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特殊群体的研究——农民工幸福指数测度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民工阶层的出现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现象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较多国内外学者也对农民工的产生及其对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领域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进程中会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由于中国独特的城乡二元户籍体制的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非农村领域转移时，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农民工——具有农村户口农民身份却从事非农职业的流动性较高的现代劳动力主体。据最新统计，中国农民工总量达2．53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59亿人。研究数据揭示，身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生活工作环境非常艰难。他们常年居住在繁华的都市里，为城市创造了财富，却不能享受到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绝大多数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工资收入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比存在巨大差距，承受着巨大的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压力。常年离家在外，无法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不能照顾留在农村的老人和孩子，在城市里缺乏归属感。部分农民工子女在城里接受不到完善的教育。政治地位低下，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的声音，遇到法律纠纷、生活矛盾时，易选择极端的方式发泄不满，解决问题等。这是当今中国广大农民工群体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个要和谐发展的社会绝不可以忽略这个群体。首先，农民工这一积极、能干、可敬的新生力量，对城市的开发建设及城市生活服务功能的完善有着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他们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自己，因而城市不应当忽视他们；其次，日益庞大、异军突起的农民工群体，是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生存状态如何，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和各群体间的和谐，事实上人们也无法回避这一群体。所以说，农民工群体不仅仅是党和政府的重要工作对象，而且与农民工生活息息相关的诸多问题，应当成为各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清楚、准确、细致地了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及心理需求，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提高农民工生活品质，是政府制定相应政策的根本基础。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和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目前杭州农民工的数量已占杭州企业员工总数的60%，以“80后”为主体，就业领域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第二、第三产业中餐饮业、建筑业、制造业、加工工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使杭州产业工人队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完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群体这一概念。30年来，杭州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数百万农民工用他们辛勤的劳动为杭州GDP增长贡献了大约1／4的份额。但是，在人们享受着改革与发展带来的丰硕果实的同时，农民工却并没有水涨船高地一同分享GDP增长的果实。当杭州打造全民共建共享的生活品质之城的时候，当政府在系统地落实和解决一系列民生问题的同时，绝不可以忽略农民工的生活品质、心态与幸福，而应该给予其更多关爱与尊重。

为此，本书将本次调查的310位农民工单独列出，测度其幸福指数，并与其他群体进行比较，真实记录把握杭州农民工生活品质状况与态势，以期为杭州建设品质生活之城，提高农民工的生活品质，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农民工幸福指数现状分析

根据测度指标体系，得到杭州农民工单项幸福指数与总体幸福指数见表7－1。

表7－1　农民工幸福指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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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表明，杭州农民工总体幸福指数为65．966。农民工幸福指数最高的几项指标说明他们对健康生活、亲情友情等方面满意度较高。幸福预期两项指数排在前列，说明他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与信心。接下来的几项是关于生活环境方面的指标，幸福指数得分也不低，说明国家地位的提高，便利的交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良好的与朋友、邻居、同事、同学之间的关系让他们感到较为满意。再下来是一些关于工作保障方面的幸福指数，已经低于平均数。倒数的几项幸福指数大多是涉及政府宏观管理方面的指标，房价调控（50．452）、惩治腐败（50．839）、物价稳定（53．226）、收入公平（53．613）、政府效率（55．677）、社会公正（56．065）、食品安全（60．581）等排在了倒数几位，看来遏制房价、惩治腐败、保持物价稳定、促进收入公平等已刻不容缓。

同时，还应对单项幸福低于平均数的几项指标如医疗服务（64．903）、收入报酬（64．258）、社会保障（64．065）、发展机会（63．936）、职业声望（63．677）、教育程度（63．419）给予关注。这几项较低指数反映了几个方面的现实问题：第一，杭州农民工工作条件艰苦，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压力大，但劳动报酬却相对很低；第二，社会保障还不够完善，社会保险参保率不高，特别是工伤和医疗保险覆盖面比较小，农民工工伤、生病包括患职业病后得不到及时治疗和保障的问题依然很严重；第三，受教育程度偏低，职业发展空间受限，职业声望较低，很难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这些方面都应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二、农民工与其他职业群体幸福指数的比较分析

本书对农民工群体与其他职业群体的结构因子幸福指数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其差异，结果见表7－2、表7－3。

表7－2　农民工与其他职业群体幸福指数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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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农民工与其他职业群体幸福指数比较t检验表

统计结果表明，除健康生活和幸福信心指数未通过t检验即农民工群体和其他群体在这两项指数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其余5个结构指标指数及总体幸福指数在两部分群体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农民工群体在个人身心健康、家庭生活及未来信心方面与其他群体并无太大区别。同时，统计还表明了一个重要的现实，那就是在社会支持、工作保障、社会宏观环境方面的指标上农民工的幸福指数都低于总体平均指数，低于其他群体，尤其表现在对政府宏观管理方面的相对不满意和关乎他们基本生存质量的工作保障方面指数，差距更是显著。这一测度结果并不太出乎意料，但如此大面积并具体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却仍然使本人感到震动和沉重，对此社会应当有所警醒。虽然，早在《2006年中国农民工满意度报告》在首届中国农民工信息化论坛上正式发布时就显示，浙江的城市最易留住农民工，杭州在改善农民工境遇方面做了大量的行之有效的工作，并得到了农民工的认可，其幸福指数也在逐年提高。[1]但“杭州数百万农民工的生存情况令人担忧”，依然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处理不好，不仅会泼灭他们向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梦想以及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的企盼，而且更严重的是，会致使他们感受不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从而使他们抱怨社会以及形成某些极端的社会观点，并由此产生影响社会和谐的行为。

三、农民工自述阶层与幸福指数之间的关系

在问及“您认为您在社会上属于哪个阶层”时，10．0%农民工回答为最低阶层，41．9%农民工回答为中下阶层，43．5%的农民工回答为中等阶层，仅有4．5%农民工回答为中上阶层。本书对农民工自述阶层与幸福指数两个变量进行对应分析，得交叉汇总表和对应分析图，结果见表7－4、图7－1。

表7－4　农民工自述阶层与幸福指数交叉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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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农民工自述阶层与幸福指数对应分析图

从表7－4和图7－1可看出，农民工自述阶层与幸福指数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具体表现为最低阶层幸福指数最低，在最低阶层中，占48．4%的人幸福指数在55分以下，占87．1%的人幸福指数在65分以下；中下阶层的人幸福指数为55—65分的比率最大，56．9%的人幸福指数在55—65分之间；中等阶层的人幸福指数为65—75分的比率最大，且72．6%的人幸福指数在65分以上；中上阶层人数不多，仅有14人，占全部人数的4．5%，但其幸福指数均为65分以上。总体而言，幸福指数是随着自述阶层提高而提高的。农民工这个阶层表现出了与社会其他阶层不一样的鲜明特点。从职业角度讲，他们是工人；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但他们跟工人和农民又都不一样。在生活方式上，大多两地分居、缺少文化生活；在组织行为上，以小团体行为为主，有着自己的组织潜规则；在利益诉求方面，他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变，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诉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归结到一点就是寻求居民待遇。有研究表明，多数农民工感觉离开农村前属于中上阶层，而进入城市后，就变为中下阶层。从他们自述阶层的情况看，基本都在社会的中等阶层以下，而且随着阶层的提高，幸福指数也随之提高。多年来，农民工经过努力，接受了培训或高等教育，步入管理岗位者也不乏其人。应该说，这部分人随着被城市接纳、认可，幸福指数也随之提高。

四、农民工人口学变量与其幸福指数的交叉分析

本书分别对不同性别、不同学历、不同行业、不同婚姻状况农民工幸福指数进行交叉分析。不同年龄农民工总体幸福指数由低到高依次为：25岁及以下（64．583），36—45岁（65．797），46岁以上（66．000），26—35岁（67．838）。以往不同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居民年龄在40—45岁之间幸福指数最低，而本书得出的结论是25岁及以下农民工幸福指数为最低，这个与一般规律相悖的结论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问题不容忽视；不同学历农民工总体幸福指数由低到高依次为：小学以下（61．600），初中（65．882），高中、中专（69．583），大专及以上（63．571），农民工不同学历的幸福指数是随着学历的提高而增加，但到了大专以上又递减的趋势。分性别来看，应该说是相差不大，男性总体幸福指数（66．421）略高于女性（65．667），这个结果与以往学者的研究结果相同。分婚姻状况看，已婚总体幸福指数（66．493）高于未婚群体（63．810），这个结果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分月收入来看，总体幸福指数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从低到高依次为1500元以下（54．286）、1500—2000元（60．668）、2000—2500元（61．613）、2500—3000元（63．333）、3000—3500元（71．111）、3500元以上（72．222）。从2011年4月1日起，杭州市市区最低月工资标准从1000元调整为1310元，但观察农民工收入的分布结构，仍然可以想象得出，应对杭州较高的消费水平和日益上涨的物价水平给农民工生活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杭州，约有32．9%的农民工月收入不到2000元，约有46．2%的农民工月收入不到2500元。因此，在目前农民工仍处于尚未解决温饱的阶段，增加收入是提高其幸福指数的重要途径之一。

经过分析，本书得到如下结论：

（1）农民工幸福指数远远低于其他职业群体的幸福指数；（2）农民工总体幸福指数25岁及以下组为最低；（3）农民工总体幸福指数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高；（4）农民工总体幸福指数随着学历的增加而提高；（5）不同婚姻状况农民工的幸福指数有着显著性的差异；（6）农民工最基本生活、职业条件方面的幸福指数低于其他方面的幸福指数。

近年来，杭州各界为改善农民工境遇做了很大的努力，使其生活品质得到改善，幸福指数也逐年提高，但和社会其他群体相比，他们在求职、谋生、收入、住房、子女教育、权益维护、财富积累、生活稳定等方面确实还处在相对弱势的位置；公共服务不均等，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因素。杭州在改善农民工境遇，提高农民工生活品质，增强农民工幸福指数方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维护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使之尽早、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是城市的责任，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1]江南、胡雪良：《2006农民工满意度报告表明：浙江最易留住农民工》，http://news.qq.com/a/20061018/00106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