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研究范式

第二节　近代中国的研究范式

范式目前看来多少带一点“时髦”的意味。学术界同样是不乏流行词的。一旦用多了，就有“滥用”、“误用”之嫌，原来的面目就有些模糊了。单纯从词源考察，范式（paradigm）含有“共同显示”之义，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将“平凡而单薄”的单词转变成一个“繁芜而富有弹性”的概念始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成名大作《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事实上，库恩从未对“范式”作出一个明确的、严格的、统一的定义。也许正是留给后来者巨大的探索空间，所以学界才对该概念抱有极大的热情与兴趣，几十年来经久不衰。

一般认为，库恩对范式给出较为清晰的一个解释（也是引用最为频繁的）是将范式看作一种科学成就，一种具有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这两个特点为：足以空前地把一批坚定的拥护者（科学共同体）吸引过来，使他们不再去进行科学活动中各种形式的竞争；足以毫无限制地为一批重新组合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留下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18]。然而，库恩在该定义的基础上不断地变化着范式的外延与内涵，并且成为反对者或批评者的有力证据，同时也为支持者或信徒们带来不少的困惑。在本节中，倾向于库恩的一个充满智慧的喻说，即将范式看作是一种用来类比的具体“图象”，一种“看的方式”。库恩将科学范式的变革同“重看”一幅可作两种解释的格式塔图象（或一种格式塔心理学实验）反复进行比较，因而提出“变革即重看”的观点^[19]。

根据后现代史学的观点，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其本身具有一定的不可知性，即历史真相有些无法探知。或者说，已经发生过的某些事件永远不可能原原本本重新演过，后人只是去解读与诠释，换言之，选择不同的视角与框架去回溯性认识，这犹如我们现在所使用着的相机上的取景框，我们正是运用取景框拍下或者记录历史的某个片断而已，但对于历史的完整面貌我们后人是永远无法知晓了。我们所选择的观看的取景框，可以说就是我们研究与思考历史的框架范式而已。解构后的史学观点与库恩范式说倒也殊途同归。

一、西方中心论模式

讨论近代中国分期的问题时，我们发现，在划分之初，学者们都或显或隐地存在着一种预设，在近代之前，中国是安然无恙的，让人怀念的，近代之后，中国是病魔缠身的，让人头痛的。而造成这种“近代”前后之别的核心变量，就是一个莫明其妙的西方这个怪物。虽然有学者如徐中均、黄仁宇等力图规避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式影响的这些思维定势，深入地挖掘中国内生的发展动因，但在论述的过程中还是逃不掉西方这个对象物。事实上，不仅是近代分期问题，而且整个近代中国的叙事书写也已经通过观看西方和被西方观看的方式而模式化。

那么，关于中国近代史中的西方中心论模式的讨论，首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保罗·柯文（Paul A.Cohen）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的精到评述与公允批判，并开启了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的争论。他首先指出三种主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及其学理上的缺陷，然后提出一种修正主流的三种模式的“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研究视角。虽然，柯文运用的是“model”（模式），而不是“paradigm”（范式），但从一种观察历史的“看的方式”的角度，两者有共通之处，“模式”某种程度上也扮演着“范式”的主要功能，可能范式的哲学意味更浓一些。言归正传，首先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柯文所总结出的三种主流模式。

第一种称之为“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此模式受到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与李文森（Joseph R.Levenson）等美国主流学者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闭关锁国，导致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武力入侵与文化冲击之后，传统中国才被迫从保种保国的角度发生剧变，适应世界趋势，向近代中国转型。这个转型过程实则是对西方的挑战所作出的被动回应，其过程是充满阵痛与混乱的。因此，判定推动19世纪近代中国发生变化的主导因素是西方，其主要的历史叙述线索就是“西方冲击—中国回应”。

第二种称之为“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规范”（Norm），从而隐含一种定势思维，即侧重于从西方近代史的角度就中国近代历史提出质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传统和工业革命呢？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呢？如果不能自主地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近代发达工业社会，其原因又是什么呢？于是，进一步隐含一种假设可能，中国是特殊的、奇异的、惰性的、传统的，与西方相比，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超稳定的文化、经济、政治体制。因此，循环往复或者停滞不前的传统中国只有向西方学习、借鉴与模仿，才能演变为发达富强的现代文明国家。

第三种称之为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此模式假设中国历史本来有一种“自然的”或“正常的”发展道路，但这种道路受到西方（后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扰与阻碍。一方面认为沉睡的中国巨龙需要帝国主义的入侵才能最终苏醒过来，另一方面又指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发生各种裂变的主要动因，特别在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国弱民穷，四分五裂，无法正常发展前进等方面，担当着一个罪魁祸首的角色。

显然，以上三种模式的思考框架都是以围绕现代西方对近代中国的强势影响，或者说是近代中国被动地受到现代西方的强势影响，柯文将此类三种统称为“以西方为出发点的种族中心主义”模式，指出三种模式的基本假设都是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属于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只有等待西方的猛然一击，才翻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

从批判的立场上看，造成这种西方中心论的中国近代史模式，是一种我们可以极易察觉，即西方的强势视角与霸权话语。这种批判的立场是有必要的，但需要警惕流于表层。这是因为，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还有一个更为隐晦，也是中国人不情愿承认的缘由。那就是“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无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有力观点”^[20]。这也是中国史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尴尬和困扰之处。

面对三种主流近代史模式“过于夸大西方的角色，导致部分程度的歪曲”的研究困境，柯文提出的“中国中心观”主要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研究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在探讨如何实现“中国中心观”模式的理论建构中，柯文引入了一个“内部取向”（internal approach）概念。该概念具有以下四个特征：①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②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③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④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21]。

美国思想家皮尔斯（C.S.Pierce）曾经说过，真理是从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进行试验的研究者组成的不断前进的群体中逐步产生的，它随时准备相互纠正或给予重新界说。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论”有拍手赞同的，也有持怀疑反对的，双方也充满争议。后者一般质疑中国内部是否存着某种动力或结构。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证据表明中国如果不受到外力的强制影响，其内部固有的“内卷”性机制将导致其发展的基本方向不会变更，而是呈现循环式的内部发展历程。如黄宗智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美国学者杜赞奇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给出了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文明无力转化为现代工业文明的证明。

对于“中国中心观”模式，柯文本人也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明确指出：“西方史家面临的严重挑战，并不是要求他们彻底干净地消除种族中心的歪曲，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求他们把这种歪曲减到最低限度，把自己解脱出来，从一种西方中心色彩较少的新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却是可能的。”^[22]1992年，柯文在他的另一种史学著作《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中文序言中坦言，他在全书中都持一种倾向——把西方影响中国之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作为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虽然要充分认识晚清的内在变化进程，修正对西方作用的过分渲染，但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将19世纪后半叶较为激进的变革形式大都归结于“西方的挑战”^[23]。可见，以“西方冲击—中国回应”为代表的西方中心观已经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影响。从另一角度，也说明这的确是一个解释度高、适用性强的理论框架。因此，我们对于理论框架一方面保持戒心，意识到理论框架的缺陷，同时，也应选用最适合的最保险的理论。

二、革命化范式

当我们仔细研读体会时，就会发现在史学家柯文带领下讨论的西方中心论，本身暗含着一种西方与中国的冲突与矛盾，只不过这种潜在的冲突与矛盾被一种学术冷静克制下来，而一旦这种冲突与矛盾被中国人无限放大，一种高涨的民族情绪就会蹦跳出来。从政治的角度，这种情绪与情感已经占据着1949年以来近代中国的正统地位。例如，从小学到中学，从本科生到研究生，各大历史教科书都记载下西方与中国的矛盾，以及由此矛盾产生的对于家国同胞的喜怒哀乐。对于此种历史叙事线索，学者们称之为“革命化范式”。

按照革命化范式，教科书里的中国近代史的叙事内容基本如下：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开始到1949年结束。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整个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近代史中的三大革命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这些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此后的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则包括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近代中国的所有历史演变与命运都归结为两大基本矛盾，即“封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伟大胜利。

虽然上述的革命化范式的叙事方式还以发挥意识形态统治作用顽强地占据着从小学到大学的历史课本之中，但学术界对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的革命化范式表现出厌倦，将历史简单化、线性化、教条化的批判声音不绝于耳，甚至有学者高呼重写中国近代史。很难想象从1949年取得正统地位的革命化范式在“文革”期间步入登峰造极之势后，在1980年后随着现代化命题的重拾而逐渐面临被众多学者抛弃的境地。

从学术谱系上看，对革命化范式加以质疑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78年出版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德里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特别是对1949年取得正统地位的革命化范式进行了“同情之了解”的批判与思考。他严厉地指出：“那些把源于欧洲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直接运用于中国历史的人，要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概念简化为一些不能与中国历史实质产生有机关联的有名无实的范畴，要么虽强调普遍性，却掩盖了中国社会发展中最显著的一些细节。”^[24]

通过对阐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以及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德里克最后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范式进行了冷峻地总结性批判：“那些坚持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原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革命形势下的范式来理解历史，更倾向于社会发展的两极性模式。对于那些坚信社会两极分歧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性质和道路、阶级分立是中国历史‘最根本的’史实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情形就是如此。这些史学家的兴趣主要在于揭露中国历史上的阶级压迫。当没有什么目标应受谴责，而他们又试图从社会经济压迫的单一因素来解释历史的所有方面时，就导致了一个过分简化（和单纯化）的中国历史观。这种观点为他们声称自己对于历史具有真正的革命立场提供了辩护，也导致了他们否认阶级关系之外的所有其他因素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25]

虽然德里克对革命范式进行了批判，但他对于现代化范式的崛起也同样保持着高度警惕。恰如德里克所言，美国汉学界这种所谓的“新范式”（他称之为“现代化范式”，本质上是对柯文“西方中心论”中三个模式的变相继承），固然“提供了脱离以往的意识形态立场并重新思考历史问题的可能性”，但其弊病与旧范式“革命范式”一样，都“在于对中国历史采取了非历史的态度”，它们的意识形态化与其所抨击的革命史学相比实际上毫不逊色^[26]。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汉学界中国近代史研究将“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视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中心事件”，“一直被描述为解放史诗”，那么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革命话语“变成了衰落与失败的故事。它甚至被描述为一种畸变，一种对中国历史正常道路的偏离，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进程”^[27]。对于革命范式的危机状况，他无不感慨地说：“可能公平一点的说法是，在那些具有左派倾向的，其工作贯穿着革命范式的中国史研究之中，这种危机感最为强烈。随着革命式社会主义在中国被放弃，革命范式遭到排斥，而这又在研究者中引发了一种仍在继续的探索，至少其中一部分人正在探索。”^[28]

革命范式在学术研究中陷入危机，排除任何的政治预设与偏见，其关键因素还是在于其解释度的下降，或者说，研究者对该范式的信心严重不足。进入21世纪以后，正如德里克所指出的：“美国中国学大致有三种竞争着的范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范式、现代化（全球化）范式和后殖民范式。第一种范式处于退却状态，如果要生存下去，它需要向别人阐明自己的解释能力。后殖民和后现代范式因其十足的偶然性，强调地方性，以及面对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历史经验主义时的脆弱性而缺乏连贯性。惟有在全球化和跨民族主义话语中出现的对现代化范式的重新表述居于优势地位，因为它提供了一种适用于当前的元叙事，并且在其总体性的主张中还包含着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任何坚持革命范式的严肃努力，都将不得不解释根据这种范式所表达的各种问题。”^[29]

三、现代—全球化范式

本节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式的讨论发现，从柯文时期的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的争论发展到了德里克时期的革命化范式与现代化/全球化范式的争论。本人的理解是现代化范式本质就是对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的延续，回答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中国如何面临西方文明挑战，成功地走向现代化之路。夏明方在《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指出的柯文所提出的中国中心论只是对西方中心论方法上的修正而已，内在逻辑与框架是完全一致的，以“去帝国主义”的方式，继续保留西方冲击—中国回应、传统—近代的模式，从而从中寻求近代中国向西方现代文明演变的动力与过程^[30]。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近代史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理：从理智上，他们认同西方的文明，对西方的智识向往；从情感上，他们怀念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传统的保留依恋。当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从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拒绝西方挑战中国回应的不平等关系，通过一种革命反抗的路径描绘激情澎湃的近代史诗，到20世纪80年代又回归到现代化/全球化范式（还有一种民族国家范式，从本质上来看，还是属于现代化范式范畴，在此不再作专门讨论），既把中国历史带入世界，又把世界带入中国历史。可以说，范式的讨论画了一个圆圈。

针对强势的西方中心与霸权的现代化范式，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从未停止，这是学说良性发展的建设性观照。但从传播学的角度，采取一种平等对话的姿态，现代化/全球化范式是一个国家自信心与包容度的表现。从互动与动态的交流过程来看，挑战与回应并不是必定的难堪，而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因此，通过对近代史范式的讨论，本书将采用现代化/全球化范式观看中国近代史以及在此历史背景条件下的舆论思想的演变。然而，本书警惕地认识到，历史的继承性远远超出它们的表面变化，近代中国在经受了上层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激烈变化的同时而依然保持巨大的历史惯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历史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河在某处转弯，在某处汇入新的支流，在某处突然中断形成瀑布，在某处突然停滞形成大湖，然而却依然是同一条河。”^[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