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分析

第二节历史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对理性的追求，对人类能力的信仰，和对抽象体系的爱好，自然会提高人们对历史与社会发展规则进行探索与设计的信心，自然会使人们相信，人类可以把握历史中的必然性，并以这种必然性来正确地指导人类行动。所以，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人类实践应服从这种必然性的历史决定论是理性主义的逻辑延伸。

托克维尔承认历史中存在可以加以认知的基本规则。他提到“统治人类制度的普遍法则”和“统治宇宙”的普遍法则，并且认为所有现象都“从属于固定的法则，这些法则不是不可能发现的”⁽³⁷⁾。《论美国的民主》比较了两种解释历史与社会的方法。⁽³⁸⁾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把事件归因于次要的特殊的原因，特别是一些有影响人物的各种特征，如他们的性格与动机。相比而言，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证明个体的无意义，否认人们的个别影响，寻找能够影响每个人的种族、地理或文明的精神等具有决定性的一般原因。由于贵族历史家看到的是对社会与历史发展影响强大的个别英雄人物，从而使他们专心于研究个人的影响、特殊的原因。而民主历史学家看到的则是在原子化状态下的个人的软弱无力，所以使他们转向一般的原因。

托克维尔观察到，在社会发展中，一般原因与特殊影响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却在变换。在民主社会，一般原因可以解释更多事件，而特殊影响则只能解释较少的事实;在贵族时代则相反，用一般原因说明的事实要少于特殊影响。民主社会中历史学家的错误不在于强调一般原因的重要性，而仅仅在于否认个人所作所为所产生的影响。贵族历史学家集中于个人的影响，不会把重大原因编织进决定论体系，因为他们看到的是强大的个人在不停地改变历史。

针对两种类型的对社会与历史发展动因的对立解释，托克维尔给出了一个中庸的、辩证的回应:“人的头脑对于未来只能勉强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但在这个轮廓内，偶然的因素还会影响人们所做的一切努力。”⁽³⁹⁾在历史发展中既存在着人们可以预测的、并非绝对与必然的一般原因，但也存在着一些人们的智慧之眼不能看清的偶然原因。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之关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托克维尔也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只能被偶然的环境所解释，而许多其他的事实则不能够被理解。最后，偶然性，或次要原因的集合——这样称呼是因为我们无法把它们全部挑出来——在我们观察到的在世界舞台上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我确信，除非基础被事先准备好，偶然性不能够作出任何事情。先前的事实、制度的性质、思想的倾向和民情状态是偶然性创造令人吃惊与惊恐的即席事件的材料。”⁽⁴⁰⁾总之，托克维尔关于历史发展的比较全面的观点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同样重要，但两者的重要性随历史与社会状态的差异而发生相对的变化;必然性是一块幕布，偶然性是一幅图画，偶然性必须在必然性设定的框架中动作;历史法则，即必然性可以被近似有限地而不能被绝对无误地加以探索，而偶然性则为人的自由意志留下了发挥空间。

但是，托克维尔不仅是一位公正的社会科学家，他还是一位热忱的道德教育家;在他的眼中，科学与道德并不像当代政治学家所见，必然地相互分离甚至对立。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历史学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把一般原因整合进一套假定了不可避免的结果的抽象理论中。⁽⁴¹⁾这样，他们放弃了关于一个民族如何才能选择一条更好的发展道路的关注，而构建了一个宿命的、决定论的、详尽的与无所不包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事件不依人类的意志而发生，人类成为历史的囚徒，成为自己不能选择之物的奴隶。托克维尔对这种决定论的态度是:“我痛恨所有这些绝对体系，它们使所有历史事件依赖于被命运之链结合在一起的重要的第一原因，这样就成功地把人们从人类历史中清除出去。他们自夸的广度在我看来是狭隘的，他们的数学精确在我看来是虚假的。”⁽⁴²⁾历史决定论不但认为人类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要受天意或宿命的支配，而且还醉心于为人类设计出一条必须遵循的社会发展道路。因此，“古代的历史学家教导人们自主，现代的历史学家只教导人们学习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使自己显得伟大，而把人类视如草芥”。如果人们遵循历史决定论的设计，他们将会成为理论家的工具或实验品，成为被动的毫无独立精神的渺小的个体，最终丧失自己的自由，“使基督徒变成土耳其人”⁽⁴³⁾。在托克维尔看来，历史决定论不但在实证上对历史因果律不忠诚，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有害的。人类是有意识的、能思维的、道德的存在物，他们在环境所施加的限度内能够保持强大与自由，他们的个人与共同命运最终“依赖于他们的愿望”。⁽⁴⁴⁾绝对体系否定了人们做出道德选择与改造自我命运的自由。托克维尔关注哲学与科学的现实意义;⁽⁴⁵⁾历史学的价值不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和其他人类价值的关系。对托克维尔而言，最大的快乐在于尽责;而他的特别信仰则是自由。社会科学应该有助于像自由、正义、美德这样真正的人类价值的实现。所以，“对于托克维尔而言，社会科学作为一门分析科学，它的解释必须不仅根据证据，也应该根据它们在促进真正的人类价值的实现中的有用性来评价”⁽⁴⁶⁾。塑造历史决定论模式的作家们常常把未来预言为过去的延展之物的实现，或过去的冲突与矛盾的解决，或一个地区、一个种族、一个群体、一种理念的不可避免的胜利，或作为历史直线的、循环的及其他模式的继续。托克维尔对民主革命未来的预测和他的其他预言似乎有悖于他对关于未来的绝对的决定论体系的排斥。但是，他意识到，那些目击了西欧关键性历史变革(如基督教的崛起、罗马帝国的陷落、封建主义的兴起)的人，没有谁能够预测到这些革命性变革的后果。“那么，谁能够肯定一种社会体系是基本的，而另一种就没有可能呢?”⁽⁴⁷⁾托克维尔没有否认某一同样不可预测的革命的可能性，也没有声称他具有超出前人的预言能力，他也反对通过求助于必然性来解释当前。人类制度的多样性使他认为:“在关于社会结构的事物上，可能性的领域比生活在每个社会中的人所想象的还要广阔。”⁽⁴⁸⁾他也注意到，国家的未来常常是不可预测的;⁽⁴⁹⁾他发现，一个黑色的地平线常常限制我们关于未来的视野;⁽⁵⁰⁾同他关于历史因果律的观点相一致，托克维尔观察到，被偶然性所产生的盲点永远地使心灵之眼看不清未来的一部分。⁽⁵¹⁾

尽管托克维尔承认了上述限度，但他还是觉得，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概括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是基本的。对于未来的正确认识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未来的好处而避免它的危险。托克维尔对于未来的评价正是打算作为这样的一种指南。他对平等主义未来的预测不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超历史的武断宣称;相反，它是实证的，认真地根据大量的证据而得出;它是可证伪的，当未来逐渐展开时可以得到纠正。同样，托克维尔也承认强大的相反趋势在威胁平等。⁽⁵²⁾他的抽象概括尽管内容丰富，但在历史方面是受到限制的;它并没有认定一个首尾一致的、必然性的原因和惟一倾向。例如，他认为，基督教先于现代平等并且是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托克维尔声称，民主革命会逃避人们对它的抗拒，⁽⁵³⁾似乎假定了一种控制人们的无视他们意愿的力量;但托克维尔想要得出的结论只是，在分析所可能界定的未来条件下，人们有可能以可预测的方式行动。在平等倾向所确立的变数内，他们将要作出决定性的选择，以决定什么将会同平等结合在一起。不管托克维尔的预言看起来多么像决定论，它是和他对预言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的理解一致的。托克维尔以一个比喻说明了抽象与概括在社会科学中的有限性和有用性。⁽⁵⁴⁾当旅行者离开一座城市，爬上一座小山而俯瞰它时，城市的细节模糊了，而它的基本形状将会更加清晰。托克维尔的比喻说明了社会科学中的抽象方法意味着有价值细节的丧失和来自更广阔视野的在清晰性与全面性上的收获。托克维尔没有使用当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术语，但他对他所使用的方法论的意图的感受是深刻全面的，避免了经验主义者的狭隘与理性抽象主义者的骄傲。他对社会科学中预言的使用留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科学家必须致力于建立概括和使用抽象，同时要承认两者的限度;他们必须避免过分强调一个或几个一般原因的诱惑。更进一步而言，他们必须避免使用这样的几个一般原因来构建绝对的决定论体系。这种体系认为，历史过程是由人们的自愿行为与道义选择所无力加以影响的盲目原因所决定的，从而削弱了而不是促进了自由。托克维尔对必然性与偶然性，对抽象与具体之关系的认识，为当代学者提出了在科学研究与道德立场上所面临的艰难抉择。

托克维尔将现代政治作为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它限制了人们的政治选择。所以，有人认为，托克维尔关于历史发展的不可避免的主张使他的分析像黑格尔的更加哲学化的对历史的阐释。然而，他们两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不同。黑格尔将历史过程看作是一个基本原则——绝对观念的展开。而托克维尔认为，几个相对独立的因素结合起来使得人类相互之间越来越平等。这些因素包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关系的混合;随后产生的对民法与律师的需要;由于国王与贵族的竞争所导致的中产阶级地位的提高;由于经济发展和清教改革所带来的对理智成就的尊重;改变了军事战斗与信息传播性质的技术革新等。这些相对独立的发展的结合意味着西方社会将会是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但托克维尔从来没有把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或技术的原因化约为一个因素。不像黑格尔，他没有把历史发展看作是最终不可避免的，也没有把某种“精神”看作是一种控制一切的驱动力量。他认为，存在着有意识采取行动影响历史结果的空间。尽管立法者不能制约通往更大的人类平等的运动，但如果他获取了历史发展的原因与效果，就可以引导相互作用的力量，以产生新的民主社会条件。关于人性的观点，托克维尔也不同于黑格尔。黑格尔教导人们:人类通过历史发展实现了自己的自由;这种历史发展表明了思想可以在技术上重新塑造人性以适应人类需要，思想可以控制人性。托克维尔坚称，自由可以存在于所有时代，如贵族时代或民主时代，由于人类灵魂总是在本质上潜在地免于物质关注;历史结果是不确定的，因为人类本质上是自由的。

的确，托克维尔认为，黑格尔关于历史过程必然性的教诲削弱了保存自由的基本条件，即人类对于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的信仰。“你无疑知道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学派过去50年来在德国所扮演的角色”，托克维尔在致其朋友科尔塞勒的信中写道，“他的学派已变成政府的宠儿，因为它的教条的政治后果是要确立:已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可接受和合法的，一个政府因为它已存在这惟一原因就应得到服从”。托克维尔认为，黑格尔关于人类历史必然进程的教条削弱了人类自由，因为它首先否认了所有政治反对的理由和基础。黑格尔哲学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因为它支持了现状。托克维尔进而观察到，黑格尔哲学最终产生了广泛的政治与道德混乱。“这种教义终结于所有的反基督与反精神学派的出现，这些学派在最近20年已致力于德国的堕落……最终产生了支持1848年混乱的社会主义学派。”⁽⁵⁵⁾托克维尔认为，民主历史学家由于使人们相信自己不能真正影响自己的命运，而毁灭了对人类自由的信仰和自由本身。黑格尔哲学在托克维尔的眼中显然代表着民主条件下历史研究的这种危险倾向。

托克维尔作为一个中道自由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他的政治思想是对各种学派的圆滑的、毫无原则的调和与折中，在他的学说中确定存在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以解释的一定的断裂之处。人们常常会发现，托克维尔一方面认为，通向更大平等的历史倾向是不可抗拒的，以至于声称:“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致，天意使然”;⁽⁵⁶⁾另一方面，他反对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一种宣称命运、上帝或物质力量使人们无力指导历史的观点。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时，他写道，任何历史决定论的主张都是“虚弱和懦弱的教条，它只能产生虚弱的个人和心灵暗淡的民族”⁽⁵⁷⁾。托克维尔认为，个体拥有结合起来共同行动的能力，因此他责备历史决定论者，并且对他的朋友戈宾诺的著作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戈宾诺的著作宣称，种族特征预示了欧洲不可避免的衰落。托克维尔告诉戈宾诺，公众对这本书的喝彩甚至欢迎并不能表明它的真实性，仅仅反映了一种时代的迹象，即人们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只好靠激发超越其控制的力量来解释事件。这本书不仅是错误的，它还是特别危险的，因为这样一种宿命论主张强化了法国人对于自身疲惫无力的信仰。戈宾诺主张的结果是“对人类自由的、如果不是一种完全的废除也是一种极大的缩减”⁽⁵⁸⁾。托克维尔责备戈宾诺:“你深深地厌恶人类，至少是我们;你相信它不仅堕落而且不能够自我崛起。它的构成迫使它接受奴役。为了在这个乌合之众中极力维持一点秩序，政府的军刀与警棍在你看来自然具有好的一面。”⁽⁵⁹⁾

尽管托克维尔对戈宾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有时也会同样提到个人的无能为力，甚至信仰一些决定性的力量。这样，托克维尔自身的内在矛盾也不时浮出水面。例如，在致戈宾诺的一封信中，他讨论了在第二帝国之下如何恢复自由的问题;他没有建议使用政治组织，而是指望某一不受人的意志影响的偶然历史事件推翻帝国。“一种不能预见的形势，一种事务的转机，任何事故可能导致迫使每个人走出自己的洞穴的非凡事件。”⁽⁶⁰⁾在他对印度的研究中，托克维尔认为英国人对印度的征服不是由于涉及的特殊的人们，而是由于一系列历史需要和不受人影响的历史力量。当某人否认外部力量在统治着人们时，他声称:“最终，制度总是比人们强大。”⁽⁶¹⁾最后，托克维尔在给亨利·里夫的信中讨论世界的欧洲殖民化问题时，他写道，在19世纪，“人是渺小的，而事件是伟大的。”⁽⁶²⁾

托克维尔的自身矛盾不难解释。他发现他的时代乏味、可厌与懦弱——这是一个个人感到无能为力、由于个人之间的疏离而失去了共同行动习惯的世纪。当面对着戈宾诺这样鼓励人们接受宿命论的作家时，托克维尔严厉地加以反对，以试图激励他的当代人肩负起一种骄傲感、一种责任感和一种对政治行动有效性的信仰。在托克维尔的中道自由观中，自由的含义之一就是个体(包括个人、国家、民族与社会)自我作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宿命论则削弱了人们对自身力量的信仰。

在《论美国的民主》的结尾，托克维尔仍然不忘对历史决定论、宿命论的批判，并且鼓励个人与民族在必然性框架中利用偶然性来实现自己的自由。“上帝既未创造完全独立的人类，又未创造全都是奴隶的人类。不错，上帝是在每个人的周围画了一个他不可能超出的命运所注定的圈子，但是人在这个广泛的范围内还是强大的和自由的。一个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在上帝为人类设定的平等条件下，“平等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则全靠人民自己的意志自由与自愿行动。⁽⁶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