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然中的偶然

必然中的偶然——辛笛与“九叶”的诞生及命名

郑　敏

在一个十三亿的大国里，人与人的相遇是很困难的，除非人们在同一个网络上如同同一株树上的叶子一样，即使各自在不同的枝干上，朝着东西南北不同的方向长着，却也能相互在风雨阳光中互通信息。我和辛笛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我是一个地道的北方人，然而在1979年以后我在北京的一座小四合院里，第一次结识了这位说话有着浓重南方口音的诗人。我们的相逢是很偶然的，但因为我们都出现在中国新诗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网上，我们的相逢又是必然中的偶然。

那是一个早夏，我接到诗人书法家曹辛之的短函，约请我去他家参加一个诗人的小集会。在那之前，我和其他一些所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诗人，曾被热心的诗人及当时的《诗刊》负责人之一邵燕祥先生重新挖掘出来，作为一批“出土”诗人，重新出现在《诗刊》上，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当时的新诗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新诗再一次汇流、握手，而找回诗歌的更丰富的源头。辛之对我们这些出土诗人说，他认为新中国的诗歌读者们，四十岁以下的，除了中文专业的以外，大约都没有机会读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新诗，他希望那天到他家的九位诗友能各选十几首自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旧作，出一本合集，献给今天的诗歌爱好者，以填补人们对于那个年代诗歌记忆的某些空白。那么这本合集应当叫什么呢？首先我们带着那个时期从旧时代走过来的文人普遍存在的自卑心态，否认自己的作品是“社会主义的花”，那么它们是什么呢？辛笛说“咱们九个人的旧作就算作陪衬社会主义新诗之花的九片叶子吧”，这样就诞生了《九叶集》的书名。这种以政治意识形态来为文学作品定位的做法在“政治挂帅”的日子里是很普通的，文学作品被按照作者的政治地位分成三六九等是当时评论界和出版界必须有的职业品德。因此我们心甘情愿地从“花”退到“叶”的位置上，心中暗暗庆幸，若不是九人中有一位在出版界供职的曹辛之，恐怕连叶子也当不上，只好扼杀于旧日的泥土中了。回顾那些初见曙光的日子，我们还算是幸运的一批。而《九叶集》的命名人辛笛在命名的过程中充分证明了他的政治智慧和成熟，我是这个新时期诗歌队伍中的新兵，也得以幸运地当上一叶，可算老兵换上新制服。若不是辛笛和辛之对中国新诗的忠诚和努力，在那个时期出版这样一本四十年代的旧“新诗”的选集几无可能。《九叶集》的出版竟像打开了1979年后新诗出版的闸门，接着各种诗集接踵而来。一时间，诗歌成为青年作家的首选，写诗之风大盛，北岛舒婷，浪里淘沙，一夜间成为诗坛新秀，青年诗歌读者的宠儿。辛笛和辛之对《九叶集》的策划和艺术设计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诗的振兴以极大的推动，唤醒了新诗青年读者和作者的丰富的创新欲和想象力，扩大了诗人的观察视野，丰富了新诗的内容，给诗歌以独立的地位。当诗歌脱离了强加给它的工具身份，它的生命力是如此地强大，形成文学界的一股洪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新诗如同种满新树苗的山坡，只等一场春雨唤醒万千株幼苗的潜在的生命力。在我的诗友圈子里，辛笛和辛之是那时诗歌气象预报家，他们吸到清晨空气的潮润，欣喜地预感到诗歌春雨的到来，引导我们在那场让新诗的树木泛绿的雨中，泼入我们手中捧着的那一小盂诗之浆液，也插下我们手握的那株新诗的嫩芽；在我们的诗歌圈子里，若没有辛笛辛之这样的报春者，也就不会有《九叶集》这只早春的鹧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新诗充满了等待，好像春寒中耕好了的地等待着种子。《九叶集》就是一粒较早撒下的种子，辛笛是那粒种子的新芽，当土地准备好了时，种子就会找到它。《九叶集》的问世是那个时代诗歌创作一个必然中的偶然，因为是时代创作气候的必然使得这原本不相识的九个诗人在偶然的聚会中留下了新时期诗的轨迹，历史就是这样用它的必然将许多的偶然串成项链，织成网络，这就是文化，许多偶然串成的人们心灵的必然的痕迹。1979年是中国文坛再度焕发青春的重要年代，“九叶集”的问世揭开了新时代新“新诗”的帷幕；然而那些揭开帷幕的手却是一些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拿起诗笔的，布满历史皱纹，走向老年的手，其中年龄最长，也布满最多诗歌生命纹路的手掌就是辛笛的手。他是老诗人卞之琳先生同时代的诗人，在“九叶”中，他和辛之自然是领航者，这样“九叶集”就冒失地如一叶扁舟，浮浮沉沉地出现在那时期的文学海面。“九叶集”这次远航，带给我们新“新诗时代”的入门证。

2004年10月14日　　　

香港《诗网络》第18期200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