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如何面对民主化进程研究的范式转移？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在关于民主化进程的研究中，政治发展理论也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范式，政治发展理论代表人物的著作被奉为当代经典；同时，政治发展理论几乎被写进了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这一范式深刻地影响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成长起来的政治学者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学者。今天，要承认政治发展理论范式的衰落、接受政治转型这个新的理论范式，许多人会产生非常复杂的学术情感。然而，就学术本身而言，学术要有超越，就会有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这也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社会科学中即使新范式已经出现，旧范式也不会即刻消失，但这也并不意味着科学的进步不依赖于范式之间的竞争；而且，社会科学的范式革命可能是悄然来临，从涓涓小溪汇聚成滔滔洪流。社会科学研究者只有敏锐地觉察到范式转变的气息并且迅速适应新的范式，才能推进科学研究的发展。政治发展理论的衰落景象与政治转型理论蓬勃生机之间的反差向我们表明，民主化进程研究的范式革命的确已经来临。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之上，我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中国政治学如何面对民主化进程研究的范式转移？又应做何种准备？毕竟中国关怀是多数中国政治学者难以割舍的情结。就当下的要求而言，我们认为至少要着手去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去面对这一范式转移的挑战，参与民主化进程研究的国际对话。

　　 第一，分析框架转换：从学科壁垒到深度整合。尽管政治发展的分析框架主要缘于经济学、社会学以及人类学，但是，在分析框架的建构上，政治发展的理论框架显得非常僵硬粗糙，缺乏有机的深度整合。在我国，尽管一直强调社会科学要进行学科整合，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深度的学科之间对话，分析框架的整合非常缺乏。毋庸置疑，社会科学团体内部与同行之间的学术竞争一直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机制，但是这种竞争的另一面也造成了形形色色的学科壁垒与门户之见。平心而论，在民主化进程研究上，我们不能断定它是属于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的学术专利，其实它更需要多学科的融合。早在 1998 年，国内政治学界就有人发出了通过跨学科整合促进政治学发展的呼吁。因此，我们期待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之间打破学科壁垒，更多地进行对话与交流，发展出民主化进程研究深度整合的分析框架。

　　 第二，研究方法转换：从行为主义到后行为主义。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是与政治发展范式相配套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对政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政治发展范式的衰落，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也逐渐过时。目前，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成为国际上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是“规范性的观点开始恢复其魅力……普通的政治科学家（特别是政治理论家）不再毫无选择地认可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从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并没有出现行为主义的研究高峰。在过去的 20 年里，国内主流政治学杂志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规范性研究的论文占大多数，实证研究的论文不到三分之一。这种状况表明，在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其实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尚未真正普及，更难以说熟练运用。因此，中国民主化进程研究者只有在掌握了行为主义研究方法之后才能更好地运用后行为主义方法。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解：既然国际主流政治学已经进入后行为主义时代，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就变得毫不重要。其实，后行为主义所强调的是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交互性，如果连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都没有掌握，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结合又何从谈起？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研究者而言，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先掌握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再踏入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转型阶段。

　　 第三，研究策略转换：从静态描述到动态分析。在当代民主化研究中，最适合的研究策略是动态分析。 1970 年，丹克沃特·拉斯托（ Dankwart .A.Rustow ）在动态分析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引入了“动态模型”（ dynamic model ）的概念，指出民主转型的萌发与随后的巩固在条件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动态模型在当前的民主化研究中非常前沿，它最突出的地方在于民主的前提性和社会关联性，研究的重点从政治发展范式可疑的条件假设转向民主过程启动之后的动态过程。动态分析的理念之一是强调因素与因素之间的互动性。按照这种研究策略，“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政治—社会”“精英—大众”等等的分析框架将获得新生命力。阅读已有的政治转型研究文献，也可以发现，韦伯倡导的类型学重新复活。大量的学术著作强调民主转型的政体类型对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影响。类型学之所以能够复活，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将动态分析结合进民主化进程研究。类型学与动态分析的结合可能是民主化进程研究最为新颖的研究策略。从静态描述到动态分析的转换不仅是一种研究策略的转换，也更应该成为一种研究态度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