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二)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文化精神，是相对于文化具体形态而言的精神实质。文化的具体形态，包括政治制度、科技教育、文化典籍、哲学宗教、学术思想、文学艺术、民情风俗等等，无不与文化精神相联系。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指那些推动一个民族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和基本观念。它们长期为人们所推崇，成为指导社会生活的一般准则，并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已成为全民族的精神支柱。

中国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体现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思想观念也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包含诸多因素的思想体系。大致说来，天人合一、人文精神、刚健自强，就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

1.天人合一

中西文化的一个基本差异，表现在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天”指广义的自然，“人”指人类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大致说来，中国文化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西方文化则认为，人只有征服和改造自然，才能获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强调“天人相分”。

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都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认为在天与人之间、天道与人道之间、天性与人性之间，是相通的，是可以达到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先秦已经产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极力主张“无以人灭天”，反对人为，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天人合一境界。

但是，“天人合一”作为一个明确的命题，是由张载提出来的。他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也就是说，天地犹如父母，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都由气所构成，气的本性也就是人和万物的本性;人类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朋友。这种观点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统一于物质的气。在张载看来，人类和自然界都遵循着一个统一的规律，即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对立统一规律，“性”与“天”是相通的，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同时，人性和天道都具有“变易”的性质：“性与天道云者，易而已矣。”(《正蒙·太和》)因此，张载把天人合一看做是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与人关系的协调。他主张穷理尽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完成人道，实现天道，最终达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

天人合一问题，就其理论实质而言，是关于人与自然相统一，自然界和精神相统一的问题。

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要与自然相协调，道德理性要与自然理性相一致，充分显示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

天人合一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中国古代强调人生应做到“四合”：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这样才能领略大自然的气象，使人的生命趋于完善，精神得到提升，达到人生与自然的和谐。

2.人文精神

张扬人文精神，以人为本，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都始终围绕着人生目标和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展开。

中国古代，儒学一贯坚持人本立场，反对以神为本。孔子教育自己的学生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孔子是把现实的人和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而对所谓鬼神和人死后的情况并不在意。《论语》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所关注的是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后来封建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东汉思想家仲长统说：“所贵乎用天之道者，则指星辰以授民事，顺四时而兴功业。……人事为本，天道为末，不其然与?”(《全后汉文》卷八十九)。精辟地概括了儒家人本思想的精髓。

宋明理学更是极力倡导人本思想的样板。宋明理学有三个主要派别：以张载为代表的气本论，以朱熹为代表的理本论，以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代表的心本论。气本论认为，世界统一于“气”，世界万物不过是气的聚散而已;理本论认为，世界统一于“理”，世界万物不过是理的显现而已;心本论认为，世界统一于“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世界万物不过是心的外化而已。三派虽有思想分歧以至矛盾斗争，但在反对灵魂不灭论，否认鬼神的存在，高扬人的主体性，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强调道德对于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等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突破了宗教神学的樊篱，充分肯定道德伦理的价值，积极弘扬主体的能动作用。

人本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有助于人们合理地对待人与神的关系，增强人的主体意识，而且有助于抵制宗教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之所以受到不少人抵制，就是因为人本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南北朝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何承天批评佛教的灵魂不灭和轮回观念说：“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灵”，人乃万物之灵，“情综古今，智周万物，妙思穷幽颐，制作侔造化”，根本不能把人同飞鸟虫兽“并为众生”！(《达性论》)正是以人本主义作为批判佛教的武器。

人本思想在道德上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把人放到一定的政治伦理关系中去考察，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寄托于集体关系的良性互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人本思想又是一种道德人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由于有明显的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家族)轻个体的倾向，只讲个人义务，不讲个人权利，只强调道德人格的独立性，而不重视个人的自由，因而与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3.刚健自强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的总的原则，是中国人积极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周易》对刚健自强思想作了经典的表述。《彖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这是说，天体的运行，强健有力，生生不息，而效法于大自然的人类的活动，也应当刚健有为，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自强不息精神。孔子有不少言论表现出刚健自强思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便是这种品格的生动写照。《中庸》提倡勤奋刻苦、不甘人后的治学精神：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也是刚健自强思想的表现。中国古代不少神话传说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等，也直接表现出自强不息的精神。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思想，不仅为知识分子所认同，也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有一段名言：“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报任安书》)这段话，十分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愈遭挫折愈奋起反抗的精神状态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王夫之大力提倡“珍生”“健动”学说，认为健是生命的本性，动是生命的机能，也是行为的枢纽，君子应“积刚以固其德，而不懈于动”(《周易内传》卷三上)，把健动作为人生的最高原则。清初思想家颜元对健动原则作了具体解释：春秋五霸之所以建功立业，汉唐之所以成为当时世界上强盛的国家，正由于遵循健动原则;而东晋南朝苟且偷安，佛道讲究空无，则是由于纸上谈兵，光说不“动”所致。因此“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颜习斋言行录》)。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国家强大和文化繁荣的重要意义。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坚持与内部恶势力和外来侵略者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民族危难之际，它成为激励人们反抗侵略和压迫的强大的精神力量。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陆游的“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关山月》)“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苏轼的“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等等，无不以高度的自信唱出了自强不息的时代最强音。历史上的许多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等，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要时可以慷慨捐躯，舍生取义，成为中华民族的楷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和民族自强而一直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提出“若要雪耻，莫如自强”的口号，洋务运动打着“自强新政”旗号出台，严复强调中国必须在“鼓民力”“开民德”的“自强之本”上下工夫，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将《易传》的刚健、有为、尚动、通变原则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邹容所著《革命军》把“革命”看做“世界之公理”等等，无一不是中国文化中刚健自强思想影响的结果。“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愚公移山”的精神，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更是对刚健自强精神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培育了中华民族自立自强、勇于反抗的精神，以及不断学习、不断上进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