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的具体表现

阿多尔诺谈论技术力量对人类的作用时，对技术力量在人们工作中的作用并没有花费过多的笔墨，因为这是许多学者都已经注意到，并论述得最为详细的部分。他把人们屈从于文化工业看作社会化的产物，既有来自传统的习惯性力量，也有来自社会过程的力量，即社会上各个方面向人们施加压力，使人们变得非理性，被迫接受社会现实。^[75]阿多尔诺的关注视角多在工作之外，譬如他论述最多的现代传媒，如电视、电影以及音乐等对人类的影响，人们所从事的占卜活动、体育活动以及旅游、度假等。这些方面既是文化工业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影响人类精神的重要方面。

1.现代传媒使人的抵抗力弱化

现代传媒主要指的是电影、电视、广播等。文化工业对人的影响与信息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即在17和18世纪的英国，那时向公众传播信息的主要工具是小说、舞蹈、音乐。当时流行文化的形式就已经具有了现代流行文化的特征，这就是“重复、同一和现代大众文化的无处不在，倾向于自动化的反应，弱化个人的抵抗力量”。以小说为例，如在19世纪前半期的流行或半流行的小说，有一个总的期望——产生紧张。尽管结局总是好人战胜坏人，但是曲折的，无论是主要的还是细微的情节几乎都不允许读者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观念，读者完全被小说的情节牵着走。

现代大众文化流行的形式已经不再局限于小说等方面，现代传媒成为流行文化的主要载体。现代传媒的形式本身就具有工业文化的特征。现代传媒就像一位高高在上的君主，是信息的控制者、命令的发出者，观众或听众在其中的主动性微乎其微。阿多尔诺在把广播与电话作比较时说：

电话和广播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这简直可以说是一种飞跃。电话还依然可以使每个人成为一个主体，使每个主体成为自由的主体。而广播则完全是反民主的：它使所有的参与者都变成了听众，使所有听众都被迫去收听几乎完全雷同的节目……在官方广播中，人们从公共生活那里形成的所有自发性都受到了控制，都受到了训练有素的监听者、视听领域的竞争者以及各种经过专家筛选的官方广播节目的影响。^[76]

现代传媒为当代的人们提供了生活的指导，尤其是电影和电视，它们逼真的效果使人们往往把电影和电视中发生的事情当作现实。阿多尔诺在对电影的评述中说：“电影总是想去制造常规观念的世界，所以，常看电影的人也会把外部世界当成他刚刚看过的影片的延伸，这些人的过去经验变成了制片人的准则……真实生活再也与电影分不开了。有声电影远远超过了幻想的戏剧，对观众来说，它没有留下任何想象和思考的空间，观众不能在影片结构之内做出反应，他们尽管会偏离精确的细节，却不会丢掉故事的主线；就这样，电影强迫它的受害者直接把它等同于现实。”人们在看电影时，无法运用自己的思维，放弃自己思维的结果就是赞同电影所阐述的观点，从而达到为现状辩护的目的，这就是电影的功用所在：“它可以在最近一段时期里，让系统本身制造出构成系统的生活，而不是使这种生活即刻消失掉，从而使系统成为可信的，并为其提供意义和价值。只要人们不断投入到系统中去，就会为系统的盲目存在进行辩护，甚至为系统固定不变的性质进行辩护”。电影所提供的是观众内心模仿的冲动，“它优先于所有的内容和意义，激发观众和听者仿佛步入了伊甸园”。阿多尔诺对电影的编剧提出了批评，认为现在的电影情节过于离奇，从而打断了故事的线索。如一些恐怖片，只有恐怖的场景，而这些场景与故事的发展线索并没有多大关系。更重要的是，阿多尔诺指出，观众与电影内容的关系反映了一个虐待与受虐的过程。他说：“观众最想看的，就是把主角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变成暴力攻击的对象。这样，有组织的娱乐就变成了有组织的施暴过程。”观众在施暴的过程中也学会了如何承受现实生活所给予的暴力，“不断产生的摩擦，以及瓦解所有人的抵抗力，正是这个社会的生活条件。卡通片里的唐老鸭，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倒霉蛋，总会不断遭到重创，这样，观众也就学会了怎样经受惩罚的考验”^[77]。

与电影相比，电视的受众群体更为广泛，影响也更大，因为它比电影要廉价和方便。电视同样导致人的思维能力的退化，阿多尔诺对此的分析主要是从语言和行为的关系论述的。人们在看电视时，首先接触到的是影像，然后才是声音，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所熟悉的语言正逐渐变得脆弱。“这些影像可以在影屏上说话，语言仅仅是视觉的声音翻译，仅仅是影像的附属，不是意识和思想的表达，但确切地说是手势的澄清，直接从影像发散出来的注解。”^[78]

有关电视对人的影响，阿多尔诺做得最多的还是对电视剧剧情的分析。与电影一样，人们也会错把电视剧的情节当作真实的，“观众通过认同于他们看到的材料的方式，吸收规定和禁忌”。这些电视剧通过其内容的传播，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譬如很多电视剧常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漂亮女孩尽管刁蛮、专横，以残酷的方式对待她的父亲，但是人们却以“愉快的恶作剧”为其开脱，她因此受到的处罚也很轻微。再如一个可人的女孩坏事做绝，被判了很长的刑期，但是却被假释了，而且有很好的机遇嫁给她的受害人，当然这样的女孩在性道德方面是无可指责的。这样的电视剧给人的印象是，只要女孩漂亮就可能侥幸地做任何事情。用心理分析来描述这样的女孩的话，可以称之为口腔攻击性，她具有攻击性和依赖性这两种综合的矛盾特征：她既反对她的父亲，同时又依赖他；既攻击她的受害人，又嫁给他。再如，一个年轻的女教师，薪水很低，且还因为种种原因被学校克扣了不少，因此她经常处于饥饿状态，但她依然保持乐观的态度，而且不乏幽默。她经常设置小伎俩让她的熟人邀请她吃饭，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这样的故事情节似乎要向观众表明：当你有幽默感，当你和善、反应灵敏和有魅力，那么你就不必为衣食而忙于赚取工资，这样的故事教人适应羞辱的环境。再如有的电视剧经常有这样的情节：一个敏感的和强壮的男人制服了一个不成熟、危险的女人。这样的电视剧要卖给观众的是对个性自立的诋毁，女主人公主要的罪恶在于她想成为她自己，她要被教化得有“道德”“温顺”，就像一匹马被驯化一样。阿多尔诺在对剧情的分析中指出，其实邪恶的并不是某个人，而是整个制度。通过电视剧，非常严肃的观念被打乱，每件东西都变成可销售的和可娱乐的。与电影的情节一样，人们往往在对主人公的命运得到虐待性的满足的同时，也学会了忍受整个制度的虐待，从而放弃了对制度的诉求。^[79]

电视和电影的情节为何能够如此对人们有所影响？一则是因为它们具有多层次的结构，能够适应不同的人的心理需求，“不同层次生硬地叠加可能是大众媒介区别于自主艺术的整体产品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自主艺术那里，各种层次非常彻底地融合在一起”。电视和电影的情节中往往夹杂着一些玩笑、下流的话语、暗示性的情境等，为人们的压抑的本能提供了满足的机会。譬如现代的电影和电视都能够满足人们的虐待和受虐需要。二则因为编剧者能够迎合观众的心理。这些剧本的设计有时是有意识的，但有时是无意识的。因为文化工业已经深入到文化的各个层面，深入其中的作者已经无意识地接受了文化工业所传递的信息。阿多尔诺指出，这种无意识的设计的作用不可低估。他说：“既然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意为无意识设计的，他们对观众的权力可能增加，当他们在一种模式中被感知，这种模式灵活地逃避他的意识的自我的控制。而且，这里所思考的特征并不属于一个特殊的或另一个个案，而是一个总体的图景。他们发生过多次，而且同时这种计划的影响已经形成了沉淀。”^[80]简言之，这种无意识的设计对人的影响也是无意识的，观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文化工业的产品。

2.对占星术的迷恋与现状的认同

《洛杉矶时报》有一个“占星预测”的专栏，吸引了大批读者。该专栏的作者卡罗尔·莱特（Carroll Right）既是一名占星师，也是一名电影明星。《洛杉矶时报》是保守派的报纸，代表了共和党的右翼。阿多尔诺对该专栏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认为该专栏的内容与文化工业是相一致的。^[81]

占星术所起的作用有类于迷信，尽管对民众的说教看似是理性的，但是一种虚假的理性（pseudo-rationality）。尽管占星术与有神论关系很近，但是两者有明显的不同，神与人很近，但在占星术中，星球是无生命的。^[82]阿多尔诺等在《威权主义人格》中曾经把迷信看作威权主义人格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具有该人格的人相信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在决定着人们的命运。占星术宣扬的超自然力量，具有了威权主义人格的一些特质。

那么，占星术是如何做到既能吸引公众，又能使人们服从自然的命运？工业化时代以来，市场经济成为社会的主导原则，人们自由了，摆脱了旧有的宗族、工业，乃至于君主等的束缚，但同时又是孤独的，个人孤立地面对着来自社会和自然的威胁。在人与人相互竞争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83]对如何应对人们的自卑，占星术采取了两种相反的路径。

一种是竭力吹捧受众，使之获得心理的满足感。占星术告诉人们，你不应该自卑，你的社会经济地位很重要，就如同美国公司的副董事长，在社会中具有突出的地位，任何时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决定。占星术提供了一种代理性的满足（vicarious gratification），即将美国理想的、成功的企业家移情到不太成功的受众身上。^[84]如同人们喜爱看肥皂剧一样，在这些剧情中，英雄占据了大部分内容，人们通过认同英雄以回避现实中的问题。但是又有所不同，在专栏的剧情中，没有英雄，时隐时现的是那些神秘的、有权势的人物，突然显现又能给受众提供帮助。这里的有权势的人物是谁呢，是专栏作家本人。他告诉人们不要害怕软弱，所有的问题我能够帮你解决。^[85]

可以说，占星师在竭力吹捧受众的同时也感知到受众的软弱，在让受众享受虚荣的同时又屈从于强权。这就是为什么把受众称作“副董事长”的原因：一方面说明你地位很高，另一方面说明你永远爬不到最高的位置上，你总需要有人帮助你。因此，这里的自由只是一个空壳：你如果遵循既定的规范，一切都好；你如果偏离了规范，一切皆错。因此，占星师对个人主义的宣扬是虚假的，其实质依然是威权主义。^[86]

那么受众为什么能够遵循占星师所划定的路径呢？阿多尔诺认为，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纷繁复杂世界的不可理解性，现代社会的变化过于迅速，同时又面临知识爆炸，人们不知所措，占星师提供的路径为人们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捷径。^[87]另一方面，占星师宣扬世界威胁论，世界大灾难即将来临或者美苏战争将要爆发等，使个人感觉必须依附于某个强权或强势的人物才能渡过难关。^[88]

占星师最终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要人们在听了他的说教之后，接受现状，接受社会强加给个人的所有要求，以使这个社会能够运转顺利。其结果会使整个社会出现倒退，倒退到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阶段。阿多尔诺认为，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决定着人们的供需关系，但现在这种供需关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直接服从控制社会群体的命令。^[89]

3.对音乐的物恋与听力的退化

音乐也具有文化工业的特征，与现实社会盲目妥协，失去了自身应有的独立性。音乐作为艺术的一种，也具有双重的特征，即自治与他治，与社会相联又反对社会。阿多尔诺说，完全名副其实的音乐乃是“由种种建设性的和模仿性的要素构成的力场，它既不能被任何其他这样的场所穷尽，也不能为这两种要素之一所独享”，“真正的音乐主体因此就不是个体的而是集体的”，^[90]是由作曲者个人的技能及他所使用的由过去传递而来的各种手段所构成的复合物。

但是作曲者本人已经失去了个人的独立性，完全与社会相融合。音乐本身也体现了启蒙辩证法的特色。这种辩证法始于巴赫，音乐最初是依附于宗教的，从巴赫开始了人对自然的控制，他是“合乎理性地创作，即对自然加以审美控制这个想法具体化的第一人”。而贝多芬则代表着摆脱宗教束缚的世俗最高峰，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最高阶段，他的音乐“与回荡其中的自由意志主义的关系是一种能动地展开的关系”。也就是从巴赫到贝多芬，音乐正好体现艺术的真正的自治与他治的双重本质。但是自贝多芬之后，作曲者都无法做到自治与他治的平衡，而是开始与现实相妥协，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瓦格纳。阿多尔诺认为，瓦格纳的反犹太主义的种族信仰和他的独裁主义人格与他的音乐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他的歌剧缺少任何真实的发展原则或真正的主观性。瓦格纳的歌剧描绘了晚期资产阶级人士向不为他所控制的具体化的力量的妥协，而未表现出古典的资产阶级人士为坚持自己的权利而进行的胜利的斗争。瓦格纳的音乐放弃了对社会变迁的一切真正希望，“在无能的自我重复之中，音乐放弃了它在交响乐中自如地在时间框架范围内进行的斗争”^[91]。

阿多尔诺最欣赏的是勋伯格及其倡导的无调音乐，他认为，无调音乐是音乐自身内在的客观发展规则，是最使人信服的表现手法之一。但是后来勋伯格在文化工业的熏陶下，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理论，而提出了十二调，从而标志着与各种控制力量认同了。^[92]

音乐对现实社会的认同，确切地说屈从于商品的压力。当今，区分轻音乐和严肃音乐已经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区分它们的标准在于能否销售，即适应商品社会的需求，而听众的反应与音乐的表演之间也没有任何的关系。过去能否对听众有所影响需要表演者的精湛技巧，而现在这样的现象则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音乐制作被控制在出版商、电影巨头及广播老板的手中，他们让音乐能够流行，不再需要音乐表演的能力而仅仅是靠声音高和说话多而已，这样音乐特有的内在特性消失了。人们多把整部乐曲当中的流行部分截取出来，拼凑成上下关系，由此组成杂曲，但整个作品的多层次的完整性却因此被摧毁了。这种音乐独立性的丧失不仅仅因为它已经失去自己的本质，而且在于它完全成为商品的附属物，“音乐的永久和崇高的属性都是为商品的广告服务的，人们为了能够听到音乐就必须接受商品”。就消费者来说，就像有钱的女人被商品所陶醉一样，他们并不在意是否对音乐本身喜欢与否，而是在于他付钱参加了音乐会。^[93]

由此所导致的是，听众听力的退化。阿多尔诺指出：“当今的听力已经退化，局限在婴儿阶段。”这不仅因为所听的主旋律已经丧失，与之相伴随的是反抗文化工业社会的自由和责任也不复存在。^[94]

4.体育中的虐待与受虐待

体育也出现了文化工业的特征。阿多尔诺把体育看作“对现实生活最无想象力的补充”。人们的痛苦、不满在体育中释放了出来，这种释放又因体育规则而得到了很好的控制。阿多尔诺说：“重复的行为造就了服从，它吸取了长久以来潜藏在焦虑中的致命的破坏力。与此同时，表演和苦难、内在和外在的力量之间的界限在象征性的表演中消除了。”这种对权威的服从，不仅体现在运动员方面，更重要地存在于观看体育的人之间。观众满足了虐待—受虐待心理，他们看到喜欢的运动员根据规则而遭受痛苦，根据规则而被虐待，从而满足了他们的虐待心理。阿多尔诺认为：“大众文化对诸如把消费者转变为运动员不感兴趣，而是只对把消费者转变为狂叫的爱好者感兴趣。”具体到政治上，他们由自己在生活中的无力，转变为一群拍手叫好的恶棍。但是就如电影和电视的观众一样，这种有组织的施暴过程也使观众学会了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学会承受暴力，如何忍受现实社会所施加的压力。^[95]

5.自由时间的不自由

人在闲暇之余，经常用观看电视、电影，以及参加体育活动和观看比赛来打发自己的时间，由于这些活动本身就被外在的社会力量控制了，这也就导致了人们在自由时间的不自由。或者人们想出去走走，如野营和旅游，但即使这样的活动也被企业化了，这就是所谓的“休闲企业”，多数这样的活动都被组织化了。工作和自由时间并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有着截然的划分，阿多尔诺说：“人们免于工作的时间被利用为耗费的工作权力的消遣”。也就是说，休闲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自由时间是工作时间的延伸，人们即使在闲暇时间也无法逃出文化工业的权力。这种组织化的自由是强制性的，它不是外在于人的性格，而是与人的内在的需求相联。阿多尔诺说：“他们自己的需求功能化，被商业延伸和复制；他们想要的同样是强加给他们的。”但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不自由，因为这些不自由的规则已经被他们吸收，即内在化了，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如一些人去海滨进行日光浴，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皮肤改变颜色。如果有人休假归来皮肤没有变成文化工业所强制性认同的颜色——黑色，那么他的同事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你没有度假吗？”^[96]

这种无论是工作还是闲暇时间的被控制，都使人无法摆脱烦恼。本来休假的目的是为了摆脱烦恼，但在休假过程中烦恼依旧。究其根源，在于人们缺乏自主性，无法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决定。阿多尔诺说：“无论何时，只要在空闲时间行为是真正自主的，自由的人们自己做决定，烦恼就很少出现……如果人们能够对他们自己及自己的生活做决定，如果他们不再沉湎于人云亦云的领域，他们将不会烦恼。”在政治领域中也有类似的情境，这就是政治冷漠。阿多尔诺认为，面对社会的非正义，他们参与的底限是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也就是说使非正义的社会状况有很大的改观。当人们对政治的参与与否都不会有很大的差距，政治参与和获得他们的利益没有多大的关系时，他们就会从政治活动中撤退，其中所体现的就是个人的无力状态。阿多尔诺认为，人们在工作和休闲时所产生的烦恼恰恰与人们真正的无力的情感紧密联系在一起，“烦恼是客观的绝望”。它是社会强加于个人导致人的畸形的重要特征，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想象的贬损和萎缩，想象被怀疑为只是对性的好奇和渴望。他说：“那些想适应的人必须不断地控制他们的想象。想象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早期孩童时期的经验中就丧失了活动的能力。缺少社会培养和灌输的想象使人们在自由时间处于无助的状态。”人们在自由时间很少作为的原因就在于想象被消除了，从而剥夺了他们在自由状态下体验快乐的能力。^[97]

阿多尔诺对文化工业的论述在当代政治心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社会中的极权现象主要存在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但随着资本主义百年的发展，经济领域中的矛盾已经变得不突出，而在政治领域，中下层民众也获得了许多政治权利。那么是否还存在极权主义的现象呢？阿多尔诺从文化工业的方面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向人们指出，现在的极权现象，不是经济的压迫和人们政治上的权利被剥夺，而是文化工业影响之下的人的无力状态，正是这种无力状态导致了人们对权威的盲目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