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

第二节　大西洋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次重要转型，即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转向福特制资本主义。其核心标志是美国的福特主义开始向欧洲蔓延，以一种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替代了工厂手工业生产方式，以科层制为基础的组织化体系替代了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35]这一历史剧变，吸引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目光，他们纷纷聚焦于这一新颖的“福特主义话题”，试图探究它的源起及其主要内涵。

“福特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者是葛兰西，他使用“福特主义”一词来描述一种基于美国方式的新的工业生活模式，并极具创见性地指出，“美国主义”和“福特主义”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标准，一种未来发展的新方向。20世纪70年代末期，法国调节学派开始集中关注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福特主义。不过，作为战后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36]，大西洋福特主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工业范式意义，被赋予了包含政治和文化关系等更丰富的内涵。正如戴维·哈维所说：“战后的福特主义必须被看成较少是一种单纯的大规模生产的体制，而更多是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37]按照杰索普的理解，福特主义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考察：作为一个独特类型的劳动过程，福特主义可以描述为一种劳动过程的技术和社会分工，通过建立在由许多半熟练工人操作的流水线技术的基础上，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作为积累体制，包含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中为维持一个结构上连贯的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制度；作为一个经济调节方式，基本上是指介于微观和宏观的中间社会制度形式，是一个融合规范、制度、传统、社会网络、集体认同、行为类型等的复合体，调节方式的作用在于适应并维持积累体制的稳定；作为一个社会化模式，它对占统治地位的积累体制及其调节方式起着补充作用，并起着一种社会粘合剂的作用。通过“美国梦”这种观念的宣传和渗透，在价值观念上深化大众对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认同；最后是通过前面提及的四个方面的偶然组合而加以描绘的社会型构。^[38]

大西洋福特主义这种积累体制在话语、制度上的构筑及实践中的运行，依赖特定国家形式的调节。德国政治社会学家希尔施把这种国家形式命名为“福特制国家”——一种科层——法团式的福利国家（bureau-cratic-corporate’welfare state），以区别于福特制之前的国家形式。^[39]此后，围绕福特主义的特定国家形式陷入长久的争辩之中。杰索普长期关注国家理论，见证并亲自参与了这一理论争辩，这使得他的理解更为完整和丰富。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中，杰索普把福特主义下国家形式的理想—典型形态描述为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在促进私人资本获利条件方面，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凯恩斯式的，其目标是通过需求管理的方式，来确保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体内能够达成充分就业。在确保作为虚构商品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方面，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是以福利为导向的：在和充分就业增长水准一致的限制范围内调节集体议价；将大众消费规范普及化，以使所有成年国内公民及其受赡养者都能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推动促进有利于福特主义经济模式发展的集体消费形式。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之所以是民族的，是因为民族国家在不同的层级（scale）上承担了发展和引导凯恩斯式福利政策的主要责任。各种与大西洋福特主义相关联的战后国际建制主要在试图挽救欧洲的民族国家、促进国际合作以便确保各国民经济体能够运作顺畅。地方政府或地区政府则主要承担国家制定政策的中转站，通常只依据当地的条件和力量的对比来修正这些政策，而非提出根本上截然不同的政策。最后，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被描述为国家论（statist）的。由于市场未能为经济增长提供预期的社会价值观念、充分就业、低通货膨胀、持续的贸易平衡以及公正的财富和收入分配，市场和国家构筑了一个混合经济，国家被期待去弥补市场的失灵。^[40]

表1　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

B.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59.

作为战后妥协的产物，大西洋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的一些成本，是由中小企业以及其他边缘化的社会阶层承担，其他成本则被输送到其他经济体和政治空间，这些经济体和政治空间对于确保大西洋福特主义的经济增长虽不可缺少，但并不包含在福特主义的妥协之中。与此同时，大西洋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也因双重的时间标准而成为可能：一方面，它依赖于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另一方面，它产生了环境污染和社会问题，它对此视而不见或希望延宕到未来解决。^[41]

杰索普同时提醒我们注意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特特征。这些特征可以归纳为：（1）在各种不同的正式政治组织的空间层级，主权国家被认为是首要的层级，地区和地方政府主要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的传送带；各种超国家机构包括各种国际的和政府间机构，主要是促进民族国家的协作，从而帮助确保欧洲战后经济和政治的复兴以及北美的经济增长，民族国家则主要关注人口、再生产、公民权、移民和领土的防卫。（2）国家的经济策略和经济调节主要以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为前提。通过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国民经济在物质和话语上被建构为调节的对象，国际经济则主要依据截然不同的国民经济间的金融和商业流通得到理解。（3）在不同的经济组织的空间层级，国民经济主要与国家行动保持一致，依据民族聚合体加以界定和衡量，按照这些共同体中目标的变化来加以管理，地方和区域经济则被视作国民经济的次级单元。（4）福利和社会再生产政策的主要对象被看作常住国家人口以及作为它的要素的家庭和个体公民。（5）国家社会基础的主要单元是作为民族国家公民的个体政治主体，他们被赋予不同的法律、政治和社会权利，被组织为经济法人组织的成员（如工会和商业协会）。（6）围绕着国内政治领导权的斗争中心是民族—大众的斗争，并且，在政治过程中，民族—大众的斗争在公民权利的扩展和保护中的实现主要涉及的是经济的和社会的再分配问题。^[42]

可以看到，在民族国家形式与凯恩斯主义福利体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加强的联结，从而事实上在国民经济、民族国家、国家公民权相互协调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特定的时—空定位，以使国民经济作为一个独特的“想象”经济空间得到调节。时—空定位既有结构的纬度，又有策略的纬度。当积累体制及其调节方式共同演化，在特定的时—空框架架构内部产生了某种结构连贯性时，就会出现结构上的定位。这通常与特殊的结构形式的层级秩序有关，并因此塑造了时—空定位的整体逻辑。这个层级会以某些结构形式的规制以优先，这些优先会随着积累体制、增长模式和治理能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在大西洋福特主义调节方式的中心，工资和货币形式是主要的结构形式。但在后福特主义中，其他的形式变得更为重要。^[43]策略上，由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困境在抽象层面无法解决，它们充其量只能部分和临时性地通过一个具体时—空语境中的具体积累策略的规划和实施来得到解决，这些策略试图通过建构一个想象的“普遍利益”来解决一般资本和特殊资本之间的冲突，从而必然使一些认同和利益边缘化。^[44]具体地说，这种时—空定位会界定出主要的时空范围，从而确保结构的连贯性，并使这些范围之外确保这种连贯性的特定成本外部化。即便在这个范围内，某些阶级、阶级派系、社会范畴和其他社会力量也会被边缘化、遭遇排斥和压制。因此，时—空定位促进了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所依赖的制度化妥协，最后体现这些制度化妥协。这可能涉及对妥协之外的内部或外部空间的超级剥削，对自然或遗传的社会资源的超级剥削，使某些问题延迟到不确定的未来，以及对特殊阶级、阶层或其他社会范畴的剥削和压迫。^[45]总之，由于资本作为一种纯经济（或市场中介的）关系的不完善性，以及资本关系内部也存在各种矛盾和策略困境。^[46]时—空定位必然是不完全的、临时性的和不稳定的。不过，一旦时—空定位得以确立并被建制化，它就有助于巩固积累体制并解决一些积累矛盾。

不过，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只是一种理想—典型形式，在现实的国家形态中，它事实上表现为不同的福利体制类型。杰索普认为，分析凯恩斯主义福利体制的类型学，需要我们对经济增长模式、调节方式以及福利体制性质的路径依赖的结构耦合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47]就经济社会干预形式的角度而言，杰索普认为可以划分为以下六种体制：自由社会市场体制、三方主义（tripartite）的社会民主体制、保守主义—合作主义体制、统制经济体制（dirigiste regime）、调节性国家（regulatory states）以及更倾向庇护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干预模式。它们分别对应于北大西洋福特主义、北欧型、保守型合作主义（corporatist-conservative）、法国模式、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型、南欧型等六种福利体制。就治理的角度而言，杰索普认为可以划分为以下四种模式：自由主义混合经济模式、协商经济模式、国家主义模式、家族主义模式（familial model）。^[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