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文化的“本位性”

（二）坚持文化的“本位性”

.现代新儒家大都坚定不移地肯认现代民主自由，但并不认为民主自由是西方文化所独有的，而是认为儒家文化中内在地蕴涵着民主自由的种子。正如前文所揭，牟宗三认为现代化存在于儒家的“内在目的”中，因此作为现代化本质意义的民主政治，不仅是儒家积极要求的东西，而且是儒家能促进、实现的东西⁽⁹⁰⁾。徐复观认为，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就“奠定了儒学的基础，同时也就是创发了中国的自由社会”，因此，“由孔子思想在政治方面的正常发展，必然要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⁹¹⁾。不仅如此，现代新儒家还认为，儒家思想中不但蕴涵了民主自由，而且还蕴涵着高于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牟宗三指出，“在文艺复兴时，自由之实践具备其充分之精神……，然而演变至今日言自由，已具体化而为政治之民主制度，经济之资本主义，而今日之自由主义之心思亦粘着于政治经济之范围而不能超拔。自由主义显然已失去其精神性。”那么如何恢复自由主义的精神性呢？那是要把自由主义这种作为对付特殊问题的特殊思想，建立在一个普遍的原则之上。“此普遍之原则即儒家学术所代表之推动社会之精神原则也。”⁽⁹²⁾牟又说，作为指导西方现代社会实践的自由民主原则“现在已抵不过历史唯物论的积极性、系统性以及其凶猛性。所以现在，‘自由民主’一原则必须靠一个更高一层的较为积极而有力的文化系统来提挈它，维护它。……这个更高一层，更积极而有力的文化系统，就是儒家文化系统，其核心就是理性主义的理想主义，简言之，就是道德的理想主义，切实言之，就是道德实践理性之道德理想主义。”⁽⁹³⁾唐君毅在《自由之种类与文化价值》一文中列举了人类的八种自由：满足欲望之自由、立异之自由、保持选择可能之自由、自由权利之自由、社会群体的自由、实现人生文化价值之内在的自由、胸襟度量的自由和涵盖现实的可能的人生文化价值之仁心的自由。这八种自由中，最后一种是最高层次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孔子所谓“为仁由己”的自由。所以，西方的各类自由“非归宗于‘为仁由己’之自由为人类最高自由不可。”⁽⁹⁴⁾徐复观认为由孔子思想发展出的民主政治，“是超过（不是反对）欧洲民主政治所凭藉以成立的功利主义，以奠基于人的最高理念的‘仁’的基础之上，使近代的民主政治因而更能得到纯化，以解决仅从制度上所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⁹⁵⁾从这些行文中，我们可以觉察到现代新儒家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不仅没有自卑感，反而有某种文化的优越感。唐君毅甚至把中国之所以没有发展出民主、科学以及在近代史上受苦受难，归因于“中国文化精神之好的方面”。⁽⁹⁶⁾这好的方面就是中国文化的“没遮拦之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世界主义精神”，也就是儒家“仁者与物无对”的精神。⁽⁹⁷⁾牟宗三在谈到由中国“综合的尽理精神”转出“分解的尽理精神”，由中国的“德性”文化转出西方的“知性”文化时，喜欢用“向下转出”一语，其中暗含着中国文化高于西方文化的意味。这使人不能不想到现代新儒家的先驱梁漱溟的世界文化的“三路向说”和“三期重现说”：中国文化尽管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但中国文化却是处在人类文化的第二期上，西方文化尚处在第一期，因此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⁹⁸⁾

现代新儒家这种论说，很难说是出于对中西文化完全客观的分析和对待，其中不免有文化的民族主义和本位主义的成分。牟宗三就曾公开宣称自己是文化本位主义者。他认为中国要发展民主、科学，就必须维护住中国文化的“主位性”，也就是保持住儒家文化在中国的主流地位。否则，即使中国发展出了民主与科学，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只是个“殖民地”的身份。他说：“有人骂我们这是‘本位主义’。然而，这种本位主义有什么不好？每一个民族事实上都是本位主义，英国人以英国为本位，美国人以美国为本位，何以独不许我们中国人以中国为本位呢？”⁽⁹⁹⁾很显然，现代新儒家的这种本位主义是基于价值观上的民族主义和文化观上的传统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