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师资队伍建设的几点意见

关于师资队伍建设的几点意见

谢友柏^[1]

建设一流大学,作为一个目标是需要的。没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就形成不了尖锐的矛盾,思想和工作就会庸庸碌碌,甚至于落入庸俗。但是实现这个目标是非常难的,需要几代人超常的奋斗。路子从一开始就要基本上走对。如果把实现目标的过程分成若干阶段,那么开始阶段走对路子就特别重要。别的一些学校地理条件比我们好,钱比我们多,我们要在竞争中取胜,必须要有我们自己独特的思维。

师资队伍建设、学科建设、管理体制建设和分配制度建设是相互关联的,要集中在一起考虑。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共同的属于全局性的关键认识问题。

一、一流的学科,首先要有一流的教授和一流的教学

什么叫国际一流水平?如果我们对差距估计不当,就会降低对难度的认识,就会减少对独特思维的追求,就会放弃超常的奋斗。

一流的学科,首先要有一流的教授和一流的教学。一流教授的最高标志当然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其次还有各个学科的国际大奖。现在我们国家也已建立了强度相当于诺贝尔奖金的大奖,每年两个。国际一流学科就要有获得这种奖项的教授或培养得出获这种奖项的人才。此外,在国际学术组织中应当经常被选入领导席位,在国际最高层次学术会议中经常应邀做大会主题发言,以及受聘主编国际权威学术刊物等等。一流教学的标志是世界各国学生纷纷慕名前来求学,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要有一流的专著和教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例如MIT就是以让世界上尽可能多学校选用他们的教材作为奋斗目标。而且不能只有一个一流教授,必须是一个水平相当的群体和形成一个水平相衔接的梯队,能在较长的时间代代相继。

一流学科,要有一流的研究成果。不仅得奖,还要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其理论和方法在世界上影响一个领域若干年。而且要有一流研究工作的氛围,能够吸引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学者前来参加研究工作。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经常有学术论文发表,例如英国Leeds大学的D.Dowson教授,他在20世纪60年代与他的学生一起解决了前人多次冲击但未能解决的弹性流体动力润滑数值方法,被誉为摩擦学20世纪的里程碑。他得了国际金奖,而Leeds大学至今也一直是全世界摩擦学界的圣地。

一流学科,一般应当具有一流仪器和设备的实验室。但这并非完全必需,因为可以利用其他专门实验室中的仪器和设备做高难度试验。

二、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建设不可能离开严格要求四个字

去年教育部组织评估我们的实验室时,有人责备为什么没有30岁的教授?中国历史中可以列举出好多青年才俊,但不是每—个青年都是佼佼者,佼佼者是万里挑一。遇到佼佼者,压住他,不让他脱颖而出,这肯定不对。但把多数人都当作佼佼者,下指标,比年轻,这是我们近年来在师资队伍建设中进入的一个误区,是一种曲解中央政策、不负责任的结果。建立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是逐步达到一流水平的根本保证。而高质量师资队伍的建设,不可能离开严格要求四个字。

我们研究所在过去20年中,曾有两次系里给了我们讲师名额,我们觉得我们的候选人条件还差一点,就把名额退回系里。有一位副教授是我的学生,他出国访学逾期不归,我就打报告将他除名。这是一个师德的问题,不遵守自己作出的承诺,怎么能为人师表?还有一位讲师,把研究所集体研究成果偷出去卖了。我们经过明察暗访证实之后,也把他给除了名。我们对博士后曾实行过一个政策:在站期间,不讨论副教授问题,出站后,根据业绩再说。

一流教授需要什么条件?除去上面讲过的教学、科研条件以外,还要有学科带头人的条件,这里面包括道德上的认可、学术威信、组织集体工作的能力和包容心等。一个人,大学本科毕业生时大概是22岁,拿到硕士、博士学位通常需要6～8年,也就是30岁了。难道马上就能具备上述条件?不要说经过千锤百炼,就是考察也来不及。你敢把一支队伍和几千万的经费让他带、让他用?知识和威信都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中国工程院一直希望能遴选到年轻的院士,但是我们还要坚持标准。现在年轻人的申报材料中,往往有很多不实之词,这使我们看了很痛心。这种人是不可能被考虑的,因为首先有一个学风的问题。

目前这种在误区中徘徊的做法,至少已经产生了三个恶果:

(1)滋长了不愿艰苦做学问的风气。居里夫人为证明镭的存在,在除她丈夫外没有人支持(科学研究往往如此)的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做了5 000多次试验,经过了5 000多次的失败,最后才取得了成功。现在我们是不是很多人能经得起这么多失败?不做学问怎么能成为一流?

(2)破坏了学术权威的形成。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研究集体。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是教授,我也是教授,谁听谁的。我们整天号召要搞大的研究集体,要搞大项目。号召有什么用?我们自己的做法破坏了我们号召的目标。

(3)真正年轻的佼佼者,反而被埋没了,不可能脱颖而出。你能拿出来的钱是有限的,大家一平分,谁也别想上去。

过去计划经济,所有学校都是一样的,教授也是一样的。现在国家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改变了做法。我们的思维也要跟着变化,各个学校的教授应当是不一样的。不能说人家怎么提升,我们也怎么提升。高水平大学副教授的水平,就应当超过一般大学的教授,不然国家为什么给你那么多钱?在高水平大学里,做到副教授退休,应当是正常现象,应当在全体教师中形成这种观念。有人担心留不住人,我想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有人是共产党员,现在总会有人愿意做学问的,关键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和工作。

三、教师的素质对学生的素质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教师成长的过程因人而异,不能套一个固定的模式。但一般说来,获得博士学位进校做教师后,还必须继续以研究工作为主,兼做教学辅助工作。—是因为他们正值搞科学研究的年华,这时不让他们在研究上出成果,实在太可惜了。相反对于教学,他们却还没有经验。二是因为他们还需要继续出成果以确立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单靠攻博时的三四篇论文,学术界还不能形成对他的看法,而这正是他日后向学科带头人发展所必需的。这时,他是在老的学科带头人的教导下工作,在领域上和方向上都接受学科带头人的安排,有利于学术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有利于研究集体的巩固和壮大。当他在学术上逐步有了成就,对于人才成长的看法已经成熟,对教学也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此时就可以逐步在讲台上承担主要责任。不要忘记,我们是把下一代的接班人交给他培养。教师之与学生,除掉传授知识关系以外,还有人格的熏陶关系。现在强调素质教育,教师的素质对学生的素质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巨大作用。

如果要解决目前教授过多、过滥的问题,我有一个具体建议:经过周密准备,两年后打一场硬仗,所有教授全部重聘,然后把工资差距进一步拉开。这时的教授,需要是名副其实的学科领头人。

目前学校存在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有学术造诣的人搞科研,不上课;上课的人没有搞过科研,或在学术界没有地位。这是我们自己的政策造成的。以后要规定:至少上过四门课且效果良好的人才能被聘为教授,至少上过两门课且效果良好的人才能被聘为副教授。受聘以后,教学工作要在考核中占三分之一,研究工作占另外的三分之一,做各种社会工作的成绩,也要占三分之一。

四、高等学校必须重视基础研究

虽然有的国家认为,21世纪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研究和开发之间的界限将变得模糊,但这与要每一个教师都去搞产业化和每一项研究都要与产业化挂钩并无共同之处。如果每开展一项研究,都需要考虑完成时要出什么东西,那么他就不可能去探索未知,从而也不可能真正在科学的前沿研究。从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中可以看到,现在真正好的项目非常少。产业化是产品开发的一个具有特定任务的阶段,任务的内容十分复杂,而研究则是相距甚远的另一个阶段,两者之间可以渗透,但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不走出这个误区,也是不可能出一流教授的。这个问题以后在合适的场合再进一步展开。

五、师资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理想和道德的培养

现在社会上把院士“炒”得很热,实际上这并不是爱护院士,我们必须用清醒的思维对待。院士少不一定是问题,问题是你的师资队伍当前水平究竟如何?以后发展的前途究竟如何?当前状态是过去工作中问题的结果。不去解决问题,这个结果在以后还会进一步发展。当然可以从外面聘一些院士,但如果自己产生不了院士,外面的院士来了也无法工作。“院士”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说明他在过去所在的环境中做出过一些成绩。换一个环境,或者是过了他的黄金年华,就不可能寄希望于他再有什么大的作为。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老老实实地治理好自己的毛病,形成老老实实做学问的群体和老老实实做学问的风气,为以后能有许多学科真正走到国家前列或国际一流打下坚实的基础。到那时,作为自然结果,涌现一大批院士,就不足为怪了。

师资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理想和道德的培养。摆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面前也是同样的问题,这就是最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学校现在面临的机遇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是惊涛骇浪。如果我们不能驾驭局面、做好工作,我们将无以向当年举家西迁和40年来在这个校园中奉献了自己全部青春的数千教职员工和全国对西安交大寄以期望的数万校友做出交代,更不要说党和国家的厚望。

(刊于1999年第4期)

【注释】

[1]谢友柏,西安交通大学润滑理论及轴承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