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抉择的偶然因素与必然逻辑

关于苏联模式形成的历史条件(包括俄国的经济基础、文化传统等)和国内外环境因素以及这种体制的历史成就、存在的弊端和造成的严重后果，不少著述已有分析，不再赘述。这里，我想讨论另外一个问题，即这种模式是否是苏联当时必然的唯一选择?有没有可能作出更好的选择?换句话说，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苏联国内外环境下，苏联是否必须抛弃“新经济政策”?是否必须选择排斥市场机制的经济体制模式?也就是说，苏联型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是不是历史的必然?

我的看法是:否!如果注定是那样，就没有什么教训可总结了。现在，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苏联模式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产物，是当时国内外环境的产物，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必要的。苏联的问题仅仅是，战后时代的主题已转换为和平与发展，它却没有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而适时地改革自己的经济体制模式，没有跟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和新的科技革命的步伐，以致经济增长的动力耗尽，民心丧失，最后导致危机、解体、衰亡。教训确实是深刻的。这样的分析和评论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深思，当初斯大林的体制模式选择难道是完全正确的和必然的?

从本书前面阐述过的内容看，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思考、不断地实践、不断地修正自己原先的认识、观念、计划和设想，到后来他终于“根本改变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深刻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的必然性和重要作用，认识到商业是建设社会主义整个链条的“中心环节”、是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从而大胆地提出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并且不断根据新的经验深化和扩展“新经济政策”。列宁甚至已经认识到“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如果沿着列宁的思想路线走下去，苏联就有可能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经济体制模式。但遗憾的是，列宁过早地逝世了，他的探索成果不仅没有被后来人传承下去，而且被完全抛弃了。

从本章所述联共(布)领导层20世纪20年代两次大论战的情况看，在列宁逝世以后，党内民主被严重破坏，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被扩大为阶级斗争，掌握最高权力的人对持不同意见者实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上，布哈林等人被谴责为“在客观上就是收缩社会主义的进攻和削弱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斗争中的阵地”^[1]，尽管布哈林等人后来已经声明不坚持己见，他们还是被撤职(1929年11月)，被斥责为“公开的机会主义路线”，并被开除出党(1930年)和遭到镇压。1933年通过的《关于清党》的决议，提出要“把一切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分子清洗出党的队伍”，这就是说，党员即使在行动上执行党的决议，但思想上稍有不同看法，就会被划为“不可靠的、不坚定的分子”而被清除出党。这样党内就形成了独裁专断的统治，正确的意见和主张不能发表，错误的路线政策无法纠正，党走向衰败和灭亡也就是必然的了。如果那时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允许不同意见发表，允许对不同的建设路线和政策主张展开充分讨论，允许布哈林的主张在局部地区进行试验，经过实践检验统一思想后再作出决策，那样做下去，就有可能逐渐形成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经济体制模式，苏联的命运也就会被完全改写了。

有人认为，苏联模式是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下的战争环境的必然选择。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难道苏联20世纪20年代末的形势比20年代初更恶劣吗?为什么形势很严峻的20年代初可以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形势好得多的20年代末却必须废弃新经济政策呢?

也有人以苏联的历史成就来证明苏联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其实，如果苏联当初不废弃“新经济政策”，相反，继续深化和扩展新经济政策，它的历史成就会更大，而且后来的种种困境(如长期体制性供应短缺)和危机就不会出现。远的不说，我们可以拿“新经济政策”实行前后作一个对比。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联的经济状况曾发生显著的变化。首先是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1917—1920年的农业总产值只相当于1913年的60%左右，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到1925年农业生产已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单产比战前提高10%—11%，比1920年提高56%—57%，粮食总产量也比战前提高17%，比1920年提高1．2倍，国家得到的粮食从1920—1921年36 700万普特增加到1925—1926年的49 600万普特。工业生产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国内战争结束时，工业生产萎缩到仅有1913年的10%左右，而到1926年，工业总产值已相当于1913年的108．1%。人民生活也得到明显改善，教育、福利进一步发展，到20年代末中小学生超过了战前的一倍，死亡率降低26%，婴儿死亡率降低约30%。还出现了文化艺术繁荣、社会科学领域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局面。可见，如果不废弃“新经济政策”，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实行苏联模式虽然也取得过不小成就，但不能持久，而且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发展成就的对比也可以说明，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取得的成就比排斥市场经济的体制取得的成就大得多、快得多，深受广大人民拥护和支持，因而能够持久。当然，在二战爆发的情况下，实行战时动员命令体制是必要的，那只应当是非常时期的短暂的非常措施。无论如何，战前和战后，都是不应当排斥市场经济的。布哈林在20世纪20年代初纠正了自己的“左派共产主义”观点之后，接受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政策，因为这项政策不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而且为了国防和政权的需要，不惜破坏生产力，导致国民经济的危机，这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他说:“如果我们把经济政策的新方针理解为无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宏伟的、预计到要执行多年的战略措施，那么，这幅图画将是非常鲜明的。”^[2]

自斯大林逝世和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直到戈尔巴乔夫当政和苏联解体，苏联都没有中断过改革。改革是形势所迫，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是改革进程曲曲折折、反反复复，不见什么成效，苏联经济、政治、社会状况反而越来越差。其根本原因，除了执政党严重脱离群众外，主要是改革的路线不是发展市场关系，不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而仅仅是对不合时宜的缺乏活力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从行政性分权的思路做些修补和调整而已。对市场经济仍然讳莫如深。换汤不换药，当然是治不好病的。

今天评论苏联改革的成败得失，当然是“事后诸葛亮”了。苏联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只有在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历史的、世界的视角，有了比较充分的苏联的和中国自己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教训可作对比，更重要的是思想从原来不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理念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才可能有比较客观和比较清醒的认识。即使在改革开放后这30多年中，我们的认识也是渐进的、由模糊到比较清晰的、由浅入深而且是反反复复、曲曲折折的，这个认识过程至今还没有终结，还在继续深化之中。

如果说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历史抉择也有其必然的逻辑的话，那就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传统社会主义理念长期根深蒂固地深入人心。其根本之点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设想为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产品经济。所以，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后来在中国，市场总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利用，只要主观上认为具备条件时，就想往单一公有制的产品经济目标奔，往消灭商品经济和消灭商品、货币、市场关系的目标奔。这就是历次“左”的路线的理论认识根源，是苏联失败和中国改革开放前多次失败的根本原因。从当时苏联的情况看，“新经济政策”之“新”就“新”在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新”在强调利用市场机制，“新”在给予企业以一定的自主权，甚至要求国有工业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实行经济核算制，“新”在尽可能以经济手段取代行政强制手段。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造就了历史上第一个最纯粹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新经济政策”就是在历史上第一次造就了一个重视市场机制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当然，当时尚未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而只是建立了“计划与市场的二元经济”^[3]。

列宁逝世后，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辩论与中国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的状况有些类似，当时，中国具有不同观点的人都“各取所需”，有些人强调发展“商品经济”，有些人则强调“有计划”。但中国此时与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形势已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在毛泽东逝世之前，已经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理论与实践的恶果从反面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干部和群众，几乎绝大多数人都在反思今后发展的道路，不能再“左”下去了，又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普遍地解放思想;再加上有毛泽东同代的领导人邓小平等元老辈掌舵，一旦邓小平自己有了务实的思路，凭他的威望，团结了一批具有改革志向的高级干部，可以在党内外反复做统一思想、取得共识的工作，引导中国共产党朝着市场取向的改革目标前进。而在列宁逝世前，一方面，他自己还没有来得及从根本上革新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他已经“根本改变”的仅仅是对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途径的看法，而“新经济政策”的目标仍然是要建立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产品经济)。另一方面，也没有来得及在联共党内形成重大问题民主讨论的决策机制，在这种大的环境氛围和理论背景下，加上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作风，布哈林等人不可能也无力坚持“新经济政策”。可见，斯大林等人的理论与路线在苏联占了上风并日益强化，在当时确实也是有其必然的历史逻辑的。然而，时间在考验理论，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苏联模式的由盛至衰，证明“新经济政策”当时就不应当废弃而应当坚持和发展;也证明社会主义不应当排斥市场经济而应当与市场经济兼容。1999年12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分析苏联走向衰落的原因时指出:这是“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苦果，也有精神上的苦果。”

回到本书开篇20世纪初帕累托提出的命题，本来，可以更早地用实践反证帕累托的“猜想”，那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仍然要以市场为基础。何况，俄国在十月革命前，市场经济并未充分发育，就更没有理由抑制和排斥市场经济了。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地曲折，列宁好不容易从实践中取得教训，开始醒悟到市场经济是客观存在的，对发展经济是必要的和有积极作用的，又一下子被他的后继人用强权终止了。致使反证帕累托“猜想”花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

【注释】

[1]《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94页。

[2]《布哈林文选》(上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3]斯蒂芬·F·科恩:《苏联经验重探》，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