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代主题的转换与邓小平的科学判断
20世纪，随着世界时代的转换，世界主题也相应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由原来的“资本主义上升时代”，转换为“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世界的主题也随之变化为“战争与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形势逐步发展为“两制共存竞争”，世界的主题也逐步被“和平与发展”所代替。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这次世界主题的转换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结果，是“战争与革命”这一世界主题的突出表现，同时又是世界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的起点。其主要依据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败了德、意、日法西斯，清除了世界民主化进程中的重大障碍。同时，在战争中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建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成功合作，为战后世界提供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怎样和平共处的可贵经验。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从而深刻地教育了各国人民，世界大战再也不能打了。反对世界战争，尤其是反对核战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它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力量，德、意、日法西斯被打败，英、法等被打伤，而且战后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工领域出现了许多科学技术新突破，在原子能、航天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等方面的突破，标志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始和兴起。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大大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科技革命的一些成果又被美、苏等国运用到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上，从而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第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由美、英、苏三国建立的雅尔塔体制，为战后以美、苏为首的两极格局奠定了基础。美、苏两国的对抗，主要是“冷战”，同时，两国为了争霸世界而疯狂地扩军备战，开展大规模的核竞赛，这就给世界和平带来了极大威胁。核战争的威胁告诉各国人民，新的世界大战必须避免，也可能避免。为此世界各国人民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运动。广大人民强烈要求禁止核试验，销毁核武器。保卫和平运动越来越广泛，成为全球性运动。这一切促使了世界主题逐渐变化，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还不能认为“和平与发展”已经完全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题了，因为此时世界上的革命仍在进行，2959年2月2日古巴革命胜利;70年代中期越南、老挝经过长期的反法、反美斗争，最后也赢得了革命的胜利;而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仍在持续高涨中。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战争与革命”的世界主题明显被“和平与发展”代替了，邓小平对此进行了认真观察与缜密思考。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指出了下述事实:“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
邓小平的这番讲话，就是被人们公认的“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著名判断。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确立“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
(二)邓小平“当代世界主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继承与重大发展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和平与发展思想的继承。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两个过渡大时代”开始，现时代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改变不断转换，时代主题也发生着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洞察国际风云，对时代、时代主题乃至和平与发展问题均进行过科学的判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科学体系。这一科学体系成为后来邓小平确认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的理论依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取得革命胜利后的国家对外要实行和平政策，“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3];对内“提倡社会和谐”[4]生产的大发展，“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5]，“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6]等思想。这为邓小平确立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列宁继承、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平发展的思想，在社会主义成为客观现实的情况下，进行了和平发展的理论探索和首次实践。在列宁领导下通过了《和平法令》、《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关于公布秘密外交文件的声明》、《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和《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等文件，提出了苏维埃俄国用最明确、最坚决的方式要求的和平，就是立即实现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发展经贸关系;维护世界和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只有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任务，才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真正的最终胜利等思想和努力，为邓小平确立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托和实践经验。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同中国、世界的变化相结合，提出了新论断和新抉择，为邓小平确立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提供了新鲜经验。
作为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的奋斗目标、外交立场和外交政策做了明确规定，和平与发展的目标、立场、观点十分鲜明。“共同纲领”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这是向全世界昭告了新中国的性质和内政外交所要完成的总目标，实际上也确立了新中国要始终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外交“一边倒”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60年代，中国实行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方针;70年代又调整为“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方针，均没有偏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和平与发展的思想相当突出，巩固了中国新生政权，恢复和推进了经济发展，维护了世界和平，促进了世界宏观发展与进步。
1954年，中国与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确立了指导我国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的行为准则，而且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政府走和平与发展道路的决心和选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我国突破西方的孤立、封锁、遏制，赢得各国的信任和支持，发展与各国的关系，丰富和优化国际法等都起了重要作用，
1955年，毛泽东高瞻远瞩提出“和平为上”的号召[7]，提出:“以后我们应该共同努力，继续工作，团结起来，促进和平。即使有战争，我们也可以把它推迟。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8]“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更好。”[9]
第二，对重大战略问题的新判断。
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 和平问题主要是指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发生新的世界大战问题。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经历了一个探索过程。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做出了战争可能延缓的论断。他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0]1978年10月、12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的发表，进一步改善了我国的国际环境，使邓小平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更加深化。1979年1月，邓小平在政协举行的座谈会上，又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11]1982年8月，邓小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谈到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又指出:“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12]1983年3月，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到国际形势时，指出:“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3]后来，他又多次谈到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邓小平在1985年6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在发展，“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4]。邓小平作出这个论断的依据是:首先，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这就使得双方谁也不敢轻易动手。其次，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再次，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无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这种形势，因此，邓小平在1987年5月会见荷兰首相时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5]
关于世界发展问题 发展问题主要是指南北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经济发展问题居于核心地位。关于发展问题，邓小平早在1974年4月第六届特别联大的发言中就关注过，他指出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1982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成员时指出，解决南北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16]以上讲话表明，邓小平已开始高度关注南北问题。1984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首次提出了世界的两大突出问题，他说:“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17]针对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发达国家愈来愈富的状况，邓小平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首先，要加强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各个领域里进行广泛合作，扩大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其次，促进南北对话。发达国家的领导人要有政治远见，去援助发展中国家，这样做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益，而且对自身也有好处，因为发达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落后的基础上。再次，发展中国家主要靠自力更生。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要把基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关于中国怎么做的问题 邓小平提出:和平是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抓住机遇，尽快发展自己;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求富求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要摆正在世界上的位置，不能自卑，也不能自傲;中国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反对各种各样的霸权主义，永远不称霸;独立自主要做到真正的不结盟;一国两制，不放弃武力;不搞意识形态争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新秩序;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促进领土争端的妥善解决;和平协商，合情合理地解决边界纠纷;处理国家间关系，要求同存异，不纠缠历史旧账，一切向前看，等等，这些言论，内含着丰富的和平与发展的思想，均为理论创新的成果。
关于世界主题是否发生变化的问题 邓小平认为，苏东剧变以后，当今世界主题没有发生变化，但一个也没有解决。就和平问题而言，“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18]。“一个冷战结束了”，是指苏联解体以后，美苏之间的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是指苏东剧变后，某些西方国家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干涉，企图把它们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强加于别国。就发展问题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国际经济旧秩序，垄断世界生产、销售、金融市场，通过压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的进口价格，抬高发达国家制成品的出口价格，进行不等价的交换，从而使南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总之，邓小平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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