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基本定位

(一)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基本定位

至少自“五四”以来，中国在文化方面可谓是风起云涌，百家争鸣。1949年以后，与经济政治模式相适应，祖国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的文化建设呈现出不同的样态。70年代末祖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化的理解，极大地拓展了与港澳台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随着港澳回归，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更趋密切，在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淡化的同时，中华文化基础上的趋同倾向更显突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一体化带动的全球化浪潮，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这也需要我们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必要的总结，对中国文化建设的总体性质和地位进行合理的反思。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总是与其具体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大致相对应并与之相互作用的。一定文化的总体性质和基本历史方位，也只有借助于这种社会结构和经济状态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和说明。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演进过程，本质上就是从传统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等级社会臣民社会向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公民社会转变的过程，是中华文明从一种地域性文明逐渐融入和成长为世界性文明的过程。但由于这个过程不是直接起因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要求，而更多地表现为外强的逼迫，是在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大门后才开始的，这就决定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人对这一过程实际上采取着一种抗拒而不是顺应的态度，对这一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合理性也难以达到理性的清醒和自觉。我们先是用传统的前市场经济时代的文明来实现这种抗拒，如晚清时期，后又用经过中国化误解的社会主义观念来实现对市场经济时代文明的某种超越，如1949年以后一直到1980年代，这种超越实质上仍然表现为对源自西方的市场经济文明的拒斥。直到上个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市场经济作为社会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无法拒斥也无法超越的。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大尺度看，大工业和市场经济虽然发源于西欧国家，西欧国家也正是借助于大工业和市场经济才成为世界列强，但它却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相反，倒是这些西方列强成为向全世界其他民族推广市场经济的不自觉的“工具”，成为使封闭孤立的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作为落后的民族，就像马克思当年所预言的那样，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采取这种生产方式和制度形式，就必须融入世界历史的进程。

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我们叫做封建社会还是别的什么社会，也无论它具有哪些自己的特点，其存在的主要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虽然也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城市，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这些都表现为一种辅助性、次要性的东西。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方式相适应，家庭或家族成为人们活动的基本单位，这既是一种生产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底色的自然性的社会关系或社会性的自然关系。家庭成为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个人从来没有获得独立的存在地位，他只是家庭的一个部分或因素，他的社会成就和地位首先就依赖于他的家庭的社会地位和力量，他生存和奋斗的使命也无非是光宗耀祖和福荫后代。家庭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实际上都构成人们活动的内外界面，如果说有什么隐私的话，这隐私就是家庭的隐私，在家庭内部是不存在什么个人隐私的，中国人的自私和自利从来也不是私自己利自己而是私家庭利家庭。相应地，家庭生活中的自然等级制(辈分和长幼秩序)一方面构成了整个社会等级制的原始基础，另一方面也成为社会等级制的合理性的天然的情感依据。国家政权的“正统性”实质上是依靠“家天下”的观念而得到论证的:改朝换代本来是不同的政治集团势力角逐的结果，在观念上却被看作是上天将统治天下的权柄从这个“子”交给那个“子”的结果，是天子家族中权力转移的结果;一旦转移结束，当权的这一家就获得了国家权力的垄断资格，不仅天下的一切都是他们家的，也唯有他们家的人继承“大宝”才具有合法性，否则就是“篡权”。皇帝就是天下这个大家的家长，各级官员一方面是皇帝的奴才和家臣，另一方面又是自己辖区的“家长”，是老百姓的“父母官”。整个社会的等级秩序基本上就是按照家族的等级模式而形成的。在这种庞大的社会等级中，从国到家，从上到下，几乎每个人都存在着向上向下的两面性，即便是向来最无地位的妇女，多年做媳妇忍气吞声，一旦熬成婆，其专制的那一面也就突出为主要的方面，对其媳妇也是很不客气的。传统社会多见的都是这种臣民性人格，缺少的则是平等独立的公民性因子。

从文化的层面上看，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百家争鸣中最后胜出而成为主流思想，基本原因就在于它更适应于这种家天下的等级秩序的要求，在于它能够更好地为这种等级秩序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和论证。而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或主体，本质上就体现为一种农耕时代的臣民文化，是通过教人做好忠臣孝子而培养臣民的文化。随着晚明以降中国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因素的发展和城市市民阶层的兴起，对儒家思想的权威性的质疑和挑战就不断出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对之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五四运动所高举的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可以看作是建立中国公民文化的标志。尽管说五四运动也有其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所开辟的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却是不能逆转的。

经过20世纪的艰难探索和积极努力，中华民族终于从一个积贫积弱的民族成为在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社会的全面现代化，即从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等级臣民社会全面转向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公民社会，还有着相当的一段路程。中国社会全面现代化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有现代公民作为前提，也需要现代公民文化作为基本条件。我们的文化建设方略，应以现代公民文化为基本内容，以培养现代公民为基本目标，既不能沿袭旧式的臣民文化的老套，也要注意避免过度超前和过度理想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