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方便论述，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政治体制变迁过程中政治民主化进程从1978年以后才真正开始，因此，本书所称“新时期”系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时期。有学者指出：“三中全会”的召开，实质上是摆正了民主政治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位置，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新局面[1]。随着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先农村后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后来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政治民主化渐行渐近。
1.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政治建设
民主政治是统治阶级中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的权力的政治制度。政治民主化，简单说来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参与对国家事务、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人民成为国家治理的主体[2]。政治民主化意味着由少数政治家的权力政治向公民参与的公益政治的转移，由自上而下的统治型政治向上下结合的治理型政治转移，由封闭的、保守的、维持性的政治向开放的、变革的、发展性的政治的转移[3]。对于如何推进政治民主化，邓小平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设计了一个具体的、渐进的程序：首先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然后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最后才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4]。因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起步的条件下进行的，民主化进程也是在经济民主化的基础上向政治民主化迈进。但是这种完全为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而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没有达到应有目的，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来的一系列问题恶化，以致在20世纪80年代末陷入了困境。90年代初，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其所带来的制度创新，中国政治体制终于孕育出了以民主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转型[5]。有学者曾把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78年到1986年的初步实现阶段，从1986年到1989年全面改革的尝试阶段，从1989年到党的十五大召开前的平稳推进阶段，以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为标志的全面推进阶段[6]。这是一条渐进的改革之路，改革的主要内容大体上涵盖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党内民主制度，政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基层民主制度，逐步实现从集权型的政治体制向民主政治转变，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等方面。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纳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范畴，提出了决策机制民主化、科学化、民主监督系统化等等，昭示着中国不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也正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7]。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8]。党的十六大还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也成为政治文明的核心概念。
就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新时期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根本途径是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民主化，其实质是对社会利益结构的一种调整，而这种调整一定时期会存在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利益受损的情况。关键的问题是，转型时期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仍不完善，特别是尚未构建起民主法制化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在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代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9]有研究者指出，我国的政治文化虽然受到一定的激荡，但由于政治文化本身的巨大的历史惯性，使得传统政治文化尚未丧失对人们的政治行为的规制。而新的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精神的参与型、大众型的政治文化尚未正式形成并释放预期的政治功效[10]。究其原因，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发展会受到传统观念与历史条件的限制，封建主义思想和传统政治观念，如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人治思想、家长作风、盲从思想等等长期存在；国民的政治素养不高，对于民主政治的认识不充分，追求的目标不明确，加之教育文化事业不够发达，不利于形成民主政治所需要的政治文化氛围。另外，政治民主化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在总量上还比较低，地域之间、行业之间、部门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由此带来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政治参与机会不均等等社会问题制约了现代政治文化的构建，影响了政治民主化的发展进程。
总体来看，我国的政治民主化在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引领之下，正处于体制构建时期，某些方面还有很大的突破。有学者将民主政治建设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家统一阶段；第二阶段是确立中央权威阶段；第三阶段是政治组织和政治过程的制度化、程序化、法制化阶段；第四阶段是大众广泛参与的普遍民主化阶段，主要特征是政治权威的法理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大众广泛的政治参与[11]。目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说已经进入第三和第四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中的四项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民主机制已经形成，广大基层群众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民主权利，积极参加各项民主活动。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培育。[12]而这两个阶段特别是第四阶段的来临，有赖于包括新闻媒介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在营造民主政治的舆论氛围、构建公共领域、完善民主政治体制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2.“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及其对新闻媒介的影响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改变，民众的法制意识、参与意识以及对自身民主权利与义务的认识不断增强，政治心态趋于主动。总体来说，新时期政治民主化的生态环境已经在发生改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后，政府管理职能发生转变，由原来的强制式管理向现在的管理与服务并举，社会中介机构不断完善，各类社会问题与矛盾开始分化，矛盾的解决方式也由原来的政府、单位包办转向现在的市场化、社区化处理。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体制下对政府的无限依赖，转而依赖于各种社会力量或个人力量，公民对政府的要求和期望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原有的关系格局随之发生变化。有学者概括了这种变化对原有公民与政府关系造成的影响：一是公民主体利益意识的觉醒使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变得更直接和敏感。公民对政府侵害其利益的任何行为反应也更激烈；二是现代民主价值观念的影响为公众设定了评价政府的新尺度。公民逐渐认识到了公共权力的性质和政府运用公共权力管理社会的目的，政府管理和服务内涵的公共性正逐渐成为共识。政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要求以及公民对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参与、监督意识等改变了政府以往的运行环境。三是法治原则要求政府规范行为，维护公民权利。四是公民对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3]。这一系列变化及影响首先体现在党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观念也就是执政理念的变化，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近年来提出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等等执政理念[14]。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全新命题，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从人本主义角度来看，科学发展观就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强调以人为中心，充分尊重和实现人的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内涵极为丰富，其第一要义就是强调满足人或主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坚持“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使一切发展真正成为满足主体需要的发展，即符合人的本性的发展，也就是坚持“民生为本”的发展理念[15]。这种“民生为本”的发展理念有着浓厚的传统色彩，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转换。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一种关注、重视人民利益，将民众作为治国安邦根本的政治学说，它重视、承认民众在社会政治、经济、道德等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具有深刻的人民性和进步性[16]。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自孔孟儒家思想，孔子的民本思想主要是“仁者爱人”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爱民”、“富民”、“惠民”的主张，“仁”的核心即“以人为本”，“仁者爱人”即：“注重民生，保民安民，利民惠民”。孟子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民贵君轻”、“制民之产，省刑薄赋”、“重视善教”、“与民同乐”、“君臣人格平等和尊贤使能”等[17]。儒家传统民本思想对于当代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体现在具体的现实活动中就是对人的普遍尊重，对群众利益的关心，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与帮助。2002年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弱势群体”一词。国家社会保障部门定义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下岗职工、体制外群体、进城农民工和一部分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这类人群都是由于天赋或者社会原因，在接近和享用社会资源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日常消费行为中的普通消费者往往也在此列。近年来，发生在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因商品买卖引发的纠纷随处可见，受害者多是消费者个人。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消费者的自身权益就得不到切实的保障。现实的情况是，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实质上已将其自身权益的保护托付给了大众媒体。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大众传媒勇敢地承担起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任[18]。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的执政目标，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将和谐社会建设摆在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的六大标准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综观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等执政理念，集中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于新时期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理解与把握，也就是社会变革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广大群众的利益，考虑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体现了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诉求。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反复强调并突出解决“民生问题”的执政新风，正是这种政治诉求的具体体现。
政治民主化与“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都依赖于同一种社会机构——大众媒介的参与，大众媒介参与政治民主化进程又需要政府决策部门从制度与法律层面给予其规定性。这就触及到前面讨论过的媒介的政治生态问题，影响媒介活动的政治生态主要是公共政策或媒介管理政策。而公共政策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就是通过规范媒介行为来调节媒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使媒介系统朝着政策指示的方向发展。2003年3月28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要求大力减少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报道，将重要版面、黄金时段让位给群众和基层，使新闻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温家宝在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时强调，电视宣传要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原则，一切从群众出发，一切为群众着想，倾听群众呼声，体现群众利益。李长春在2003年5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撰文阐述中央提出的新闻工作“三贴近”的要求，指出：贴近实际，就是“真实反映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实际效果检验工作”；贴近生活，就是“深入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从生活中挖掘生动事例、汲取新鲜营养、展示美好前景”；贴近群众，就是“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盼，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领导人的上述一系列言论可以看作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政治话语与新闻媒介传播观念的现实同构，对电视新闻改革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影响，在新闻传播内容的选择、传播观念与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传播方式等等方面，都提供了政策层面的支持，这也正是电视民生新闻“民生为本”的传播理念形成的现实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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