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高等教育目的：社会本位占主导

第二节　历史上的高等教育目的：社会本位占主导

教育目的可以分为理论形态的教育目的和实践形态的教育目的。前者又可称为应然性教育目的，后者又可称为实然性教育目的，前者只是一种理论、观点、观念，后者不但是理论、观点、观念，而且将这种理论、观点、观念付之行动，由理论指导实践。

在中外历史上，理论形态的、应然性的教育目的和实践形态的、实然性的教育目的几乎是同时产生的，而且一直形影相随。如果理论形态的、应然性的教育目的论被教育的决策者和实行者采纳并付诸行动，那么这种教育目的论就不再是理论形态的和应然性的，而是转化成为实践形态的和实然性的了。如果思想家的教育目的观不能被教育决策者和实行者所接受，那么这种目的观就仅仅停留在理论形态上，只是应然性的。下面要考察的历史上的高等教育目的，主要是实践形态的、实然性的。

从实践形态的、实然性的高等教育目的看，古今中外都是以社会为本位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办了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阿卡德米”和“吕克昂”。柏拉图主张教育应该按国家的需要造就个人，要培养国家的统治者和卫士。他认为，经过教育培养的“哲学王”统治社会，便可国泰民安^[10]。亚里士多德主张教育要培养“哲人”，哲人所追求的是“更近于智慧”的“高级学术”，“哲人”应该指挥别人，而不受别人指挥，“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被施为，他不应听从他人，智慧较少的人应该听从他”^[11]。可见，亚氏的教育最高目的也是为适应国家统治的需要。

中世纪大学是在为当时社会的少数重要行业提供训练需要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意大利南部对医生的需要，北部对法律工作者的需要，法国巴黎对神职人员的需要，是建立萨莱诺大学、波洛巴亚大学和巴黎大学的直接原因。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需要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能为社会献身、具有资产阶级事业家品质的绅士，欧洲的高等学校即为适应这种需要而大批创立起来。

从19世纪起，高等教育为国家服务的目的更加突出。1806年德国被法国打败，德王威廉三世基于“国家必须用精神力量去补偿物质上的损失”的认识，命令洪堡筹建柏林大学。洪堡确立了科学研究在大学的首要地位，培养了大批科学家，促进了德国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达到了德王的目的。尽管洪堡本人有明显的个人本位论思想。

一般认为，高等教育与经济的直接结合，是在高等学校第三职能（直接为社会服务）出现之后，并且以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为典型起点。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莫雷尔法案》规定：政府要向每一个州提供土地，以“资助、支持和维护至少一所学院，学院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教授有关农业和机械技术的科目……以促进现实生活诸多职业和专业中工人阶级的普通教育和实践教育”^[12]。新办的大学要为当地农业和工业发展服务，社会本位的高等教育目的十分明确。《莫雷尔法案》颁布后，以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为代表的美国赠地学院大量涌现，而且在兴办之初就申明它们的目的是要直接为当地的工农业生产服务，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毋庸讳言，在威斯康星大学拉开高等教育直接为社会经济服务的帷幕之前，绝大多数的欧美大学都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基本不考虑直接为社会经济服务，而企业界、经济界也并没有想到高等学校会给他们带来多少福音。19世纪中叶以前的英国大学是律师、牧师、绅士、医生和国家行政管理人员的养成所，从来没有培养过企业家。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由于产业对科技的需要，不仅在美国，西方各国的许多高等学校，都纷纷效学威斯康星模式，走出“象牙塔”，直接为社会经济服务。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教育界不乏以学生个人为本的教育目的观，如苏霍姆林斯基等就持这种观点。但全苏联的教育理论指导思想及教育实践活动，无疑是以社会为本的。列宁在1919年3月的俄共（布）《党纲（草案）》中写道：“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13]为了让教育为社会服务，使教育充当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苏联政府一直严格控制高等教育。从学校领导人的委派、教育方针的确定，直到教材的编著，都直接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党政最高当局还直接干预诸如历史学、语言学、生物学的教科书及教学问题^[14]。苏联党和政府之所以严格控制高等教育，是因为要求高等学校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专业人才，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输送红色专家。为此，苏联创办了大量专门学院，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需要配置学科、专业，把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定在为某一行业甚至某一工序培养专家。1928年7月，联共（布）中央全会作出《关于改进培养新型专家的工作的决议》，要求全国“培养大量的技术专家”，大力发展工科类院校，突出建设以工科类为主的单科学院。以社会为本位的高等教育目的十分明显。斯大林于1928年秋的一次演说中强调指出：“我们现在需要五金业、纺织业、燃料业、化学业、农业、运输业、商业、会计以及其他等等的布尔什维克专家。没有这个，就用不着谈什么我们会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15]社会本位的高等教育目的跃然纸上。

在我国历史上，高等教育的目的一直以社会本位为主导。

夏商之际，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完全是由政府举办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政治、军事人才。《礼记·学记》：“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率先发展教育就是为了巩固政权，统治人民和教化人民。《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可以看做夏、商、周乃至整个封建社会举办高等教育的目的观。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落脚于治国平天下。隋、唐实行科举以后，教育沦为科举附庸，“学成文武艺，货以帝王家”，是教育为封建王朝培养官僚的真实写照，也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目的的确切注脚。

到了清末，国家积贫积弱，社会危机四伏，有识之士终于发现教育出了问题。但那时人们的认识还只是到达教育应该发挥它富国强兵功效的层面，还没有分辨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为了社会还是为了个人，事实上并没有突破社会本位的樊篱。康有为《请开学校折》说：“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16]近代中国新式大学在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喊声中诞生，办大学的最终目的显然是为了社会，甚至是为了大清帝国的苟延残喘。

现代意义的中国高等教育从创建初期就进入了“异化状态”，大学的建立不是以追求高深学问为目的，更不是为了每一个受教育者的发展，而是为了民族自强和国家独立的需要。1912年10月，民国政府颁布《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7]很显然，教授高深学术、培养人才是为了“应国家需要”，这才是“宗旨”。同年，孙中山在北京教育界的欢迎会上说：“盖学问为立国根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他希望教育界，“于学问一途，尚当改良宗旨，看眼于文明，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18]。1939年蒋介石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应该使教育和军事、政治、社会、经济一切事业相贯通。”他要求“教育界齐一趋向，集中目标，确确实实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政府所确定的高等教育目的始终是以社会为本位的，不同时期的差别只在于有时突出为社会经济建设培养人才，有时突出要适应国家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时二者兼顾。

1950年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制定的《高等教育暂行规程》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20]当时突出高等教育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从1950年代中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整个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被不适当地政治化了，成了国家政治斗争的工具。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教育方针尽管考虑了受教育者的德、智、体多方面的发展，但落脚点是要使他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很明显，最终目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1958年毛泽东又强调：“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口号不久便成为新的教育方针。1961年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贯彻执行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21]这个新的教育方针明显是以社会本位的目的论为指导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处于服务地位。无产阶级政治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我国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教育要为它服务，这就明确地把教育定位成社会的政治工具。“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言下之意教育本身不是生产劳动，所以才要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然而，事实上教育本是一种脑力劳动，是精神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22]，是在肯定教育是精神生产的前提下，强调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结合。不幸的是，这句经典到我们这里却成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当然就意味着教育不是生产劳动了^[23]。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教育“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过程”^[24]，现在要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就明显地否定了教育这种精神生产劳动的个人特征；教育本该使受教育者变成他自己，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强调的却是教育者、受教育者与以社会化为特征的体力劳动的结合，强调使受教育者变成一个体力劳动者，变成别人。教育的社会本位目的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文化大革命”中，高等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争夺“统治我们学校”权力的主战场，高等教育完全成了社会政治斗争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后高等教育的政治化倾向有所收敛，但“社会本位论”依然盛行，只是把原来突出“政治”，转向突出政治与突出经济并举。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教育要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行各业培养“各级各类合格人才”，“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强调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如果说“建设者”强调的是要求学校为社会培养经济性人才，那么“接班人”强调的则是政治性人才。无论“建设人才”、“劳动者”、“建设者”，还是“接班人”、“四有新人”，其人才素质的社会本位取向毋庸置疑。

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了高等教育的国家本位目的：“为了发展高等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该法第4条又规定：“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第5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上述背景下，近二三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充任了社会经济建设工具的角色，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经济建设“主战场”。许多学校围绕经济效益转，专业围着市场行情转，人才市场需要什么人才，就开办什么专业。“办班”更是热火朝天，从高考复读班到“国学大师班”、“企业家班”应有尽有，高等学校已成了满足各种社会需要的大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