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丛林法则与“中和”法则的再次博弈

中国的民族复兴和国营经济主导下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密切相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及逐步成熟密切相关。因为经过先前反复实践，人们已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西化”是市场经济基础上发展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苏化”是取消市场经济和消灭自由资本主义而走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官僚资本主义。经过一个多世纪艰难探索，中华文明转型终于明确，唯一正确的路径必须是将国家的主导作用和市场经济的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伴随着私有经济的大量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日渐活跃，亚当·斯密所说的“自利人”、“经济人”，边沁所说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自然就会获得许多人的认同。大一统国家中，由于各级政府掌控着国家和地方经济命脉，直接掌控着各种生产要素的主要分配权，政府实际上成了“经济人”，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各种利益的驱使，许多权力拥有者会形成大量权力寻租、权力越位、权力缺位问题。权力本身亦因此成为牟利者追逐的目标。生存斗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于是大行其道。

中国的民族复兴是和中国成功地走向现代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代化所造就的工业文明、城市文明、信息文明，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比较充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将人引向了新的异化。如工业化，带来劳动的解放，同时又使人的生存与成长、人的全部活动，越来越受制于外在于人自身的经济与政治乃至社会力量；工业化不断追求高度发展，会纵容、鼓励和引导人们追逐利益最大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与利欲不断膨胀相联系的，是物欲的不断膨胀，义与利严重失衡，道与欲的严重失衡，社会两极化趋向亦因此难以遏制；市场化，带来物流、资金流、人流、知识流的解放，同时使人与人之间以契约关系与货币关系取代了原先的自然关系；城市化，人口、资金、信息、生产力、消费都高度集中、特别密集，但同时却破坏了人与人之间传统的联系纽带，使人变得过于个人化、孤独化；对于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更导致纵欲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泛滥，使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知识化，提高了人们的素养，同时又使人们为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所支配，丧失人文主义、理想信念和终极价值的追求；信息化，使互相全面依赖关系的建立成为可能，但同时又会使人与人的交往虚拟化，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为工具理性所支配；如此等等。

所有这一切，又给丛林法则的横行打开了闸门。

丛林法则在中国当代民族复兴中产生过相当大的刺激作用，但负面影响更不容忽视。因为它使社会产生一系列新的极为严重的矛盾与冲突，完全有可能从根本上破坏中华民族继续复兴，并葬送先前已取得的成果。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当代民族复兴的全过程中，“中和”法则一直在同丛林法则进行着激烈的博弈，努力约束丛林法则作用的范围和作用的力度。

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概念的提出，赋予“中”的本体论与“和”的实践论以崭新的时代内容。它并不完全抹杀丛林法则在发展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但将采取各种措施使它的作用不致破坏和谐社会的建设，而是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支积极力量。

第一项重要措施，是使国家权力从全能主义的威权体制转变为政治民主化基础上的有限权力，变成真正受到有效监督、有效制约、有效制衡的权力，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防范权力寻租、权力越位、权力缺位现象的发生，一旦发生，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惩治。

第二项重要措施，是大力推动公民社会、公众社会的健康成长和早日成熟，使它们真正成为全社会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通过公民社会、公众社会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强化对于各级权力实施的有效制约、制衡与监督，使得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人一生的每一方面，从而从底层为和谐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项重要措施，是全力加强科学、教育、文化建设，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素质，将培育现代道德人、社会人，培育现代社会责任伦理、现代人生观，放在最为突出的地位，从而将国家政权的有效运作与主导作用同人民大众真正当家作主切实结合起来。

为克服现代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新的异化，和谐社会建设将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全社会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目标，便必然会自觉地将不断丰富和充实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进行统筹，自觉地努力推动工业化进程和生态化相结合，城市化进程和人性化相结合，市场化进程和社会公平化相结合，世界化进程和民族国家的主体性相结合，推动经济成长和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以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密相结合，推动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东部中部和西部、汉族和所有其他各民族的协调发展。

回归“中和”宇宙观与实践论，在现时代全新环境中创造性地发展与丰富“中和”宇宙观与实践论，必定能够引导我们国家逐步实现人自身身心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普通人与权力掌控者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