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体制不同于专制体制，在极权体制下，人们不仅在公共领域中丧失了自主性，也在私人领域中丧失了自主性，使社会中再也找不到一丝正义的痕迹。“官僚体制支配仅仅满足于在政治领域中支配其所属臣民的外在命运，却忽略了掌握他们的精神生活;然而，极权主义支配则更彻底地把握了绝对权力的本质，并善于运用手段，对于公民的一切方面，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外在的，一律都加以一贯的、残酷的控制。”[74]在阿伦特看来，专制主义只是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立，极权主义则是使人彻底陷入了孤独。“孤立只涉及生活的政治方面，而孤独涉及整体的人类生活。但是，极权统治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是不同以往的，因为他不满足于孤立，并且要摧毁私人生活。它的自身基础是孤独，是根本‘不属于世界’的经验，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75]
一般来说，极权体制由于其“反人类”的特征，它与正义不会存在任何的关联。但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创造出一种虚假的正义性，从而使人产生一种自觉性的服从。这种虚假的正义性表现在极权体制下的民众不像专制体制下的民众表现出对公共领域的冷漠，反而表现出宗教般的政治参与热情，使民众获得了一种表面上的自主性。“警察一方面破坏公共政治活动中断后人们仍然保存的一切关系;另一方面，又要求那些已被完全孤立并彼此隔绝的人们能够从事政治行动。”[76]不过民众的这种政治行动并非出于现实世界的真实需要，它只不过是极权体制通过“提供一种虚假的联合和一个虚假的世界”所创造的“虚假需要”。[77]
作为一个概念，“极权主义一词最初出现于1925年”[78]。作为一种体制形态，极权体制也是出现于现代，一般用来指称纳粹德国和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也有学者把二战时的日本纳入到极权主义体制。[79]二战以后通过对极权体制的反思，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极权主义已不再有生存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极权主义的警惕。一般来说，对于专制统治，基于其明显的强制性，人们对其保持高度的抗拒性。但极权主义最初往往会以正义理想的面目出现，它因“现代政治特有的意识形态嗜好而产生”[80]。极权主义者往往会为自己的统治创造出一套哲学依据，“包括一项使世界完美的计划，一项把世界从过去和现在的罪恶中救赎出来，献身于某种崇高的绝对美德的计划”[81]。这个美好的虚幻世界在让大众“上瘾”的同时，“也在以虚假的意识形态使得他们更为疏离以便他们更需要这个虚幻的世界”[82]。这种需要和“上瘾”的感觉会使人自觉地去拥抱它，以幸福的姿态走进国家的牢笼。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