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社会本位论
所谓的社会本位论，大体上说，是主张以社会为本体，强调根据社会发展需要来制定教育目的和构建教育活动的一种教育理论。[39]社会本位论的教育目的观，认为教育目的要根据社会需要来确定，个人只是教育加工的原料，个人发展必须服从社会的需要;教育目的在于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符合社会准则的公民，使受教育者社会化，保证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延续;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评价教育的价值只能以其对社会的效益来衡量。社会本位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孔德、涂尔干、纳托尔普和凯兴斯泰纳。
在涂尔干看来，对于社会来说，教育只是一种手段，“只是社会为了在儿童内心形成自身存在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而采取的手段”[40]。因此，“无论在哪里，教育首先是在满足一些社会需要”，[41]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状况都得到某些激励与发展，以适应整个社会在总体上对儿童的要求，并适应儿童将来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教育在于使年轻一代系统地社会化。——塑造社会我，这就是教育的目的”[42]。涂尔干认为，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双重人格，一个是“个体我”，一个是“社会我”。他把“个体我”与“社会我”对立起来，排斥“个体我”，主张人对社会的适应，以及教育对“社会我”的塑造。那么，何谓“社会我”?涂尔干指出:“……是这样一种思想、情感和习惯的体系，即在我们身上表现的不是我们个人，而是我们作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的社群或不同的社群。宗教信仰、道德信仰与习俗、民族传统和职业传统以及各种集体信仰，就是这样的体系。这种体系的总和便是社会我。”[43]
社会本位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纳托尔普同样主张教育的目的是塑造“社会我”。他认为，“在事实上个人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只因为他生活于人群之中，并且参加社会生活”[44]。因此，“在教育目的的决定方面，个人不具有任何价值;个人不过是教育的原料;个人不能成为教育目的。教育目的，只是社会化，因为社会化而使一个民族的整个生活道德化。离了社会，便没有教育存在”[45]。
在社会本位论的教育目的观中，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是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他批评学校过于培养学生的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以及学校对知识的自私追求使学生的发展几乎不带有社会的性质。在他看来，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不仅高于个人利益，而且高于他国的利益。因此，教育的目的，就是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为此，他指出:“我认为国家公立学校的目的——也就是一切教育的目的——是教育有用的国家公民。”[46]教育的第一目的，“是要使他们热爱劳动、提高工作效率”;教育的第二目的是要“培养明智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即“必须使学生深刻体会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最终使学生成为服务于军事的国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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