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_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当代论域

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哲学的时代需要时代的哲学。时代的哲学推进哲学的时代。当代中国需要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这样的哲学既是中国的哲学，又是世界的哲学。建立了世界哲学的中国才能在世界上发展、崛起。当代中国已经通过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而这个世界是一个大开放、大建设、大变革和大合作的新世界。在新世界中看中国和通过中国看新世界，这是时代提供给人们去认识与反思的宽广路径。因此，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社会开放中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

现时代是一个以“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为特征的开放时代。这个时代，各种思想、不同文化、多元价值和新式观念互相激荡、互相交融，这种情况下，社会开放与人的全面发展日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此，一方面，研究社会开放要关注、考察人的全面发展，因为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开放的根本价值目标，孤立地言说社会开放难于把人带向安适的去处与美好的境域;另一方面，研究人的全面发展要考察、关注开放社会，因为开放社会是发挥和呈现人的主体性的现实平台，离开开放社会的条件去言说人的全面发展将是笼统的。只有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既弄清“社会开放”和“开放社会”的概念内涵，又厘清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条件、进展路数，才有可能真正洞悉当下开放时代，把握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关于“社会开放”和“开放社会”的概念。所谓“社会开放”，广义上看，是指由地缘、血缘和职缘等纽带所组成的社会团体逐步解体的过程，呈现为一种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的状态。狭义上看，是指现实的人对存在空间、谋生方式选择的自由程度日益扩大的历史进程。这就意味着社会开放是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条件，人在那些决定社会生活、决定个人生活方式和性质的历史必然性中获得自由、独立和创造的本质力量。与此同时，人的本质的丰富、人的日益发展又进一步推动社会走向更加开放的世界历史，走向发达的开放社会。所谓“开放社会”，广义上看，与“封闭社会”相对应，是指社会生产方式以市场化、商品化、自动化、信息化、金融化、网络化为特征的社会。狭义上看，是指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出现的全面、协调发展状态，这种状态使现实的人在长期的生活、教育、工作实践中，其素质、能力日益得到提高和丰富，其人格、心理素质日趋健全，其需要、潜质、情感日益得到满足、发挥和充实，人的身心健康水平日益增进;这种状态使人具有稳定性的品质体系、多样化的交往风格、非凡的胆略和包容的气度，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日益改变其形态，变得更加发达、富有效率和开创性。

关于社会开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首先，社会开放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创生条件。社会开放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能量创生的始源，因而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越是开放，越能推动社会发展，就越能创造发展能量，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43]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要求从社会改革开放的新角度、社会开放理论的新视野、社会创新发展的新方法来深化认识人的全面发展，从社会开放、改革创新、动态发展的认识秩序中引出新的正确结论，从社会开放进程中把握、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其次，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问题。在社会开放进程中，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以及人的本质的充实、丰富、发展高度一致。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表现为人的应有发展、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充分发展、人的和谐发展与社会的系统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展和全面发展相统一，这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社会主义社会开放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又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是共产主义的崇高价值承诺，表现为人的发展的理想价值维度与人的发展的现实价值维度的统一。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社会主义民主高度完善为基本前提，以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高为基本内容，以开放、和谐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交往关系为基本条件。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开放进程中的重大主题。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开放社会条件下，在走向真正的世界历史过程中才能逐步得到实现。应该树立这样的信念:从马克思主义开放理论认识人的全面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从其富有生命力的理论渊源中挖掘生长点，及时而科学地应答新时代提出的人的发展上的难题，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进步的历程;把人的全面发展看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永恒的价值主题，既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也为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提供不竭的力量源泉。这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所引出的必然结论。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综合价值。在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中，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把运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首先，运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是一种方法论、认识论，是一种世界观、历史观，也是一种人生观、价值观。这种理论，要求从社会主义社会开放观的理论视野，全方位地、系统地重新认识人的全面发展;要求从社会开放的动态过程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思考开放时代的新问题、参与开放社会的新实践、促进开放条件下人的新发展;要求从发展的维度去研究、把握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从哲学研究的主题整体梳理人的发展的内在条件及其关系;要求从多学科交叉研究、深化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其次，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开放、创新了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这个成果包含着对人的问题的深切关注、对人的需要的真切理解和对人的发展路径的确切考察，也提示着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的历史深蕴和时代向度。而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既有利于充实和丰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使之保持科学、开放、创新的品格，以引领新的发展理论研究，指导新的社会变革实践，又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时代强音，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科学指向。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展开以下内容:

第一章论述社会开放进程中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深入探讨社会开放中人的全面发展的意蕴，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前提，阐明人的全面发展的途径。

第二章从开放理论视域探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性范畴，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和终极动因，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多维哲学视野中人的本质。

第三章从马克思主义伦理视域探讨人的责任价值的来源和结构、绝对道德的建构范式、个体利益场域及其内在要素，以及社会信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和影响。

第四章从社会主义社会开放观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切入，展开对市场经济定位及其实践价值的梳理、对列宁的社会开放观与和谐社会开放观的哲学审视。

第五章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视域，探讨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社会等认识维度中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成、创构与促进的当代逻辑。

第六章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关联，探究社会主义荣辱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阐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学说的新发展以及对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所肩负的新使命。

以上各章试图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和理论作出符合现时代的哲学阐释，试图不带偏见地走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的人学理论。马克思已经指出，人类解放是人自己站立起来获得自由自主的发展过程，自己实现自己的过程，这一过程与社会开放进程是相互适应的。另一方面，即使到了自由发展、自我创造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过是人类前史的结束，而不是人类解放与全面发展的终结。为此，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建设工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主题。这一主题与基于新的改革开放实践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一致的。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者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就要善于总结过去的经验，敢于拷问存在的不足，就要面向大科学、大开放时代新的实际，追踪前沿理论，研究现实问题，推进理论创新。这就是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致力研究人的发展问题的中心题旨。

【注释】

[1]尽管冯天瑜先生在《“封建”考论》一书中认为早在秦朝统一中国后封建制度就开始终结了。

[2]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7页。

[3]［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页。

[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页。

[5]［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3页。

[6]袁贵仁:《对人的哲学理解》，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第154页。

[7]［德］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8]［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61页。

[9]苗力田，李毓章:《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9页。

[10]［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11]［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75页。

[12]苗力田，李毓章:《西方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8页。

[13]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14]［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0页。

[15]［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5页。

[16]［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6页。

[17]［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4～205页。

[18]曾志:《西方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19]高齐云先生论证的“次生形态”和“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属于西方哲学，而是俄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列宁主义)、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毛泽东思想)。

[20]“五形态说”是斯大林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加以阐发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页，注释5。

[23]张立文和李中华一致认为国学是中华民族学术、思想、文化的总和，要以全面、整体、复合和历史的辩证思维对待国学的研究和发展，既要“度越与建构”，又要“透视与反思”，从而建立融通“古今中西内外之道为和合体的新国学”，“创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新文化体系”。参见《国学的度越与建构》、《对“国学热”的透视与反思》，载《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第32、35页。

[24]衣俊卿:《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新向度》，载《新华文摘》2009年第5期，第36页。

[25]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

[26]陶德麟:《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代序，第9页。

[27]孙麾，李潇潇:《哲学家眼中的〈哲学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2月12日，第5版。

[28]韩震:《思考的痕迹:文化碰撞中的思想生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页。

[29]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7页。

[30]赵敦华:《回到思想的本源:中西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对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代序，第4～6页。

[31]孙正聿:《哲学观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32]庄友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与原则》，载《新华文摘》2008年第7期，第39页。

[33]何中华:《马克思哲学研究范式:非此即彼还是互补整合》，载《新华文摘》2009年第4期，第38页。

[34]汪信砚:《汪信砚论文选》，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0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36]黄鰓森:《哲学的科学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37]何萍，李维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38]何萍:《开展以中国现代化为中心论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第16页。

[39]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哲学创新的生命本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78页。

[40]陈先达:《处在夹缝中的哲学:走向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41]吴晓明:《思入时代的深处: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2页。

[42]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出场学视域》，载《新华文摘》2008年第23期，第33～34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