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农民工

二十三、特殊的农民工

2011年8月1日，我到沈阳市残联报到正式上班了，还签订了劳动合同，成为了从事文化打工的农民工。多少年来，我一直渴望走出村庄，到文明发达的城市文化氛围中，如今这心愿终于实现了。凤凰涅槃，我为自己成为了一名标准的农民工而自豪！

起初，四哥和四嫂不放心我一个人来到城市，忧虑地问我：能行吗？

这么好的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

范彧兄长在电话中对我说：赵凯，你在村庄里再呆十年，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好利来村的哥哥姐姐们也高兴地嘱咐我：来吧，在市里遇到啥事，有我们呢。

还有文学界的老师和朋友们，到沈阳，我方便和他们更密切接触交往。

更有我的残疾人兄弟姐妹们——

刘永伟哥哥是最早建议并鼓励我来城市的人，他帮我安置好了出租屋，我到城市上班就住进去了。我到市内后，刘永伟哥嫂来看望我，接我到他们家里去过节，还给我送饭。一个周日，下大雨，刘家嫂子煮了饺子，让刘永伟哥先骑自行车，给我送来，看着我吃饱了，刘永伟哥又穿上雨衣，在秋风冷雨中，饿着肚子骑一小时车回去。我到他们家里，老人也非常喜欢我，那病重的老母亲不喜欢人多，嫌吵，但看到我，她却难得地微笑了。老父亲手颤抖着帮我挟菜。刘永伟哥哥患小儿麻痹，嫂子是健全人，又非常漂亮。双方父母是老同事，当初，是岳父母先看到刘永伟这孩子虽然身体有点问题，但是人好心地好，就让宝贝女儿嫁他。如今，他们的孩子读高中了，学业非常优秀，考入沈阳最好的育才中学，工薪阶层的父母省吃俭用，供孩子上学，并为此而骄傲。因为丈夫身体情况，刘家嫂子比别家女人要多付出一些，但她至今仍然认为自己嫁对了；老岳父母也向我挑大拇指夸女婿好，当初没有看错人。在这个家庭里，我感受到了浓浓亲情的温暖。在乡村，我有四哥嫂的家；在城市，我有刘哥嫂这个家。刘永伟哥哥自己是残疾人，可他以健全人的心态，一直和健全人一起工作生活，不仅仅是帮我，并且尽自己所能，经常帮助其他残疾人兄弟姐妹。我们沈阳残疾人朋友中，很多人都得到过他的关心帮忙，众人也爱他，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和他说。刘家嫂子并不阻拦丈夫帮助其他残疾人，总是在背后默默支持着。

我这个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人，因为有这么多的关爱，才敢一个人来到城市工作生活。至今，我已经来城市两年了，我的生命继重新站起来学会行走后，又一次在生存能力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我这原本依靠家庭和政府供养的人，如今做到了自食其力！

以前，在乡村家里，母亲和嫂子关爱我，不让我自己干活，我能做的也不让我做，衣服脱下来有人洗，饭有人给做，吃完了，筷子一放，碗都不洗，嫂子曾笑说我是温室里的花朵；在城市，我学会了自己洗衣服，也学会了煮粥和面条。起先那半年，我自己不开伙，经常泡方便面。正月初八从乡村家里回到城市上班了，晚饭时，街上饭店都还没开业，只好自己煮粥，为了不出意外，我专门上网搜索了如何煮大米粥，淘了米，电饭锅插上电源半个小时，水还没热，电话向朋友咨询，一样样寻找故障，原来是我没按加热键。

在我刚到沈阳时，沈阳好利来总经理朱林大哥就送我一台微波炉，有了它，真是方便多了。那是2010年春节前，博客中相识的刘恩涛哥哥引荐朱林先生等一行人来乡下看望我，为我庆贺生日，我品尝到了鲜美的好利来蛋糕，过了今生当时为止最为隆重的一个生日。这是从网络上到现实中相识相知的一个友爱群体，号称“好利来村”，村长是朱林，因为他属虎，大家都叫他虎哥，我称呼他为老虎大哥。老虎大哥看我使用的电脑太小、太旧了，就送我一台笔记本电脑，如今我写作此部书稿，用的就是这个电脑；村支书是霜姐，霜姐不仅仅送我照相机，还给我嫂子买了好衣裳。刘恩涛哥哥电话中告诉我，大家在回去的路上，都说：赵凯这小兄弟，我们交定了！后来，大家一次次来乡下看望我；我到城市工作生活，这好利来村群体也是我最坚实的依靠之一。

后来，我还学会了借用晾衣夹和取物器脱穿裤子。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拾荒者手拿一杆长长的夹子，不用弯腰就能捡起地上的废纸饮料瓶等东西，但也没想到自己可以用这东西，到残联后，无意中知道了原来有残疾人专用的取物器，就是形同拾荒者手中的长杆夹子，因为我手摸不到膝盖以下，所以，就算在我面前的地上放一沓钱，我也只有视金钱如粪土。我一下子网购了两根长杆夹子，真好用，书掉到地下也能捡起来了。慢慢磨炼，现实逼迫我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生活能力了。我外出办事能力也增强了，起先来到城市，邮局和银行，都不敢去，都不知道在哪儿，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办理程序如何，一有事，我就电话求刘永伟哥哥帮我办。后来，慢慢地，我硬着头皮去了银行和邮局，办成了事情后，才讪笑原来不过如此。

在单位，我的工作就是和其他同事一起编辑出版双月刊杂志《共享》。一期期刊物印刷出来，我翻阅着，这纸页图文间，也凝聚着我的汗水与心血，想像众多读者捧阅的情形，真的胸怀自豪和成就感。我又做记者又当编辑，忙得不亦乐乎。我热爱这份刊物，喜欢这个工作，我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这刊物，这工作，让我觉得自己不再仅仅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成为了对社会有用的人，用一己之长为残疾人文化事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虽然拄着拐杖，但我经常跟着单位各部门的同事深入基层采访，从而了解了残联工作的许多内容，意识到政府和社会为我们残疾人事业付出了非常多的爱心，然而，大多数残疾人依然生活得不太如意，这其中有很复杂的原因，甚至不是依靠政策法规能解决的。

工作的另一大收获是促进了病体的康复，原本在乡村家中，我只呆在屋子里，老是在看书、用电脑；到城市后，因为上下班走路，外出采访开会，我的活动量增加了几倍。我感觉到自己的行动能力比困在乡下时灵活多了，亲友和同事们也都看到了我的变化，为我高兴。然而，辩证地看，任何事物都有两面，阳光总会带来阴影。我的双髋人工关节是有磨损的，计划使用期限是十五年到二十年，我这样超负荷使用，会缩减人工假体的工作年限，双刃剑啊。可是顾不得那么多了，现在我只能是珍惜每一天，争取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快乐生活，紧紧抓牢当下的幸福。

2012年1月2日，来沈阳后结识的残疾人企业家宋欣大哥邀请我们几位残疾人文学爱好者聚会，因为我行动上不方便，为了照顾我，专门挑选在我住处附近的一家“小渔港”饭店。

宋欣大哥五十出头，他在十七岁时，过铁路遭遇火车，四肢三残，仅剩下左手是健全的。说起来，他有个奇迹：那一年，他初中毕业前，写了一篇作文《花与会飞的花朵》，语文老师批阅后，惊奇赞叹不已，就帮他投稿给《沈阳日报》“万泉”副刊。当时，《沈阳日报》“万泉”副刊是我们沈阳市的一块文学圣地，很难在那发稿的。宋欣大哥在车祸后，头脑还清醒的时候，首先是自己救了自己，他看到自己断肢伤口动脉血喷不止，就请围拢来想救援又不知道怎么做的人帮自己把伤口扎紧止血，人们情急中找不到绳子，他躺在地下正好看到别人的脚，就提醒人们用鞋带。后来，医生都说：是这止血为抢救赢得了时间。这都是宋欣大哥爱看书的结果，之前他读过《民兵战地救护手册》。宋欣昏迷了几天几夜后，老师和同学们拿着发表了他处女作的报纸跑到医院，他母亲流泪贴着耳朵把这消息告诉昏迷中的儿子。冥冥中一定是有神奇的力量，宋欣大哥仿佛听到了这喜讯，他醒了！后来，我与当年的“万泉”副刊创办人、老诗人解明老师在一起时，说起了这事，因为上世纪70年代末，恰恰是解明老师做编辑，对他而言，只是编了一篇平常的稿子，却不知道这稿子的发表唤得一位在死亡线挣扎的少年提前苏醒了。我电话请宋欣大哥过来，编者和作者在事隔三十年后，握手了。宋欣大哥有文学天赋和学识功底，但后来因为身体伤残，生活现实所迫，进入商海打拼，成为了企业家。他不同于别人，不使用自己的残疾身份享受国家赋予残疾人事业的福利待遇，而是和健全人一样正常经营，正常纳税。在商场成功后，他并没有真正放弃文学，根据他爷爷在伪满洲国监狱中营救共产党干部和其它抗日民族英雄的史实，写作了长篇纪实文学，刚刚完成初稿的以残疾人福利工厂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读后令我惊叹，这些都开创了当代小说的新领域。

宋家嫂子也是个传奇的好女子，十四、五岁时，她和姐姐坐着哥哥开的拖拉机上山打柴，因为和大家一样砍倒了粗大的禁伐规格的树，哥哥被林业警察带走了，怕警察再回来没收拖拉机，这是家里最贵重的家当，于是，她这个小丫头大胆地坐进了驾驶室，从没有碰过拖拉机的一双小手，愣是把哞哞儿吼叫的铁牛从山坡上开回家了，还是安全到家。嫂子粗通文墨，学驾照时，在老公指点下对条条考题是死记硬背，结果一考，过关了，而那些满腹经纶的人，也有不少没考过的。在驾车上路第七天，嫂子就上高速了，拉着男人开车回吉林长白山里的娘家小山村去了。永远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宋欣大哥说：“当初，咱俩登完记了，法律都承认是两口子了，可娘家人还一次次地把她拽回去——”当然了，嫂子也是一次次地跑回到这个重度伤残男人身边。如今，他们的孩子已经读高中了。

在“小渔港”吃饭，自然要点海鲜，可是这家饭店的海鲜太不新鲜了。刘永伟哥哥帮我夹了一个生蚝，要蘸辣根儿吃，我第一次吃这种东西，刚放到嘴里，就觉得不对味儿，很想走到外面去吐掉，但因为我坐下到站起来的过程太费劲，就强忍着硬是吞咽了下去。当天晚上，我上吐下泻，几番折腾，虚弱气喘，一会儿高热冒汗，一会儿寒战，盖着两层棉被还打抖。因为动作慢，脏了裤子，无奈中也强迫自己用夹子能够做到脱换清洗了。以前，从不敢自己脱裤子，因为自己穿不上，这回，裤子脏了，不脱不行，使用长杆夹子脱成了，简单清洗了身子，不穿上裤子也不行，那明天怎么出门呀？能依赖的还是手上的长杆夹子，也真的费劲巴力穿上裤子了，先把裤子放在地下，脚伸进去，用夹子一点点往上提。我就这样被迫学会了自己穿裤子，做到了以前做不到也不敢去做的事。身边没有一个人，冷清清的屋子里就我自己，半夜三更，连个倒水递药的人都没有。心在挣扎，可是我没有再掉泪，熬着，挨着，挺着，盼到了天亮，然后去医院输液。

恰此时，我还要与房东见面，办一些证明材料，最嘎巴冷的严冬，鞋面的皮革都冻裂口了。我发着烧，脸通红，硬撑着下楼打车，女司机关心地大声问我：你这样咋还自己出门，你媳妇呢？

我苦笑说：我是自己一个人。

稍后两天，才知道，那天吃饭的人里，几个人都发病了，这是典型的食物中毒。可是，我初来乍到，不愿意惹官司，众人也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人去找饭店，也没有人投诉。然而，这次患病，很久没好，拖延得时间长，22日，到了除夕早上，过年了，我还在喝药。

这是我以农民工身份回家过的第一个春节，逢年过节，回家的拼客出租车就涨价，是平时的双倍，可是我和其他人一样，依然要回家。回到家，与二哥又住在一起，乡村屋子里比城市楼房冰凉，可是亲情温暖。

初八上午，我又离开了家，去城市上班，虽然在城市遇到难处时身边没有人照顾，但，我不能回头，我没有退路，我不能回到过去再依赖哥嫂照料。

元宵节的晚上，宋欣大哥和嫂子把孩子留在家里，又约了另外几个人，陪我一起过节，说是来沈阳的第一个元宵节不能让我自己一个人过。当时，刘永伟哥哥把妻儿和老岳父岳母留在家里，马良海老师把老母亲送到妹妹家中，宋贵红大哥把妻儿送到岳父母家中，然后都来陪我过节。

我怎么能不感动？面对兄弟姐妹们，我没有泪水，只有微笑。

端午节的时候，我正肾结石发作，每天到医院输液，没有回乡村家里过节。宋欣大哥电话给我，想陪我过节，我善意地谎说已经回到乡下了。第二年的元宵节，恰逢双休日，宋欣大哥又电话给我，我又告诉他回家了。一个小时后，宋欣大哥又打来电话，告诉我下楼吧，到对面的农家院饭店，我从窗口向外张望，看到宋家嫂子已经停好了车，正走进旁边的超市去买汤圆。

我拿着长长的鞋拔子穿鞋，低头看穿好了没有，泪珠儿掉到了地板上。

还有令我难忘的：在我进城工作生活一周年的时候，残疾人兄弟姐妹齐聚“绿江春”饭店为我庆贺“生日”，于晖妹妹还为我买了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面对一张张笑脸，我感觉置身于一个和睦相爱的大家庭之中，感动得想哭，但是我没有泪，只有欢笑，我必须笑，我懂得大家都愿意看到我永远这样笑。

在沈阳，我拥有三个友爱圈子：一是残疾人兄弟姐妹们和残联的领导与同事们；二是好利来村的哥哥姐姐们；三是辽沈文学界的师长、同学和朋友们。我在乡村有个家，永远为我敞开屋门，哥嫂、侄儿和他媳妇与小侄孙随时等待我回家；我在沈阳城里还有个大“家”！这众多师友，都是我在城市的亲人。

然而，在这浓浓友爱中，我依然体会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一个人呆在出租屋里，身边没有说话的人，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把心里想的说出来，当意识到听众只有自己，我就忆起读《老人与海》时，海明威写到老人驾一叶孤舟，在茫茫大海上，总是自己跟自己说话，最初我不太相信这样的描述，自己跟自己有什么好说的？现在，我感同身受地理解了，这是真实的，或许发射出耀眼光芒的海明威也曾在喧嚣中时常有过切肤刻骨的孤独体会。

2012年夏季的一个下午，我和老师、同学正在小聚，席间接到一个电话，自称是《中华文学选刊》编辑安静，告诉我《马说》被择选为“特稿”了。大家举杯祝贺我，腰后忽然就隐隐作痛，我意识到是肾结石病又犯了。我一直默默忍着，待华灯璀璨，大家分手时，我感觉自己发烧了，不敢走出饭店的门，外面夜风很硬，我怕出去后冷得哆嗦。万琦老师拦住出租车，我才匆匆忙忙出门上车，老师一直把我送到出租屋楼下。

整整一夜，我忽而睡着，忽而疼醒，忽而高热，忽而寒战。

第二天上午，合租房的小伙子下夜班，我请他到楼下药店帮我买了退烧止痛药。然后，我强打精神，去参加同学的婚礼，我必须去，因为我刚来沈阳的那半年，遇到经济为难的时候，新郎和新娘都帮助了我。外面正下着雨，我穿了厚夹克，就像雨衣，其实我是怕发烧寒冷。到饭店落座后，和同学乔姐握手时，一摸我的手，她就问我：咋这么热？我悄悄告诉她：发烧了。新郎新娘来敬酒了，我真是为他们高兴，有情人成眷属，英俊与漂亮的艺术结合。

之后，折腾了半个多月，独自跑了几家医院，天天输液，直到在医生的帮助下，我僵硬的身躯费劲地勉强匍匐在超声波碎石机上，一下一下地接受机器的震颤拍打，因为我衣兜里的治疗费不够了，才电话告诉刘永伟哥哥，请他帮我送钱过来。当刘永伟哥哥赶到时，我已经瘫趴在机器上虚脱得哆哆嗦嗦地唯有喘息了。不是机器拍打的原因，是我二十多年习惯于仰躺的病躯无法承受这艰难的必须长时间匍匐治疗的姿势，我忍受到极限了，渣滓洞集中营的老虎凳也不过如此吧。我的眼睛充血了，看到的景象都是朦胧红色的。

刘永伟哥哥把我送回出租屋，责怪我隐瞒了这么多天，怎么不早点告诉他。

参加辽宁文学院首届编剧班，结交了多位新朋友。同寝室的是赵天鹏和陈雨飞，天鹏是我在北京治疗时认识的，雨飞是初识，但他们对我的关心照顾是一样的，最主要的就是帮我洗脚，这是我生活中最大的难题。雨飞坐在地板上边帮我洗脚边说笑的情形，我永远也忘不了，我的好兄弟！毕业那天，同学们留恋地分别，天鹏乘坐晚上的火车回北京，于是，下午，他先来到我的出租屋，这里离火车站近。夜里，严寒中我送他上了出租车，在路灯下，天鹏和我拥抱告别，我非常心酸，他一走，我又是一个人了，整整一个月和老师同学们的大家庭生活彻底结束了。我回到楼上出租屋里，那时，继波和小松也早已搬走了，新的合租伙伴还没找到，面对空荡荡的大房间，两室一厅，就是孤零零的自己，一种冰冷的空旷笼罩在心头，想到自己来城市这么久，一些美好的愿望依旧还是愿望，这种孤寂遥遥无期，不知何时才是尽头，于是我放声大哭，在屋子里，哭泣的回声都是空荡荡的。

一次次去北陵公园花草树木间寻找我与梅花姐的脚印，物非人也非，这高大的苍松和飞鸣的鸟儿早已经不认得我了，屈指数来，二十五年啦，小路上是一对对恋人，身边飘过一朵朵鲜艳漂亮的女孩子，却嗅不到我梦中那个姑娘的青春气息了，只在泪水朦胧中，看到我与梅花姐手拉手的身影模糊远去，消逝在雾岚中，再也唤不回头了。

有一天夜里，我正在电脑前忙着，忽然感觉身边来了一个身影，侧脸一看，啊，是梅花姐。虽然这么多年没见了，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是的，就是她，这笑容，这眼神，我经常在梦里看到的，我惊喜地问：姐，你怎么了来了？她笑说：我在网上看到了你的文章，就找来了。我大声说：太好了，我盼你好久了。梅花姐向我伸出了秀气的纤手，我们的手又牵在了一起，我们紧紧拥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