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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位文化的优缺点,中国本位文化的提法

时间:2022-08-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然而,伴随着文化交往的深入,中国本位文化论的的自觉意识越发显现出难以消解的困境。如“德先生”本是西方文化的东西,并不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备。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意味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一切新的文化要素皆包容在传统文化之中,德赛二先生均可记在儒家的名下。

(二)中国本位文化

“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而言,就中华民族固有文化传统类型而论,文化保守传统是最为深厚、最为持久,同时也最能够固摄人心的一种传统。”[33]自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冲击与挑战而必须进行变革与转型之际,这种传统表现出了浓厚的文化本位论倾向,即在文化交往中,以继承、弘扬、光大传统文化为宗旨,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本位来熔铸西方现代性文化,以求民族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

“新儒学”是“中国本位文化”论的主流学派,它立足于对民族文化的自觉,肯认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之优长,抨击西方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主张复兴儒学以实现“返本开新”。建国前,在“打倒孔家店”的激进背景下,新儒家力主传统文化的复兴,从梁濑溟的“新孔学”,张君劢的“新宋学”,到抗战时期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以及贺麟的“新心学”,新儒家们不仅确立人本主义的、道德形上学的精神方向,而且在理论上基本成熟,力图创造一种民族本位的、融纳现代民主科学的中西合璧的新文化;[34]建国后,流落海外的知识分子在强烈的文化寻根意识支配下,掀起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潮,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呼吁西方应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和“天下一家之情怀”,并力主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返本开新(返传统儒学之本,开民主、科学之新);[35]改革开放后,围绕传统与现代化的问题,新儒家们主张以儒家传统为“唯一定盘针”来走向现代化,认为“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即是表明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即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所以儒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个‘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实现’的问题”。[36]总之,本位主义没有什么不对,它“畅通中国的文化生命”,是“新外王”的基础,确保“新外王”事业的长久。

可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交往中,中国本位文化论怀系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关心与安顿民众灵魂的使命,从儒家传统中找寻现代社会的罗盘、寻觅生长民主与科学的种子,不仅捍卫了民族文化的尊严,使传统文化薪火相传,而且努力开拓,紧扣现代化的主题,积极构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然而,伴随着文化交往的深入,中国本位文化论的的自觉意识越发显现出难以消解的困境。

一是传统文化至上特别是儒家道德本体论至上的观念论倾向。不可否认,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37]然而,“传统并不仅仅是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像自然的过程那样,在它的形态和形式的无限变化与活动里,仍然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规律,没有进步。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38]这即是说,传统文化是流动的、变化的,它越是远离其源头,远离其诞生时的特定时空条件,它就越具有生命力。这是因为传统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只是“流”而不是“源”,真正的“源”是现实的实践活动。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因此,中国本位文化论的致命弱点不在于对传统文化的褒扬与对人在宗教层面上的终极考虑,而在于对传统文化所作的非历史主义分析,使传统文化脱离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变成了一块随意取用的“敲门砖”(鲁迅语)。如“德先生”本是西方文化的东西,并不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备。但是,新儒家们却认为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仅一步之遥,由民本思想可以过渡到民主政治。然而,所谓的民本思想,鲁迅先生曾这样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39]可见,儒家民本思想只是一种统治的伎俩,是统治者对百姓的愚弄与自欺欺人,与现代民主所要求的人格平等相去甚远。这样的民本思想如何能开出民主政治?又如何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基础呢?因此,中国本位文化论,在回应全球化的文化交往的挑战时,只能重申一下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本体论的价值,未能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转换;在面对西方现代性文化霸权时,除了进行些许文字的斗争,如批判西方现代性文化的缺陷、宣扬传统文化价值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缺陷的弥补功用而外,显然也是别无他法。

二是否认文化创新的怀疑论倾向。虽然新儒家自认为在消化西学、开展新外王方面是创新派,但在“返本”如何“开新”这个问题上始终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本位的理路来看,任何新外王都必然是服从于“内圣”而不敢与“内圣”相抵触的,因而“内圣”成为一个不能逾越的禁区。这无疑暗示着新的文化只是传统文化的解释者与叙述者,从根本上否认了文化创新的能力,与“开新”的意图相违背。同时,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意味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一切新的文化要素皆包容在传统文化之中,德赛二先生均可记在儒家的名下。这样一来,创新有何用!因此,所谓的“返本开新”不过是“注不破经”。如果以这样的文化来参与文化交往、应对西方文化霸权,那么,交往双方在各自唯我独尊情结的支配下,就会在交织着民族性差异与时代性差异的文化交往中引发毁灭性的文化冲突。就此而论,“中国文化威胁论”的出现并非是空穴来风。所以,厚古薄今而否认文化创新的怀疑论倾向乃是一种自取灭亡的倾向,是万万不能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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