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思考,退而结网者言

退而结网者言

——主编的话

余纪

一

学术的精进,同政治的昌明、国防的稳固、经济的繁荣、民生的安乐一样,都是历朝盛世的标志。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去观察,可以看作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谐共振,既相互协调,又相互促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满足了上述条件的社会形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大约就可以称之为太平盛世了。

然而上述标志盛世的诸般条件中,学术一条却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我们不难从历史上找出社会动荡而学术繁荣的特例,如春秋战国;但是,这种独立性却又只能是相对的,因为,你不可能从历史上找出一个学术委顿而社会进步的实例来。这其中的道理说来也简单,因为,作为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诸多社会因素扭结而成的复杂结构,其复杂的程度往往超出当时的人们所能把握的地步,所以,其往往不可预测和难以掌控,稍不留意,便如脱缰的野马,不知所之。相比之下,作为纯粹人类思维活动的学术实践,却不太受到外部世界的制约,可以独步于所住社会的节律之外。孔丘先生面对的是礼崩乐坏的社会环境,一辈子东奔西突,四处碰壁,穷困潦倒,遭人白眼,惶惶然如丧家之狗,却创建了绵延两千五百年而不衰的儒家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学术活动既受制于经济基础,又可以超越于经济基础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如果可以将学术活动视为一种生产的话,那么,这种生产至少不能和物质产品生产之间画上等号,因为精神毕竟不能等同于物质。理论上说,任何物质产品都可以明码标价,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能够论斤售卖吗?由此,衡量一个时代学术生产是精进了,还是委顿了,其标准应该不在学术产品产出的数量,而在学术产品的质量。将学术生产的衡量标准GDP化,以论文或项目的数量和行政级别来换算学术生产的优劣,并由此出发去奖惩学术生产者,不知是学术体制的进步还是悲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孔子也好,老子也好,落到这样的学术体制之中,只怕是连个讲师也未必能混得上。

学术的繁荣不在于论文的数量和项目的级别,而于在学术本身的精进,在于为人类发现新的、有用的知识,以帮助人类去认识未知世界。有价值的学术活动,在于发现真问题,研究真问题,最终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围绕不是问题的“问题”原地打转,不是拿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不是挥舞不同的理论工具对同一“问题”做反复的学术操练而最终推演出相同的结论。在这一点上,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一样。

当其他诸般社会条件都齐齐地昭告盛世降临,而学术反倒萎靡不振的时候,就只能从那个时代从事学术工作的群体精神及其组织形式、运行机制中去寻找原因了。毫无疑问,首先是学术的价值观、发展观出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术领域也存在一个尽快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没有科学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发展;发展如果不能持续,发展有何意义?一个民族学术的委顿是民族创造力的委顿,是民族想象力和推导力的委顿,说到底,是民族心力的委顿。心力的委顿必然导向心的死亡。哀莫大于心死,所以,其危险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时值金秋,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在陆续公布了。可以肯定的是,今年又没咱们中国人的份儿——化学奖得主之一的钱永健虽是钱学森的堂侄,但人家是美国籍,不能算数的。你可以说它的和平奖、文学奖含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加之文化上的种种隔阂,咱不必去想;你也可以说经济学奖受华尔街“金融黑帮”所左右,咱也不必一顾,但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及医学奖呢?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就得承认其所有自然科学奖项的评选是令人服气的。至少那并非欧美白色人种的一统天下,印度、巴基斯坦等第三世界得奖的大有人在。再看看东邻的日本,时不时总能看见他们榜上有名,今年,又有下川修获化学奖,小林诚、益川敏英获物理学奖。同是黄种人,同样以汉字为主要书写符号,为什么他们能,咱们就不能?难道日本人真的比咱们聪明许多吗?如果不认这个输,那又怎么解释,我堂堂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洋洋十三亿众的人口、整整三十年的太平盛世,为什么就跟诺贝尔奖无缘呢?

是的,我们毫不掩饰内心对于包括诺贝尔在内的一切学术荣誉的向往。但是,一切学术荣誉,以及跟随其后的各种现实利益,都不应该通过学术之外的途径去获得。学术活动是需要操守和底线的。倘使为了荣誉和利益而丢弃学术的操守和底线,那就和为了利润而不惜往婴儿奶粉里添加三聚氰氨的奸商没有了区别,为人类所不齿,当然也绝对不会获得真正的学术荣誉,即使一时骗得了桂冠,早晚也会遭到历史老人的褫夺,更不要说诺贝尔奖了。

近日读到熊丙奇先生的网上高论:“羡慕诺奖还不如先改造学术盐碱地”,大以为然。如果你的耕作方式本身是掠夺式的,本身就在促使土地加速盐碱化、荒漠化,怎能指望它回报你一片麦浪滚滚闪金光、风吹两岸稻花香?所以,当务之急,莫过于重新整治学术的土壤。不过,“改土造田”一类的“宏大叙事”该由“食肉者”谋之,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是不大插得上手的。咱应该做的,只能是宁静以心、淡泊以志,凭着一颗学术良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就像这套小小的丛书所做的那样。

二

西南大学文学院影视艺术系《当代电影研究书系》第一批出版的学术专著总共六种。由于作者学术背景、学术旨趣、学术方法的不同,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其所运用的写作方式,甚至行文的风格等,也都大异其趣。没有体制的引导,没有权力的规制,也没有利益的驱动,为求知而学术,为学术而学术,无拘无束,体现的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可以说,这是一种原生态学术活动的结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诚其所谓欤?

黎萌博士的《分析传统下的电影研究:叙事、虚构与认知》,可以说是汉语界第一部在分析哲学和认知科学视野下探讨电影问题的论著。读者应该不难发现该书论证的严谨程度,远远超出国内电影学者多年来一贯的行文做派,其对逻辑推理的强调、对概念分析和客观性的注重,本身就贯彻和体现着“分析的”学术风格,与目前国内流行的电影理论风格迥然不同。作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西方电影理论”概念。过去人们以为,所谓“当代电影理论”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在符号学、结构主义、意识形态批评、女权主义、文化研究等等影响下的电影研究。而作者在对历史的追溯中令人信服地指出,事实上,西方电影理论有两个传统。我们所熟知的只是欧陆传统下的电影理论,而在欧洲大陆之外的英美电影学术圈中,影响更深远、且在目前更具有生命力的,是另一个传统——分析哲学的传统。这个传统下的电影研究同样产生在70年代初,此后又与认知科学结盟,强有力地推动了各个层次的电影研究的发展。并且,这一传统对欧陆电影研究的反思和批评,对电影理论自身任务的思考,都促进了电影研究更健康地发展。问题意识是本书的又一大特点。此前人们对西方电影理论的引介,大多停留于介绍新的方法论和术语,但电影的基本问题却并未因此而获得解决。如作者所言,本书关注的是问题,而不是方法。作者以问题为脉络,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探讨了经典电影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如何在当代研究中延续和深化。总起来说,该书围绕电影叙事的因果结构、观众对电影虚构的情感反应、摄影影像的认知等基本问题,全面展示了分析传统下的电影哲学、认知主义电影理论的相关成就,向国内学界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也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资源,是本套丛书中思辨色彩最重的一种。

与前书相反,同是黎萌的《看得见的世界:电影中的哲学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写法,可谓别开生面,同时又凸显着作者一贯的问题意识。借用电影作品来操练某种理论方法的“文本读解”是很常见的,例如用精神分析学、女权主义方法从影片中“阐释”出种种晦涩的深层意义。《看得见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旨趣。它不是时髦的理论方法的演练,而是借助《大话西游》等有趣的电影作品,来讨论六个传统的、重要的哲学问题。因此,这本书不是把电影作品阐释得更加晦涩难懂,而是使知识论、伦理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概念通过电影而变得亲切可感。就像该书的标题那样,电影及其阐释原本就应该是“看得见的”,从而也应该是有趣的,甚至是好玩儿的。

刘宇清博士的《中国电影的历史审思与当下观察》之成书,是作者在渝、京、沪三地辗转求学十余年,对中国电影历史和现状孜孜以求地观察与沉思的结晶。全书分理论·历史、华语电影、喜剧类型和作家作品四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有一种独立而且多元的观察视角。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电影研究的现状与动态:中国电影研究作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学术热点,呈现出国际化、学院化和跨文化的趋势;各种不同媒体间的整合给电影研究带来深刻影响;文化研究、视觉研究等新颖的研究方法构成多元的电影学术语境;在多元化的语境中,传统的电影本体与美学研究路在何方?上海电影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留给今人哪些启示?“华语电影”的概念从诞生,到被广泛援用,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最近,关于“华语电影”概念的真正内涵,“华语电影”是不是一个严格的、合法的、具有学术生命力的理论范畴等问题,学界开始有了争论。宇清分别对跨区(国)语境中的华语电影现象,华语电影的概念内涵、理论价值、文化逻辑、话语权利,以及华语电影之于港台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大历史书写的意义展开论述,把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的中国电影联系起来,进行整合性的思考。这无论对于理解特定背景下的三地本土电影的发展和性质、还是世界背景下的华语电影的整体状态和前途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喜剧专题中,宇清将中国早期喜剧电影创作的历史事实纳入与现代人对话的场域,探索喜剧电影之创始与起源的问题,寻求某种支持其他所有东西的根基。对喜剧电影“曾经是什么”、“现已成为什么”,以及“它在未来可能会变成什么”等问题做出别具新意的思考。

刘宇清的另一部著作《他山之石:海外华语电影研究》,共分“理论批评”、“华语电影”两部分。“理论批评”部分包括三篇文章:罗伯特·斯丹姆的《电影理论新视野》把电影理论史放在更加广泛的历史和哲学思潮中考察,并对当今的电影理论格局做出明晰的勾画;尼克·布朗的《论西方的中国电影批评》检讨在西方颇具影响的中国电影批评文章或者文集,准确指出其洞见及盲点,呼吁西方学者在对待中国电影时,回归真正的“电影批评”;约翰·T.卡德维尔的长文《影视产业文化中批评性理论的扩散与实践》跃过有关电影理论的本质、功能、适当性等纯粹哲学性的问题,集中思考存在于影视生产工业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值得探讨和质询的关系,详细阐释了电影理论在当代电影生产方式中的作用问题,极具启发意义。海外学者的“华语电影”研究成果是本书的重点,包括:海外华语电影研究动态,“影戏”与中国电影传统,沦陷时期的上海电影,跨国的华语电影明星,十七年时期的政治电影类型,当代中国电影中的“阶级”趣味,全球化时代的华语电影产业前景等内容。相关学者都熟谙中西文化,热爱中国电影,用中西比较的方式研究中国电影,视野开阔,观点新颖。一篇文章恰似推开一扇窗,由此可见更多的中国电影风景,是对国内电影研究绝好的补充和有益的启迪。

田义贵博士的《历史形态与文化表征:川渝方言影视剧研究》一书,以具有典型区域文化特征的川渝方言影视剧为研究对象,在充分考察了其文化生存语境之后,作者认为,在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对峙中,影视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最普及、最广泛、最有效、最快速的传播工具,是各种文化势力惨烈角逐的重要场域;而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冲突与纠葛,使方言影视剧找到了生长的缝隙,可以说,方言影视剧正是对国外影视剧侵入本土的一种回应。方言影视剧在表征本土文化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是影视文化中最能代表本土化的重要内容,在日常文化实践的总体结构中进行着较为频繁的意义生产,从而占据着较为广泛的生存空间。作者搜集了关于川渝方言影视剧的较为完整的图像资料和文字资料,在细致分析的基础上,第一次较为全面地对现代川渝方言影视剧的发展概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比较完整地勾画出了现代川渝方言影视剧的发展简史,从而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研究空白。同时,作者所提供的大量丰富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为进一步研究方言影视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作者发现了现代川渝方言影视剧与传统的川剧文化之间的艺术承传关系,并首次从学理上进行阐释;第二,在巴蜀文化的广阔背景下,作者首次提出了“悲剧喜唱”是川剧文化最重要的艺术精华,这对于发掘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很有意义;第三,作者以“悲剧喜唱”来概括川味影视剧的艺术特征,从理论层面上刻意发掘现代影视剧中的地域文化。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这是一种构建本土文化的学术努力。

余纪教授领衔的重庆市社科规划课题“重庆市农村电影产业的现状调查、前景分析及政策选项”历时一年半,课题组成员足迹遍及重庆市70%以上的区县,行程数千公里,最终形成五个报告,其中的四个报告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当前县及其以下行政区划中电影产业的现状进行了描述,最后一个报告对前述四个报告的内容进行了分析。重庆市作为我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自成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社会发展格局,其所面临的问题往往带有全局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报告中所发现的问题,也就带有很大的普遍性,正因为此,在将报告整理成书的时候,命名为《区县电影市场田野报告》,意在表达作者对一个直辖市农村电影产业的调查研究,并不仅仅是针对这个地区,而是将这个地区选作标本,目的是希望通过解剖这一只“麻雀”,来深入了解我国70%以上人口目前文化权益,尤其是电影文化权益的落实情况,并解析我国电影产业现实收益与潜在收益之间呈现巨大反差的深层原因。通过调研作者发现,尽管我国人口实行城乡二元结构的管理模式,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也正在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但具体到电影这一文化经济门类来说,却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所谓农村电影产业。任何一个乡镇村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都是受到县一级城市直接规约、影响、指挥和控制的。这是因为我国自秦代立郡县以来的两千四百余年,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县城为中心的统治格局。这样的统治格局决定了县城与其所统辖的乡镇村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遵循着一条同兴衰、共进退的宿命性路径。因此,要想调查清楚农村电影产业的问题,就不能不调查区县一级小城市电影市场的问题。

2006年,重庆市政府为了达到“2131”的目标,出台了惠民工程政策,每年由市级财政拨款3300万元,支付农村电影的放映费用;此后,全国又有多家省级政府跟进。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但是,通过实地调查,我们对这项好政策能否持续地给农村居民带来实惠,却很难不产生怀疑。因为,在一个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里,政府将作为商品的电影以公共物品的方式向一部分居民提供,且这种提供又必须通过县一级政府机构来最终完成,而县一级政府所在的城市居民又无权享有,这其中的矛盾显而易见。从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中不难看出,中央已经下决心解决我国城乡二元人口结构的问题。随着这一问题的逐步解决,惠民工程一类惠及农村居民的好政策将有可能面临一系列尴尬,这是明眼人一看即知的。对此,作者提出了自己的思路。

三

西南大学地处西部的重庆。抗战期间,作为陪都的重庆是中国电影的中心,这里既是中国电影人才和电影企业的汇集地,也是从事中国电影学术研究的唯一场域,在这里,曾经掀起过中国电影理论研究的第一波浪潮。当时,一大批过去总是忙于应付电影生产的作家、艺术家、学者和事业家逃亡到重庆后,因为电影产量的剧减,部分人转行搞话剧,部分人转行去教书,从而有条件静下心来思考问题。中国第一份专业的电影理论刊物《电影艺术》正是因应这一浪潮而在重庆创办的。一方面,他们对此前二十来年中国电影的发展经验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另一方面,他们对苏联和西方的电影观念、电影理论给予了较为系统的译介,并围绕部分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一切,对于抗战结束后的40年代后期中国电影新一轮创作高潮的艺术品位提升、美学风格转型等,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电影人惊呼:原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源头竟然在中国!指的就是以《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一系列伟大作品为代表的40年代后期出品的中国电影。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伟大艺术作品的美学孕育,却是在战时陪都重庆的战火硝烟中开始的。由此我们可以说,重庆这座英雄的城市原本就是中国电影学术研究的出发地。

随着抗战胜利,国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回迁,重庆作为战时电影中心的地位也自然不复存在,甚至迅速地边缘化了,这种边缘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重庆是国内极少数没有专门电影制片机构的省级地区之一。由此,在这样一个远离中心的地方从事有关电影的学术研究,无疑是一件吃力的差事。于是,西南大学电影学研究学术群体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在远离电影创作和电影学术中心地带的高等学校里从事有关电影的学术研究如何可能?结论是,可能,也不可能。康德一生没离开哥尼斯堡,皮亚杰一生都呆在瑞士,就学术研究而言,那都是偏远的地方,却并不影响他们做出杰出的学问来。由此可见,地域并不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决定因素,而关键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学术方向,以及是否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正视现实,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是人类一切规划与行动的出发点。有了这种认识,并以这种认识为前提来定位自己的角色,来规划自己的行动,至少就减少了发展的盲目性。如同世界上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垄断地球上所有的生意一样,也没有一家或一个地区的学术单位可以包揽全世界所有的学问。西谚云:“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只要能叫出自己声音就好。”一个学校也罢,一个学科也罢,无论多么势单力薄,也无论多么天远地僻,只要不是盲目地跟风,只要能从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去寻找课题,就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学术生长方向,再假以时日,就总能为时代和社会做出一点独特的、别人所不能替代的学术贡献。

汉儒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汉书·董仲舒传》)退而结网者,纵使终未得鱼,却总比临渊羡鱼者离鱼儿近了一步。只问耕耘,莫管收获,但求问心无愧,但求对得起历史和时代,但求对得起纳税人赐予的这份俸禄。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向前走,此心安矣,此生足矣。

有道是天道酬勤。皇天在上,担心什么?

2008年10月16日

于嘉陵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