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分析写作杂谈，新闻分析产生的背景

新闻分析写作杂谈

怀成波

新闻分析是一种寓倾向、观点和立场于客观分析中的评论,即对新闻事件的一种客观形式的解读。新闻分析是我国新闻园地里出现的一种年轻的论说文样式。

新闻分析产生的背景

在西方媒体中,新闻分析(News Analysis)是一种常见的言论性报道形式,俯拾即是,如美联社1965年3月3日播发该社驻华盛顿记者海托华撰写的一则新闻分析,指出是美国总统约翰逊下令美军2月发表新闻分析,强调勃列日涅夫(主席)和福特(总统)在欧安会上的讲话,明确表明造成美苏敌对的冷战的基本愿望仍然不变;路透社1981年7月8日的新闻分析认为,英国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和社会混乱,是引发暴乱、纵火和抢劫的原因;德新社2005年10月12日就德国政局发表一篇题为《为赢得总理宝座,默克尔被迫作出重大妥协》的新闻分析。

新闻分析这种新闻体裁为我国新闻工作者所认识并付诸实践,则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但对新闻分析的归类,我国新闻界一直看法不一。近年来我国出版的一些新闻评论专著大都未把新闻分析纳入新闻评论的范畴。人民日报社社长邵华泽1996年出版的《新闻评论概要》,把新闻分析和述评都排除在新闻评论的范围之外;新华社著名评论员闵凡路在1996年的评论集中说,新闻评论从形式上可以分为五类：一是社论、评论、编辑部文章,二是记者述评,三是短评,四是编者按或编后记,五是大家谈、今日谈、杂谈等小评论;1999年湖北出版的程世寿和胡思勇合著的《当代新闻评论写作》,把报纸的新闻评论分为10类：编辑部文章、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编后、观察家评论、个人署名评论、杂文,该书认为新华社的新闻评论主要有三种：评论、评论员文章、述评;2000年北京出版的李德民著《新闻评论写作》认为,根据形式分类,新闻评论大体可以分为五类：社论、本报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署名评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丁法章著的《新闻评论教程》综合各家之长,把新闻评论按主要性能、评述内容和表达方式分为三大类,也未提及新闻分析。

新华社是全国最大的新闻发布机构,拥有全国最大的新闻采编队伍,新华社播发的各类新闻稿件在新闻界有重大影响。在新华社新闻稿体裁分类中,评论包括社评、评论员文章、述评、新闻分析、短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出版王振业、胡平的《新闻评论写作教程》(修订本)中提出,根据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原则,按内容的性质,将新闻评论分为5种,即立论性评论、驳论性评论、阐述性评论、解释性评论和提示性评论,新闻分析被纳入解释性评论范畴;国家新闻出版署1995年委托新华社所属新华出版社编撰的、列入国家“八五”出版规划的《中国新闻实用大词典》,把评论分为28种,新闻分析是其中之一;同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国家级国际新闻奖,在第一届评选规则中规定,国际评论类包括新闻分析、述评、随笔、专论。

新华社最早播发的标明新闻分析的国际新闻稿件,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分社记者江瑞熙1981年3月26日发回的《权力移交前夕的阿根廷》。截至2005年11月30日,20多年来,新华社共播发国际新闻分析2946篇,在国际评论中数量仅次于述评。新华社国内新闻分析出现稍晚,最早的一篇是1984年5月1日播发的《五年比二十六年——从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公报看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生活的三大变化》,作者为徐辉中、于有海。

新闻分析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国际新闻报道,特别是国际评论,直接为外交工作服务,甚至成为外交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稿件直接送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抗美援越;朝鲜停战谈判、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国际共产主义大辩论、反两霸重点打击苏修等报道中,揭露、批判和斗争是国际评论的“主旋律”。这期间的新华社国际报道和评论也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反革命集团掌握宣传大权,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散布极左思潮,搞四面出击、强加于人。红卫兵大字报文风也渗透到我们的国际评论中来,致使许多评论锋芒毕露、火气十足。笔者在上世纪70年代参加新华社国际部中东问题报道小组,撰写的25篇述评中,今天看来多多少少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这些文章新华社都发表了通稿,全部为《人民日报》刊登。如《人民日报》1976年4月22日刊登的《不容抵赖》一文中有这样的词句：“勃列日涅夫是苏修在埃及搞霸权行径的策划者。他往往利令智昏亲自登场,粗暴地干涉埃及内政”;“气急败坏的勃列日涅夫在8月给萨达特的一封信中,对埃及进行威胁恫吓。他气势汹汹地说……”;“勃列日涅夫还以太上皇自居,要埃及……”;“埃及的这一果断行动,打在苏修在开罗的代理人身上,却痛在莫斯科主子的心上。但是,苏修颠覆埃及政权的贼心不死”,等等。

在“左”倾思潮泛滥的年代,在我们的国际报道和评论中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主观主义片面性。由于中苏交恶,我们对苏联的报道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从报喜不报忧到报忧不报喜,对其阴暗面无限放大,甚至在我们的评论中出现“苏联人吃的面包越来越黑”的笑话。在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报道中,以苏联划线,简单化、绝对化。对重大国际事件的评论观点有的失之偏颇,为了论证观点,硬塞进一些套话,形成模式化,难以服人。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一再批评、制止国际宣传上的极左错误倾向。毛泽东指出,新闻要尊重事实,讲道理,反对骂人,反对那些绝对化的说法,主张“说理才能争取人心”。周总理指出,写新闻要尽量避免用“血腥罪行”、“滔天罪行”这类词句,要尽量以事实为根据去说服人,要以理取胜。火气太大,国外报纸和读者很难接受。

“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后,1983年新华社党组重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世界性通讯社的目标。新华社在对“左”的倾向进行清理和批判的基础上,认识到国际新闻宣传应当讲求实效,要有的放矢,不要强加于人。

新闻分析这种形式也就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从数量上和应用范围上都大大超过精神文明论、评论员文章。一些国际事件的评论,原本采用述评体裁的纷纷改用新闻分析。80年代,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地方报纸纷纷复刊,晚报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各类报纸都非常重视刊登国际新闻,对国际新闻分析、国际随笔等体裁都非常欢迎,新华社除发通稿外,还应约向各报提供新闻分析专稿。

新闻分析受欢迎,是因为它的客观形式更容易满足国内公众对新闻事件的深层次了解的要求,也容易为海外持不同观点的受众所接受。另外,重大国际事件本身的错综复杂,也使新闻分析这一客观形式被广泛采用。新华社要同西方通讯社竞争,也必须改进报道方式和文风,避免断章取义、强词夺理。这样既宣传了自己,又不使受众反感。

新闻分析的特点

新闻分析与社论、评论员文章、述评、短评等评论体裁不同,它不必直接阐明观点或正面表态(但有时也不排除必要的正面表态),不必明确表示赞同、反对或持保留、中立的立场,而是侧重通过事实的逻辑,客观分析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揭示事件与各种因素的内在联系等手法,表明作者对事件的倾向、观点和立场。

新闻分析在分析事件的是非曲直时尽量采用外国人士或媒体的话,也可虚拟“据报道”、“此间分析人士认为”、“此间观察家认为”来表达记者的倾向性看法,避免记者直接站出来发表意见。新闻分析的笔调在各新闻评论的样式中最平实、最少“宣传味”。

笔者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任新华社华盛顿分社记者,主管美国外交。当时正处于冷战时代的末期,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并未偃旗息鼓,而是愈演愈烈。1989年7月9日记者就前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访问西欧、美国总统布什访问东欧互挖墙脚、相互争夺,撰写了一篇新闻分析《引人注目的交叉访问》,《人民日报》第二天刊登,受到好评。这篇文章大致具备了新闻分析的一般特点。《中国记者》杂志1989年9月在“作品评析”栏目下刊登秦殿杰撰写的一篇评介文章指出：

记者身居华盛顿,关注局势,看到“进入盛夏的欧洲,外交活动……如火如荼”的情景：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欧洲常规裁军的谈判”,在维也纳“加紧进行”;布什提出的裁军新建议,“北约专家们在布鲁塞尔……做最后润色,准备在9月份抛出”;美苏关于战略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双方代表在日内瓦“绞尽脑汁”;“东西方关于化学武器等谈判,也在同时进行”。种种事件的纵横交错,引发记者灵敏的触角,在对比中提出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两个超级大国的首脑——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主席亲自出马,穿梭于东西欧之间”,这是为什么?作为“晴雨表”的记者在这里对气候的异常变化迅即作出了反应,提醒读者关注这《引人注目的交叉访问》。于是,看上去好似孤立、分别各自行动的戈、布出访,上升为“交叉访问”,有了新的意义,成为紧密相连的有机体了。

在摆明美苏间交叉访问东西欧的事实之后,记者着意阐述这一现象的本质意义,增加了文章的深度。“当前,国际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美苏……在欧洲的活动呈现出新特点。戈尔巴乔夫……频频发动和平外交攻势……”而作为对手的布什,“则把一些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和目前遇到的经济困难,视为向苏联及东欧阵营发动和平外交攻势的天赐良机”。记者作如此对比的描述,渲染出了美苏互为对手、相互争斗的态势。众所周知,目前国际形势是向着缓和的大潮发展着,美苏的谈判、对话取得不断进展,缓和的趋势增强了;但是,美苏两家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互为对手,相互竞争、争夺的一面并没有减弱,甚至某些地方、某些问题上还是相当激烈的。记者的文章后半部分,点出了美苏互挖墙脚的争夺战。“戈尔巴乔夫对英国和西德的访问”“取得很大成功”,使布什“自叹弗如”;戈氏巧妙地利用美国同盟的分歧,“恰到好处”地提出单方面的(短导)“削减计划”,获得良好形象。对此,白宫愤怒地斥之为“挑拨离间”;布什也施展手段,“打进”波兰、匈牙利,“还咄咄逼人地要求苏联立即开始从波兰撤军”,生动地点明如此“交叉访问”的争斗本质。然而,为了掩人耳目,布什公开讲话时却表白“他的东欧之行……并非企图在苏联与其东欧盟国之间打进楔子,也无意谋求对苏联的政治优势”。如此“佯称”,真个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是难以遮羞的。记者为了使这一点更加清楚些,又引用《纽约时报》的报道“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插足东欧感到愤怒”,戈氏提醒西方领导人,同东欧国家打交道时要采取“负责任的态度”。这一材料运用得颇佳,使戈氏的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记者的这种敏感和把握局势的能力来源于锲而不舍的分析研究,只有平日勤奋地积累材料,才能辨明事态的进展变化,作出明确的分析,阐明正确观点与论断。如果没有平日的观测气候、望风云,是不可能在布什总统启程东欧之行的当天就发回这样的分析文章的。

“怀成波的这篇新闻分析,全文1100字,内容充实,写得有背景、有议论,而且文字简练、通畅。文章开头也写得活泼,借时令的变化,喻外交活动之炽热,一句话把读者带入热闹、多变的政局之中,吸引读者一定要看个究竟。”

引人注目的交叉访问

新华社记者　怀成波

新华社华盛顿7月9日电　在进入盛夏的欧洲,外交活动非但未因休假季节而呈颓势,反而更加如火如荼。

在维也纳,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关于欧洲常规裁军的谈判,正在加紧进行。布什5月29日在北约首脑会议上提出新建议,要求双方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达成协议。北约专家们在布鲁塞尔总统府对这一计划的细节做最后润色,准备在9月份抛出。

在日内瓦,美苏上月中旬恢复关于战略武器和空间武器的谈判。双方代表为突破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最棘手的一些障碍——核查、陆基机动导弹和“星球大战”计划等——而绞尽脑汁。东西方关于化学武器等谈判,也在同时进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两个超级大国的首脑——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主席亲自出马,穿梭于东西欧洲之间。

今天,布什从华盛顿启程,开始他称之为“历史性”的东欧之行。他将先后访问波兰和匈牙利,然后飞往巴黎,参加14日开幕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

在布什到巴黎的前一个星期,戈尔巴乔夫对法国进行了他1985年以来的第二次访问,并堂而皇之地在斯特拉斯堡欧洲委员会发表演说。在此之前,戈尔巴乔夫还分别访问了英国和西德。7月6日,他又赶在布什东欧之行的前夕,从巴黎飞往布加勒斯特,召开华约七国首脑会议。

当前,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欧洲的活动呈现出新特点。戈尔巴乔夫利用布什政府对对外政策进行审查回顾之机,频频发动和平外交攻势,就削减欧洲战术核武器等问题,提出一系列新建议,受到西欧国家的广泛欢迎。戈尔巴乔夫对英国和西德的访问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在西方民意测验中,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布什。布什公开承认,他在同戈尔巴乔夫的“公关”竞赛中,自叹弗如。但最使美国恼火的是戈尔巴乔夫巧妙地利用美国同西德等北约盟国因短导问题上的分歧,恰到好处地提出单方面的削减计划。白宫发言人愤怒斥之为“挑拨离间”。

而布什则把一些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和目前遇到的经济困难,视为向苏联及东欧阵营发动和平外交攻势的天赐良机。今年4月,布什对美籍波兰人社团宣布,美国将向波兰提供一揽子援助计划。但布什在许多场合一再声明,美国的金元外交并不是无条件的,波兰和匈牙利必须按照西方的要求,进一步采取“民主”措施,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市场经济,才能指望美国和西方伸出“援助”之手。布什在同波兰记者谈话时,还咄咄逼人地要求苏联立即开始从波兰撤军。另一方面,布什声称,他的东欧之行,没有地缘政治目的,并非企图在苏联与其东欧盟国之间打进楔子,也无意谋求对苏联的政治优势。

据《纽约时报》报道,戈尔巴乔夫对布什插足东欧感到愤怒,在同密特朗会谈期间一再提醒西方领导人,在同东欧国家打交道时,要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新闻分析的另一特点是其时效性。它是对最新发生的重大和突发新闻事件的快速反应,直接回答读者对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提出的“为什么”和“怎么样”等疑问。新华社驻外记者头脑中都有这样的观念：一旦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如政变、内阁改组、大选揭晓、政策突变、冲突爆发等,记者在发消息的同时,就开始为配发新闻分析打腹稿,消息和新闻分析在第二天同时见报,最大程度地满足读者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是非曲直的深层次了解的要求。

如1990年5月31日至6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华盛顿举行最高级会晤,这是重大国际新闻,举世瞩目。大约2400名记者在现场采访。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对美苏峰会取何态度,也引起西方媒体的关注。新华社是派驻华盛顿记者最多的中国新闻机构,新华社的报道,特别是言论报道,对影响国际舆论具有积极意义。6月1日下午,布什同戈尔巴乔夫在白宫签署了一项《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联合声明》,该声明概述了战略武器谈判近10年来取得的进展,并重申决心在1990年年底之前签署条约。笔者当晚向北京发回一篇新闻分析《美苏军控谈判的新成果》,总社各语种对外播发后引起国际上的重视。美国合众社6月2日报道各国反应时说：“中国贬低华盛顿会议的意义。官方的新华社记者怀成波发自华盛顿的新闻分析认为,‘国际形势变幻莫测,任何未知和突发因素都可能影响条约的最后完成。即使到年底能顺利签约,并切实执行,削减的范围和数量也是有限度的。’”美国新闻署外国记者中心高级官员斯科扎说,新华社的反应真快。

对可预见和已知即将发生的新闻事件在发生前也可以作出快速的反应,如重大国际会议、交战双方签署停火或和平协议、国家领导人的关键性访问、总统或总理就职等。近年来,关于新闻事件发生前进行预测性和判断性的新闻分析,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读者以先知为快。如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打响后,美国为了协调同土耳其的战略伙伴关系,派国务卿鲍威尔于4月1日访问土耳其,笔者当天从安卡拉发回新闻分析《鲍威尔访土与土美关系》,对这次访问的目的作出了预测,结尾一段是这样写的：“此间分析人士认为,鲍威尔访土意在一箭双雕,一方面修补同土耳其的关系,一方面说服土耳其‘更积极’地支持美国的对伊战争。土耳其虽然向美国战机开放了领空,但美国认为还不够。据报道,鲍威尔此行可能会提出新的要求。情况到底如何,有待观察。”

新闻分析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一般触及涉华问题,因为涉及中国问题的评论必然要求立场明确、态度鲜明、明辨是非。这类题材要根据外交斗争的需要,采用社评、评论员文章、述评、短评等体裁。

新闻分析的结构和语言

一般来说,一篇社论、评论员文章或述评的结构要由论点、论证、结论“三大块”或三大要素组成,有人称其为评论“三部曲”。新闻分析既然属于评论的一种,它也具有其他评论样式的某些共性,在谋篇布局上依据事物的内在联系来安排文章结构。新闻分析首先必须有新闻事件,然后对新闻事件发生的原因、事件同各有关因素的逻辑关系、事件发生的后果及影响、事件前景的预测进行分析。读者往往能从记者的客观分析中得出自己的结论。

关于新闻分析的结构格式,未见有专著论及。笔者姑且根据自己新闻从业的经验尝试进行划分,可能不一定科学。

1.客观叙述式

这种结构方式的特点类似一篇散文,在对新闻事件的铺展叙述过程中提出问题,通过相关事件的引述和由表及里的分析,达到解读的作用。如《引人注目的交叉访问》以近似“白描”的方法介绍1989年夏天苏美关系中的一系列事件,引出戈尔巴乔夫同布什在东西欧之间交叉访问,通过分析使读者感到“交叉访问”现象非同寻常,的确“引人注目”,其背后含义是两个超级大国对欧洲争夺的升温。这篇新闻分析结构实际上是“两大块”——新闻和分析,文章的结论尽在“不言中”。

2.答问释疑式

这种结构方式是新闻分析最常见的一种,通常是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结论。有的标题就用疑问句,十分醒目,常用“为何……”“缘何……”“……为哪般”“……的背后”等等;有的标题用陈述句,文内仍用问句提出疑问。答问释疑式的好处是开门见山、有问有答、一目了然,如同“竹筒倒豆子”。有的回答问题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句式,有的用“首先、其次、再则”,有的更列出“一、二、三、四、五”的顺序,这样的行文方式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笔者2000年1月13日发自土耳其安卡拉的《土耳其政府为何“刀下留人”》,可说是一篇答问释疑式新闻分析。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从80年代打响反政府军事行动第一枪,谋求将聚居土东南地区的1200万库尔德人分离出去。库尔德问题成为土耳其政府的心头大患。库尔德工人党党魁厄贾兰1999年被土特工从国外抓获。厄贾兰“国人皆曰可杀”,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以叛国罪判处其死刑。但由于种种原因,土政府决定“刀下留人”。这篇新闻分析就是解答为什么要“刀下留人”。

文章开篇就说“土耳其三党联合政府经过7个半小时的紧张辩论,于12日深夜决定‘有条件’地推迟执行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厄贾兰的死刑”,点出厄贾兰问题的复杂和艰难。

第二段交代此人虽然已经被法院判处死刑,但死刑执行还要过议会核准关和总统签字关。土耳其政府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将此案扣下来,“那么,土耳其政府缘何在此案提交议会之前将其搁置起来呢?”

第三段分析土政府作出决定的外部原因,主要是欧盟的干预,积极谋求加入欧盟的土耳其“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第四、五、六段详述“深刻的内部原因”。

结尾一段以“此间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引出结论：三党联合政府“作出了一项十分困难的决定”,“欧洲法院对厄贾兰一案作出裁决需要时间,这就为土耳其政府进一步统一各界意见、最终妥善处理厄贾兰案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

几年时间过去了。土耳其政府虽几经更迭,厄贾兰仍在囹圄之中,未上断头台。事实证明,土政府当时的决定是符合土耳其最大国家利益的。

土耳其政府为何“刀下留人”

新华社记者　怀成波

新华社安卡拉2000年1月13日电　土耳其三党联合政府领导人经过7个半小时的紧张辩论,于12日深夜决定“有条件”地推迟执行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厄贾兰的死刑。

非法组织库尔德工人党的领导人厄贾兰,于去年6月被土耳其国家安全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此案证据确凿,上诉法院维持原判。根据土耳其法律,死刑还需议会核准并经总统签字方能生效。那么,土耳其政府缘何在此案提交议会之前将其搁置起来呢?

首先从外部看,此案遭到欧洲国家的直接干预。欧盟成员国普遍废除了死刑,以此标榜人权。欧洲人权法院向土耳其当局提出厄贾兰案延期执行,以便他们按欧洲标准重新审核并作出裁定。这一程序可能持续两年时间。欧洲的干预使土耳其的司法主权复杂化。土耳其在去年12月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上被接纳为“东扩”的候选国,这就使土耳其面临严峻选择。如果同欧盟闹僵,土耳其为加入欧盟而付出的多年的努力可能前功尽弃。

土耳其政府此次“刀下留人”也有深刻的内部原因。厄贾兰被捕后,从狱中发出号召,要求追随者放下武器,用和平方式谋求库尔德自治,极端势力逐渐式微。舆论认为,如果将屈服求生的厄贾兰送上断头台,厄贾兰的追随者可能会重新啸聚山林,恐怖主义死灰复燃。过去15年里,在政府同库尔德游击队发生武装冲突中,有3万多人丧生,军费开支数亿美元,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都受到拖累,往事不堪回首。

无论是欧盟疏远还是战事再起,对处于低迷状态的土耳其经济都将是雪上加霜,土耳其领导人新年之际提出的关于在新世纪跻身世界十强的宏伟目标,将难以实现。凡此种种,都使土耳其政府领导人踌躇再三、举棋不定,但又不能不审时度势痛下决心。埃杰维特总理强调,欧洲人权法院无权改变土耳其法庭的裁决,鉴于土耳其需要遵照国际义务,联合政府领导人同意“暂时推迟”执行厄贾兰死刑,但他同时警告说,如果厄贾兰案在欧洲人权法院的上诉程序被利用来损害土耳其利益,三党领导人将再次会晤并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

另外,联合政府内部也出现过严重分歧。由民主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三党组成的土耳其现政府,是去年6月9日获得议会通过的。民左党主席、总理埃杰维特在祖国党主席耶尔马兹支持下,主张从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前提下考虑厄贾兰案的执行问题,民行党主席、副总理巴赫切利受到来自基层党员的强大压力,他们曾要求政府尽快将该案提交议会批准执行,否则该党将考虑退出联合政府。

此间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厄贾兰问题是土耳其国内最引起争议的问题之一。三党领导人在联合政府最高级会议上最后达成谅解,作出了一项十分困难的决定。欧洲法院对厄贾兰一案作出裁决需要两年时间,这就为土耳其政府进一步统一各界意见、最终妥善处理厄贾兰案留下充分的回旋余地。

3.诠释解析式

这种结构方式一般适用于头绪比较复杂的重大问题,不是简单的问答就能成篇,而是要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铺陈,条分缕析、夹叙夹议,然后才能得出结论。

2002年年中,土耳其政局动荡、民心不稳,“山雨欲来风满楼”。笔者当时采写一篇新闻分析《土耳其迎来多事秋》,刊登在2002年7月18日《参考消息》上。文章开门见山,用白描的手法介绍了土耳其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7月的土耳其进入盛夏,小亚细亚半岛热风阵阵扑面而来,使人感到些许不可名状的焦躁和不安。自从5月初埃杰维特总理生病以来,政府各项工作停顿,各种政治势力的暗潮涌动却有增无减,似乎预示着暴风骤雨即将来临。”一个国家政治形势演变因素是多方面的。文章从联合政府内部互相拆台、全国面临严重经济萧条和外交受挫三个方面,解析“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危机局面。结尾一段得出结论,同开头相呼应：“现在的问题是埃杰维特政府能否维持到选举,如果政府倒台将由谁来接替。即使现政府能硬撑到选举,也将面临一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各派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拼死争斗的一场混战。可以预料,夏天过后,土耳其将迎来一个更加充满变数的多事之秋。”

土耳其迎来多事秋

新华社记者　怀成波

新华社安卡拉2002年7月18日电　7月的土耳其进入盛夏,小亚细亚半岛上热风阵阵扑面而来,使人感到些许不可名状的焦躁和不安。自从5月初埃杰维特总理生病以来,政府各项工作停顿,各种政治势力的暗潮涌动却有增无减,似乎预示着暴风骤雨即将来临。

一、联合政府岌岌可危

7月7日,联合政府中的民族主义行动党主席、政府副总理巴赫切利首先发难,要求正在休会期间的议会9月3日举行非常会议,并于11月3日提前举行大选,解决土耳其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翌日,埃杰维特总理领导的民主左翼党副总理厄兹坎出人意料地宣布辞职,并同时退出民主左翼党。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从8日到15日,像潮水冲破闸门一样,土耳其政府共有7名部长辞职,53名民左党议员退党。民左党在议会的席位从128席锐减到75席,从议会的第一大党沦为第四,在三党联合政府中退居第三。由于民左党分崩离析,联合政府在550个议席的议会所占席位总数下降到281席,只比半数超出6席,联合政府岌岌可危。根据土耳其宪法,要推翻政府,一是总理本人辞职,二是反对派取得至少过半数的276票,向议会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导致政府下野。

由于民左党地位江河日下,在联合政府内发言分量减轻。民族主义行动党和祖国党历来分歧较多,相互倾轧。现在两党都想把对方赶出政府,改善自己的地位。厄兹坎和11日辞职的外交部长杰姆,联合无党派的经济国务部长德尔维什,组成三驾马车,准备建立新的中间派政党,向埃杰维特政府发出挑战。

二、引发严重经济萧条

土耳其的政治“地震”在国际上引起消极反应。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取消了原定对土耳其的访问,原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由一些世界知名大企业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参加的投资商大会也宣布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团表示,要等政府稳定后才肯讨论下一阶段的援款计划。

1999年4月土耳其议会选举,民左党取得胜利,组成土耳其共和国诞生以来的第五十七届政府。可是3年多过去了,如今“忽喇喇如大厦倾”,原因何在?

2000年11月和2001年2月土耳其两次发生财政危机,土耳其里拉大幅度贬值,使全国陷入1945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数千家企业倒闭,通货膨胀、物价飙升,150万人失业。2001年全国负增长9.4%,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013亿美元下降到2001年的1481.66亿美元。同时债台高筑,截至2002年6月底,土内债达764亿美元,截至3月底外债高达1175亿美元,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35%。在首都安卡拉的阿塔图尔克大街一角,每天清晨可以看到人们排成长龙,购买由政府补贴的便宜面包,每个10万里拉,而在商店里为20万里拉。

三、内外交困面临选择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土耳其政府制订了三年经济改革计划,旨在摆脱危机,振兴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300亿美元贷款,其中2002年为160亿美元,世界银行也提供60亿美元。作为条件,土耳其许诺要实施一系列改革,包括全面改革银行系统,推行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税制和公共阶层体制,对能源和市场实行自由化,等等。这些苟刻条件又进一步造成下层老百姓和一般公职人员的贫困化,工会组织的罢工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加剧了公众同政府的对立。

在外交方面,加入欧盟是土耳其的国策,土耳其同另外12个欧洲国家是欧盟“东扩”的候选国,但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欧盟要求土耳其废除死刑,要允许库尔德人有权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接受教育和广播,但联合政府内部民族主义行动党坚决反对在这两个问题上对欧盟让步;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土族和希族领导人之间的直接会谈处于僵持状态,未能应欧盟要求在6月底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从而可能导致欧盟在2002年底同意接受塞浦路斯共和国加入欧盟;在已提到日程上的美国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土耳其也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

内外交困需要政府作出勇敢的决断和灵活的对策,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但埃杰维特总理患病两个月,长时间不能理事,致使政府群龙无首、政出多门。巴赫切利代行总理职务时,从其极右翼的民族主义行动党立场出发,在欧盟达标等问题上采取强硬的不妥协立场,致使土耳其同欧盟关系陷入困境。

7月15日,土耳其议长伊兹吉宣布,应民族主义行动党的要求,将于9月3日召开议会非常会议,辩论提前于11月3日举行的大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埃杰维特政府能否维持到选举,如果政府倒台将由谁来接替。即使现政府能撑持到选举,也将面临一次大分化、大改组,以及各派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拼死争斗的一场混战。可以预料,夏天过后,土耳其将迎来一个更加充满变数的多事之秋。

新闻分析的语言要求可能不像社论、评论员文章那样严谨、缜密、字斟句酌,也不必像国际随笔那样讲究文采,但准确、平实、畅达是最起码的。为了增强文章的逻辑力量和可读性,需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

(1)标题·开头·结尾

一篇文章,主题思想可以说是灵魂,结构是骨架,语言是血肉。标题可以说是文章的眼睛。这个“眼睛”可以抓人,透过“眼睛”可以窥视到文章的深邃内涵。一篇文章内容很好,但标题一般化,淡而无味,甚至蹩脚,就有可能失去读者;反之,一篇文章有个好标题,可以为文章增色,可以吸引读者饶有兴味地看下去。

笔者1990年11月7日从华盛顿发回的新闻《美苏经济合作的小步舞》,这个标题就很形象、深刻,概括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经济合作进展缓慢,同导语中引用美国《商业日报》关于美苏贸易关系“改善的速度犹如海龟爬行”的说法相印证。“小步舞”指的是18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名叫“米奴哀”的舞蹈,它曲调优美、节奏缓慢。舞者踏着细碎的舞步,在原地进退回旋转圈子。国内报刊文章曾引用过,笔者再次引用读者也不会感到陌生。

好的新闻分析标题往往言简意赅,又寓意深刻,如1992年夏治沔发自波恩的新闻分析《半是安慰半是忧》,概括法国全民公决以微弱多数通过规划欧洲联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后,德国人既感到安慰又对其他国家可能不予批准感到担忧的矛盾心态。布鲁塞尔分社记者张征东2000年6月27日发回的新闻分析《“核心欧洲”僵在“核心”》的标题也很有特色,描绘了由德法英几个大国组织的“核心欧洲”在欧盟发展模式上陷入僵局的情况。

新闻分析有个好的标题是第一步,开头与结尾的语言修饰也很重要。如果开头不好,同样不能吸引读者。结尾是文章的“点睛”之笔,俗话说“编筐编篓全在收口”。如新华社东京分社记者刘文玉1988年3月17日发回的新闻分析《难哉,日本农业》,标题很精彩,开头也很传神。这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春风又给日本大地送来喜人的新绿,但农产品进口自由化的冲击波却使日本列岛笼罩了愁云。根底虚弱的日本农业,正面临着空前的难题。”这样的描述有点类似国际随笔的写法。

中东北非经济首脑会议于1994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这是在以色列同巴解组织签署《奥斯陆协议》后阿以关系出现缓和的大背景下举行的。世界各大媒体都派精兵强将前往报道。新华社总社电令笔者从耶路撒冷前往摩洛哥参加报道组。在2日会议结束时笔者撰写了一篇新闻分析《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成果与启示》,结尾的一段是这样写的：“卡萨布兰卡会议表明,中东问题仍然是复杂的。阿以冲突在几个环节上有所突破,但不等于和平已成为现实。中东只有根据联合国决议原则实现阿以冲突的全面、公正解决,这一地区才能出现稳定,和平与发展才有保证。”按说,这段话意思已经完整,可以煞笔。但记者还是在句号后面加了一句：“这恐怕是人们在离开卡萨布兰卡时得到的最大启示。”这句话显然不是多余的“蛇足”,而是紧紧扣题,增加了文章的分量和回味的余地。

(2)注意修辞,恰当使用名句、成语、典故

虽然新闻分析等新闻评论主要是概念、分析和判断,不同于文艺作品,但修辞作为一种语言运用的手段,是一种艺术,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实践证明,任何一篇好的新闻分析,都不同程度地运用了修辞手法,尤其是比喻,更为多见。

从1995年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后,中东和平进程严重受挫,《奥斯陆协议》受到严重破坏。笔者1996年10月从耶路撒冷发给《望》的一篇新闻分析《中东和平进程驶入黑暗隧道》,用“黑暗隧道”比喻前景暗淡。1991年10月30日,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中东和平会议,会议成败的关键是以色列能否改变强硬立场。新华社驻开罗分社记者李竹润奉命前往采访,在会前撰写的新闻分析《且看劣马喝水否》,用“劣马”比喻以色列的顽固立场。结尾一段说：“中东和会即将召开。西方观察家认为,这好比把一匹马拖到了河边,至于它喝不喝,那是另一回事。”

美国总统克林顿2000年9月1日宣布,由于“技术和效能”等原因,决定美国目前不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至于何时部署留待下届总统再作决定。华盛顿分社记者刘江2000年9月2日发回新闻分析《克林顿为何把“烫山芋”甩给后任》,把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个难题比喻为“烫山芋”,不仅在标题中使用,并且贯穿全文始终。在第三段中说：“克林顿最终决定把是否部署NMD这个‘烫山芋’留给下届政府,显然有许多内外方面的原因……”最后一段在预测克林顿的后人将如何应对这个“烫山芋”时说：“……NMD这个‘烫山芋’到了克林顿后任的手中也难以凉下来……”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灿烂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产生不计其数的名句、成语和典故,为后人作文造句所广泛引用。政治家们常常用自然界的气象变化来比喻政治动向。笔者1989年5月9日从华盛顿发回北京的新闻分析《布什外交将走向何方》第二段说：“布什在1月20日就职演说中踌躇满志地说,当今世界正‘吹拂着一股新鲜之风’,然而,布什在外交上并未‘乘风振奋出六合’,而是关起门来对外交和战略进行通盘回顾检讨。与此同时,西方舆论惊呼的‘戈尔巴乔夫外交旋风’,却从欧洲吹到亚洲,从亚洲吹到美国大门口的加勒比海,又吹回欧洲。苏联外交攻势咄咄逼人,布什政府却显得优柔寡断、缺乏进取。美国和盟国报刊议论纷纷,颇多微词。面对内外压力,布什政府计将安出?”

布什用“新鲜的风”比喻东西方出现的缓和趋势,但布什政府并未借助这股“顺风”“乘风振奋出六合”,大张旗鼓地发动外交攻势。这句话出自唐朝著名文学家韩愈文章《忽忽》中的名句“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乘风振奋出六合”。“长翮大翼”指有长翎毛的大翅膀,“六合”指天地四方。

笔者2002年10月24日发给《参考消息》的一篇新闻分析《北线备战　双管齐下》的第四段开头说：“土耳其在伊拉克问题上拒绝唯华盛顿马首是瞻,主要是担心后果,‘拔起箩卜带出泥’,打乱地区平衡,特别是担心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坐大,‘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宣布成立库尔德国。”这句话中“马首是瞻”是最早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中的成语;“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是三国时期的典故;“拔起箩卜带出泥”则是当代习语。

外国文学名著中也有大量的典故,在中国读者中耳熟能详,如滑铁卢、天方夜谭、特洛伊木马、潘多拉盒子、多米诺骨牌、达摩克利斯剑等,也常常为我们写作新闻分析时所引用。实践表明,新华社的评论文章翻译成外文对外播发时,引用外国诗词、成语、典故,使文章更有说服力,往往能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如何写好新闻分析

新华社已故社长、著名记者郭超人生前曾语重心长地对年轻记者说：“当个记者不难,当个好记者不易。”这句话成了一句名言,鼓励着一代代新老新闻工作者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同样的道理,对于一个初步入门的国际新闻工作者来说,派往国外,或者留在编辑部,就某一问题撰写一篇新闻分析,当不是件难事,但要写得好,写得精彩,也不容易。那么,如何才能写好新闻分析呢?这不是一个写作技巧问题。笔者在近40年的国际新闻工作生涯中,四次被外派国外分社担任常驻记者,三进新华社国际部编委会担任终审发稿人,撰写和签发了大量新闻分析等各类稿件,至今也不敢说有什么可以称为“经验”的东西,只能讲点一鳞半爪的体会。

第一,最重要的是“抓两头”。一头是掌握和吃透中央精神,对我党和政府的外交方针、政策和策略以及关于国际形势的分析论述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一头是要有扎实的国际问题基础调研,时刻密切跟踪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既有对国际局势的总体把握,也有对地区局势、热点问题细致入微的深刻认识。所谓新闻敏感,从根本上讲就来自于“抓两头”。只有这样,当我们就某个国际问题着手撰写新闻分析时,就能站得高看得远,就能熟练驾驭材料,在谋篇布局中体现我们的倾向、观点和立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这些话虽是老生常谈,却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第二,不断提高自己的学识修养,力争成为专家型的人才。国际新闻工作者,既是新闻工作者,又是国际问题研究者,一身二任,要从这两方面充实和提高自己。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单位的国际新闻干部队伍,主要来源于外语院校,外语一般都比较好,但中文功底和知识面相对显得薄弱,需要不断加强这些方面的基本功。新华社从1983年重新提出建设世界通讯社的任务以来,每年的国外工作会议文件,都提出要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和纵论国际风云的名评论员。这就对国际新闻工作者的学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笔者上个世纪60年代在外交学院念书时,当时兼任外交学院院长的陈毅副总理,曾在全院大会讲话中指出,外交官、外事工作者、国际问题研究人员都要掌握好外文这门工具,但仅仅外文过关还不够,而是都要力争成为学者型的人才,要博古通今、满腹经纶;要多读书,做成箱成箱的资料卡片,要著书立说。他还特别建议涉外人员读《资治通鉴》,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掌握外交斗争谋略。

第三,重在实践,熟能生巧。无论是在国外当记者,还是在编辑部当编辑,要提高自己的评论和写作水平,笔者认为应当在“看、听、问、记、想、写”6个字上下功夫。“看”就是要留心看报纸、杂志、上网和看电视,分门别类地积累有关资料,学习别人文章的长处,包括模仿别人的写作方法;“听”就是坚持收听驻在国电台以及英国BBC、美国之音的新闻广播,不管是凌晨还是深夜,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旅途,不可一日中断,永远保持“消息灵通状态”;“问”就是个积累材料的过程,要利用一切采访场合向被采访对象发问,在记者招待会上要主动提问,通过电话采访或核实情况,还要向同行求教,甚至不耻下问;“记”就是把看到听来的信息、资料、观点、警句、名言、新颖的表达方法等,在“采访笔记本”上记载下来,用时随手拈来;“想”就是仔细琢磨看到的、听到的、记下的东西,在头脑中过滤,形成无数篇文章的构件或腹稿,半夜睡醒时想起一个好题目、妙句或文章构架,马上爬起来用笔记录下来,以免第二天忘记;“写”就是笔勤,不断练笔,笔耕不辍。

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从学校门进入机关门,就要立下勤学苦练的志气,“梅花香自苦寒来”,舍此难以成才。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同志在一篇题为《记者为何不“记”?》的文章中针对“现在记者不‘记’,或者少‘记’,似乎已成普遍现象”指出,许多著名的老记者,几乎都有勤记的习惯。现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也以勤记著称于新闻界。每次开会采访,他都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记,而且速度极快。据说,他的采访本已积累逾千。

笔者80年代在新华社驻非洲达累斯萨拉姆分社当记者时,亲身感受到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勤问勤记的好习惯。南方日报社社长丁希凌同志率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坦桑尼亚,访问一路记了一路,每天还同笔者核对笔记。郭超人同志1984年访问坦桑尼亚,抵达当天,不顾旅途和时差带来的疲劳,晚上整理笔记到后半夜。郭超人于2000年把15年前几次访问非洲时记录下来的材料整理出版,定名为《非洲笔记》。

新闻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行当。所谓资深记者、资深编辑、资深评论员,都是多年勤于实践形成的。鲁迅说：“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法的。”著名记者、作家肖乾说,当年巴金看了他写的小说《邮票》后多次鼓励他：“写吧,只有写,你才会写。”

怀成波,新华社高级编辑,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翻译协会会员。

1943年生于辽宁兴城,1966年毕业于外交学院,翌年到新华社国际部工作,曾担任国际部编委、国际部值班室副主任,以及新华社国际部、《望》新闻周刊评论员。

1981～2003年,担任新华社华盛顿分社记者,达累斯萨拉姆、耶路撒冷、安卡拉分社首席记者。

主要著作有《环球走笔30年》(新华出版社,2004年),《伊朗国王倒台始末记》(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