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是“社会水泥”

在洛文塔尔那里，大众文化培养了大众的顺从意识，但他同时也指出了大众文化出现和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承认了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大众生活方式的一种表达，从中可以看出大众的信念和渴望。而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那里，大众文化已是控制大众的“社会水泥”，旨在牢牢地控制大众，而大众也丧失了反抗意识。

阿多尔诺与霍克海默用文化工业取代大众文化，以示现代大众文化与过去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不同。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是统治阶级生产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目的在于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在《论流行音乐》一文中，通过对流行音乐这一大众文化的典型形态的分析，阿多尔诺指出：“如今，音乐成了一种大型的社会水泥。在未能理解材料内在逻辑的情况下，听众认为这些材料所产生的意义首先就成了他们达到精神上适应当今社会生活机制的一种方式”^[10]。这就意味着文化工业起着社会水泥的作用，它自上而下地形成对大众的控制，从而使大众失去反抗的维度，心甘情愿地依附于现存体制，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文化工业过滤了整个世界。阿多尔诺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的产品充斥着整个世界，所有人都被文化工业所影响。文化工业要么是把所有人作为它的顾客，要么作为它的职员进行关注。作为职员，他们属于理性的组织被灌输应有的常识；作为顾客，他们被银幕上或报纸杂志上所放映或刊登的所谓的文化所诱惑。总之，在两种情况下他们都是文化工业要管理和控制的对象。所有文化生产部门也都以同样的方式影响着人们，文化工业使得所有精神生产的部门都从事文化工业的机械化、批量化、标准化的生产；每一个部门都不懈地以其文化产品影响着工人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上班为止的思想；文化工业的每一个运动都把人们塑造为整个社会所需要的那种样子。

其次，表现为文化工业用虚假承诺欺骗消费者。阿多尔诺认为，文化工业控制消费者的手段之一就是“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11]。为了欺骗消费者，文化工业不断地改变享乐的形式和内容，使需求者面临着文化工业提供的琳琅满目、五光十色的诱惑。但文化工业所许诺的快乐和享受只是让顾客“画饼充饥”，从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消费者实际的生活仍然十分惨淡。那么文化工业如何能让消费者忍受这一惨淡的现实呢？答案就是贬低和压抑欲望。“由于艺术作品把不能兑现的东西表现为一种消极的东西，它就似乎又贬低了欲望，从而对不能直接满足欲望要求的人，是一种安慰。”^[12]同时，文化工业用令人兴高采烈的预购，来代替现实中无法实现欲望的痛苦。通过宣传广告活动，文化工业使消费者相信这种永恒不断的、预购的文明产品，同时使消费者相信展览出来的东西自己都可以得到。连最高的法律都规定，人们可以无代价地获得预购的东西，所以他们应该对此心满意足。

文化工业向人们保证他们是可以生存下去的。阿多尔诺指出：“影片向观众保证，他们不需要再做更多的努力，就可以保持现在的状态，他们也不需要努力学习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就得到同现在一样的报酬。”^[13]在作这一保证的同时，影片还向观众报道了即使经过努力也根本没有改变处境的某些实例。这样，文化工业就从两方面保证了大众的沉默和对现状的无可奈何的心理。

再次，表现为文化工业用娱乐麻痹消费者。阿多尔诺认为，在自由主义膨胀时期，娱乐消遣活动表明了人们对未来的坚定信心，人们坚信好光景会长存，而且将来会变得更好；今天，这种信念变得更加理智化、更加精确，它排除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只追求金钱和财富。如今的文化工业的确还保留了提供娱乐消遣作品的企业，并且把这些娱乐消遣服务的需求和生产进一步推进了，但这只不过是表明了娱乐对商业有着重要意义，它本身是为商业叫卖的。“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就表明了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行辩护。”^[14]因此，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对象，被文化工业所操纵和利用。在阿多尔诺看来，娱乐在表面上是大众在休闲时间的一种放松，而实际上，娱乐消遣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劳动的延续。一切娱乐消遣活动都不能再使人紧张，而应该松缓神经，为明天的工作养精蓄锐。因此，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想，忘记一切痛苦和忧伤。

文化工业通过上述手段使大众丧失了反抗意识。阿多尔诺认为，在文化工业虚假承诺的欺骗下和娱乐消遣的麻痹下，大众日益看不清社会现实，看不透自身的生存困境，更谈不上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自觉意识。于是，思索停止了、悲剧不见了、反抗消失了，整个社会展现出一派欢乐祥和的景象。但如果这样的人们被来自上面的声音不公正地骂作大众，那么文化工业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即现代大众文化被转化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心理控制的手段。现代大众文化的重复、同一和普遍存在有助于反应的自动化和削弱个人抵制的力量。文化工业通过它的同一和反复，不断强化它的精神，并把其当作大众的精神，而至于如何改变这种精神却是它从来不提的。它告诉大众的是每个人都应该循规蹈矩，应该与已经存在的东西保持一致，像其他人那样思考。每个人都必须表明，他是与管制他的权力完全一致的。一个人要是反对社会，就会使自己变成社会上完全不可靠的人。悲剧就是这样消除的。过去，社会颂扬在面对严酷的厄运、一个招致困境的问题时个人所具有的勇敢精神和要求自由的感情；而今天，悲剧变成了社会与主体之间那种虚假的、一致的虚无，个体与社会完全一致起来了，没有矛盾、冲突和变化，即使有冲突和变化，结果也都是处于人们的预料之中。

综上所述，阿多尔诺认为文化工业是“社会水泥”，它通过虚假承诺的欺骗和娱乐消遣的麻痹，同时加以强制性的隐秘控制，蒙蔽了大众认识社会现实的双眼，使得大众在虚假的满足和欢乐中不思痛苦和忧伤，不思抵制和反抗。因此，在阿多尔诺看来，文化工业根本不是企业，“说文化工业是消费者的艺术，是不正确的；它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15]。

可以说，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及其后果的批判是最犀利和尖锐的。不可否认，阿多尔诺在其著作中，尤其是在晚期著作中曾提及大众文化转化成艺术和大众反抗的可能性，如“大众文化也能转化为艺术”“大众文化包含自身谎言的解毒剂”“大众并不是被完全控制的”，等等。这虽然可被看作阿多尔诺对自己早期文化工业批判思想的反思，但并不能作为对他早期大众文化立场的反转和缓和，而是表明了他的文化工业思想的丰富性。“这并不能为阿多尔诺的民粹主义立场提供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松动他的'文化整合说'的巨大底座……文化工业对人的整合、操纵、收编与改造则是贯穿他整个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中的一条主线。”^[16]那么又该如何理解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转化及大众积极反抗可能性的一点带过？其实，阿多尔诺的这一积极性判断早就蕴含在其非同一性哲学思想之中了。按照阿多尔诺非同一性哲学思想的内涵和逻辑，每一事物本身都应含有否定自身的抵抗要素。那么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包含自己谎言的解毒剂应是合乎逻辑的结论。可是阿多尔诺为什么没有在这一合乎逻辑的结论上大做文章呢？很明显，因为这一结论与其对大众文化的尖锐批判相矛盾。但我们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阿多尔诺所处的时代，大众文化的弊端给他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大众文化对社会和大众的危害是更加迫切需要批判的。所以他选择了对大众文化的大力批判。^[17]

总体看来，阿多尔诺关于文化工业是控制大众的“社会水泥”、大众是完全被动的精英主义和悲观主义观点对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影响更为深远，即使是对它的质疑和批判也正好凸显了阿多尔诺这一思想的重要性。针对阿多尔诺文化工业思想中的这一主流观点，许多西方理论家提出了质疑和反驳，风头最健的是大众文化理论家费斯克。与阿多尔诺对大众文化积极性、大众主动性的匆匆掠过不同，费斯克大张旗鼓地提出了平民主义的大众文化理论。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并不等于文化工业制造出来的控制大众的商品，而是由大众促成的文化形式，因此大众文化的发展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大众也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的，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处境与需要利用和改造大众文化。不可否认，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纠正了阿多尔诺对于大众文化及大众过于悲观的缺陷，但他的做法有些矫枉过正，从而滑入过于乐观的极端。显而易见，大众文化本身存在着必须加以批判的消极现象，大众也并不像费斯克所说的那样，可以无所不能地利用和改造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