包括编辑加工、设计制作、校对、图书印制等环节。我们一向很重视选题策划，八个项目组着重开发八大图书模块。这些项目组不是固定不变的模式，图书策划运作得好，这个模块就得到了强化；个别市场变化了，出版资源改变了，有些项目组就可能萎缩、调整或更新。另外，我们还加大了市场营销的力度，加大对发行财务方面的管理和监控，要求发行科在图书的造势、市场营销方面下工夫。有了三大组织机构，也产生了相应的三支队伍。对三支队伍我们有不同的要求。专职编辑应从文字加工型向项目策划型转变，职能技术管理人员应从技术型向管理型人员转化。许多技术性工作，如文字编辑、设计制作、排版、校对等，以后主要依靠社会化服务来解决，文字加工应从出版社剥离出去。目前，中国整个大的出版环境还不太健全，社会化服务配套功能太差，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通过出版社自身的努力，建立社外兼职人员网络，借用外力为出版社的发展服务。我们聘任学校的两院院士、博导、专家教授作为出版社的学术顾问，聘请上海市有关部委办的干部、书报刊的编辑做特约编辑，帮助策划选题、加工书稿。我们还成立了一个综合编辑室，以离退休人员为主，该室主要任务是审读加工稿件。对高层管理人员要求更高，他们应该是学历高、能力强的一支精干的队伍，只有具备这样素质的人才能带领出版社迎接新一轮竞争的挑战。上海交大历来很重视出版，谈到中国现代出版，交大应算源头之一。中国出版界的前辈张元济先生就是交大出版社的前身南洋公学译书院的主事，而译书院距今已创立一百周年。我相信，随着上海交大向综合性大学迈进的步伐，交大社将成为有学术内涵、文化品位的理工文管相得益彰的一流大学出版社。

记：选题和出版特色是出版社的生命线。目前，上海交大出版社已形成了以大学教材和专著为主体，以科技图书和工具书为两翼的出书格局。在强化选题结构方面，你们下了很大力气，这样做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张：大学出版社，顾名思义，就是要干好两件事，一是学术出版，二是教材出版。1994年我主持社务后，经过分析、走访，明确提出了“一主两翼”的构想，即以大学教材和学术著作为主体，以科技图书和工具书为两翼。出版大学教材和专著是出版社的立社之本，全方位地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和事业发展服务是办社的基本主旨。因此，学校的出版项目不管赚钱与否，印数多少，只要有出版价值，我们就予以出版，这类图书占出书总量的40%左右。

科技图书是我们的强项，理应把它做好。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工具书的编纂。编写工具书是一项很艰苦的事情，作为长线工程，要认真地规划，合理地布局。几年前，《英汉大辞典》的作者在上海滩转了一大圈后找到我社，因为出版该书风险太大，好几家社都不愿做，经过反复论证，我们决定出。这部辞典一经推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销了7万多册，并获得“第八届中国图书奖”。台湾出版商把我们的工具书开发成繁体字版，欧美出版商以非独占性的版权转让方式，将这些工具书变成他们语料库的一部分，并将这些语料开发成最新的多媒体产品，先后卖给辞书研究所或有关公司，效果非常好。在工具书的出版上，我们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可以说做一本，成一本，不仅在版权贸易方面有可观的收入，还吸引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交大社作为综合性的大学出版社，在出书模块上形成了一种“梅花桩式”的出版格局。这种出版格局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出版特色上，不求搞得面太宽，要努力形成自己的品牌，如汉英辞典系列、制冷空调系列、英语学习系列，这几类图书我们都比较成功；另一方面，在选题结构上，不能单打一。图书市场变化很快，出书品种太单一，风险很大，不利于出版社的稳定发展。出书不是热炒，也不是办报纸，一个好的办社模式，一个出版社的品牌形象、图书风格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更需要一种锲而不舍、执着追求的精神。

记：图书作为一种商品，只有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才能最终实现它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而图书宣传是实现图书市场化的重要一环。您认为图书宣传在出版社发展中应占什么样的位置？

张：我们社在图书宣传上投入不够大，这也与出版社的实力有关，但我认为钱要花得值得，关键在于出版的理念和宣传的策略。图书宣传要有创意，出奇招，否则花再多的钱，也不会有好的效果。一个出版社的图书市场竞争力由品牌、营销、质量、广告和公关四项构成，在现代图书市场竞争体制下，“好酒也怕巷子深”。出版社的领导要有自信，有底气，敢于吆喝自己的产品，另外还要善于吆喝，要使人感到耳目一新。在宣传方面我们有几个成功的例子。

第一件事就是在全国17所著名大学图书馆设立交大版的图书专架，要求图书馆在主要阅览室集中陈列交大版书，这样做花钱不多，但在图书馆几十万种图书中交大版书一下子就显示出来。第二件事，每年向社会公布交大版年度常备图书目录，从1995年开始，每年更新一次。这样一年年做下去，有利于促进交大版图书品牌的形成。1997年，我们社独出心裁地在上海市公交车上做车身广告，文化企业的品牌走上巴士这一大众广告媒体，交大社应算首家，它给上海这一国际大都市增添了一道流动的文化风景线。车身广告相对电视、报纸等类广告，费用较低，但起的作用却非同寻常。再比如《汉英大辞典》的宣传，我们采用“捆绑式”宣传法，将这本书编纂的理论基础、主要书评、编纂委员会构成等做成导读手册，随辞典赠送给读者，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图书市场的创造、引导，广告和宣传起到了很大作用。每年重点宣传什么书，怎样宣传，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这也是社长、总编和编辑们急需补上的一课。

记：随着“入世”的日益临近，图书市场将出现多元化竞争的格局，以往的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所承担的一些职能将逐步下放到行业协会去承担。作为大学版协发行委的主要负责人，您对新形势下发行委的工作有何设想？

张：大学版协发行委应当成为大学版协最活跃、最有战斗力的分支机构，它在规范市场、促进营销、加强交流、提升大学社的整体素质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接手工作后，我有一种很强的愿望，力争使发行委的工作在以往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作为。首先是办好每年一次的订货会，我们响亮地称为“大学版订货会”。订货会所有的程序尽可能规范化，运作过程尽量与国际接轨。订货会淡化了订货码洋，突出了大学社整体形象的塑造，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专题报告会，大学社的同志们利用订货会期间得到“充电”的机会。可以说，订货会的功能较以往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单一的订货会变成了一个具有多种功能的大学社与书店每年一度的盛会，大会套小会，气氛非常活跃；第二，作为行业协会，发行委对整个图书市场的行规行矩应有所规范。今年发行委推动了《关于高校出版社与书店图书营销的若干规定》的出台，目前正在酝酿关于书店长期拖欠书款、非正常大量退货、反盗版等问题的规范文件；第三，举办两年一度的优秀畅销书奖评选活动，形成出精品、出好书的良好氛围，它对书店订购大学版的图书起到了很好的导购作用；第四，鼓励营销人员参与学术研究，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2000年经过广泛征集，大学出版发行工作论文集得以问世，全国范围大学出版发行工作专集这是第一部，受到了大家的欢迎。2001年还准备举行市场营销研讨会，这对大学社的长远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第五，推动发行人员的培训工作，这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基础性工作，正在积极策划之中。全国六大区的发行委工作都很活跃，经常举行形式多样的研讨、订货活动，发行委通过发行工作简报和主任办公会，将继续鼓励、推动各大区的发行工作，从中起到协调和牵线搭桥的作用。

记：上海交大出版社已走过了17年的发展历程，并先后三次被新闻出版署评为良好出版社。作为一位社长，从事出版工作这么多年，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张：我感到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从外部环境讲，上海交大是全国重点大学，作为交大社的社长，怎样使出版社与交大牌子相对应，怎样在短时期内使出版社走上健康、持久、快速的发展轨道，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从出版社内部看，现在是社长负责制，社里的所有矛盾最后都浓缩到社长身上，尤其是随着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深入，这方面的矛盾就更加突出。在这种压力下，我经常讲，一定要保持一种良好的心态，只要坚信思路正确，就要顶得住压力，耐得住寂寞，把出版工作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除管理外，出版社社长还应做好两件事，一是选择，二是提升。选择并提升编辑的创意和作者的书稿。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战略决策，它需要敏锐的眼光和思路。社长应当是杂家，在某些领域也许只能当配角，但在出版行业就是专家、指挥家，你可以合理地选择、配置出版资源，运筹帷幄，大显身手。大学毕业后我做了八年的学生工作。干出版是我个人的主动选择，我非常喜欢这项充满挑战性的事业。夫人很理解我的工作，家务几乎全由她承担，这使得我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实现目标固然令人欣喜，可我更看重充满无限乐趣的工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才智和能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我所学的专业是船舶制造，研究水面舰艇，在图书的海洋里，我希望自己能当一位好舵手，使交大出版社这艘“战舰”劈风斩浪，勇往直前。

【注释】

[1]本文原载2000年第4期《大学出版》，作者曹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