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与正义实现

经济体制可分为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典型计划体制表现为国家安排一切经济活动，个人没有任何经济自主性。这种体制的理论基础在于市场具有盲目性，而政府则可以充分利用人的理性对市场作出判断，据此建立起科学的经济秩序。典型的市场体制表现为个人完全充当市场的活动主体，国家只是充当“守夜人”。这种体制的理论基础在于人的有限理性，认为试图通过计划来安排经济活动是不可行的，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能够实现最佳的资源配置。在现实社会中，很难找到典型的计划或市场体制，每个国家都是计划和市场并存。即使市场程度最高的国家也不会完全放弃对市场的干预，计划程度最高的国家也难以完全消除市场机制的作用。尽管如此，仍有可能对某一国家属于哪种体制作出基本的区分。

1．计划体制对正义实现的影响

首先，计划体制会影响到个人在私领域的自主性。个人在私领域的自主性包括经济自主性，经济自主性主要体现为契约自由。只要不损害到公共利益，个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开展经济活动。但计划体制抑制了人的这种自主性，用国家的意志替代了个人的意志，使个人无法根据自己的意愿来签订契约，交易价格、交易数量、交易对象都受到了严格限制。严格的计划体制甚至取消了一切契约，个人的一切经济需求都不再取决于自己的偏好，而是取决于国家有计划的供给。先不说严格计划体制所造成的物质贫乏会限制人们的选择数量，即便在物质充裕的情况下计划体制也会带来个人自主性的丧失。由于国家的信息处理能力有限，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人的偏好，因此最简便的办法就是统一生产和统一供应。而个人需求的满足往往体现为与众不同，色彩斑斓的社会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社会。国家的统一配给虽然可能满足数量上的需求，却消灭了个人需求的差异性，使社会成为一个统一色彩的社会。可以想象，即使每个人都能够丰衣足食，如果每个人都穿同样的服装，吃同样的食品，那也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世界。

其次，计划体制会影响到个人在公领域中的自主性。在计划体制下，政府要替代个人处理所有的供需信息，通过对信息的“科学”分析来指导经济活动，以克服私人经济活动的“盲目性”。由于这些经济问题的专业性比较强，公民也缺乏相应的信息和专业知识，对这些问题无从决策，这就导致公共决策成为少数专家精英的领地。当然，专家决策替代民主决策并非计划体制的专利，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事务日益复杂，专家意见在公共决策中占有日益重要的位置。不过在计划体制下，由于要把计划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所有层面，政府的决策负担比在其他体制下大得多，对于专家的依赖性也就更强，以至于专家替代了民主，从而侵蚀了公民在公领域中的自主权。

2．市场体制对正义实现的影响

第一，市场体制确保了个人的经济自主权。在市场体制下，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他人无权干涉。经济自由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能够促进政治自由，还在于这种经济自由构成了个人自由的一部分。“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目的。”^[23]没有经济领域中的自由，就不能说一个人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第二，市场体制促进了自主型人格的形成，而自主型人格是正义实现的基本条件。在依附型人格下，个人不可能获得自由和平等。自主型人格的人倾向于自我决定一切事务，反对他人替代自己作出决定。依附型人格的人倾向于让他人替代自己作出决定，害怕独立承担责任。只有自主型人格的人才对自由和平等有强烈的要求，而依附型人格则为专制独裁创造了土壤。市场体制使个人成为了独立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唯有如此，行为才能够真实地反映行为者偏好，市场价格才能反映真实的供需信息，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地运转。对于长期浸淫于市场当中的人来说，持续不断的自主行为会转化为自主型人格，从而在更宽广的领域发生作用。

第三，市场体制的价值要求有助于公共领域自主性的实现。“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24]市场体制所要求的自由平等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它构成了个人政治解放的基础和前提。“虽然市场经济的平等要求只是一种经济平等，但他却是人类平等的基础。缺少经济平等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平等就很难实现。”^[25]如果经济上保持依附关系，人们便很难获得政治上的解放。从历史上看，依附性的经济关系难以造成民主政治，现代民主政治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经济自由，甚至可以说，没有自由市场的存在，政治自由就难以存在。如弗里德曼所言:“我找不到任何例证来证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着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没有使用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组织它的大部分经济活动。”^[26]

3．全面理解经济体制对正义实现的影响

上面的论述是基于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的典型状态而展开的，不应将其理解为简单化的判断。就计划而言，如果理解为一种手段的话，它在现代社会中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所有的国家都有计划。如果把计划作更为宽泛的理解，计划在我们生活中简直无处不在，除了国家之外，其他组织形态简直是一个计划的堡垒，人们也对那些有良好计划的组织赞赏有加。既然其他组织中的计划体制可以理所当然地存在，为什么要对国家计划体制严格检视呢?那么在国家中肯定存有不同于一般组织的特殊理由，我们对国家计划体制的限制也应当基于这个特殊理由，而不是对计划一概否定。这个特殊理由就是国家不仅仅作为一个管理组织而存在，还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存在。公民不仅是国家的管理对象，还是国家的主人，任何计划都不应当损害到国家的这种政治性，使国家成为一个纯粹“科学管理”的领域，否则其正当性就不存在了。在这个前提之下，计划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手段不应被放弃，使用得当的话，它也可以促进正义实现。

就市场体制而言，也不应当将其简单理解为正义实现的催化剂。市场本身会带来诸多负面后果，如果不能正视这些后果，正义就很难实现。

第一，市场体制虽然带来交易过程的平等，却可能导致交易结果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社会的贫富差异。合理的贫富差异能够推动效率的提高，不过当贫富差异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阻碍正义实现。首先，贫富差异过大会造成对个人自主性的否定。一方面会限制个人在私领域中的自主性。一个长期处于贫困线之下的人是没有自主性可言的，因为个人的偏好不可能在贫困状态下得到满足。另一方面会限制个人在公领域中的自主性。一旦这种经济力量的差异转化为政治权力的差异，就有可能导致“寡头政治或集团专制统治”，“这种可能的后果正是对自由信念和公平理想的否定”。^[27]其次，贫富差异过大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虽然市场体制所带来的贫富差异可以在自由主义理论下得到辩护，但对于普罗大众来说，长期的贫富差异却会使人感到不公平。个人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改变不公平状态，一是通过体制内的努力来改善个人的状况，从而消除不公平状态，二是通过体制外的手段来改变不公平状态。然而，这种贫富差异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在纯粹市场体制下很难得到改变。当人们在市场体制下难以改变这种不公平状态时，人们只得寻找体制外的手段来改变。这时，革命就成为一种可能的选择，而这必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即使不发生革命，长期的不公平感也会导致政府合法性的衰减，从而会动摇政治体系的根基。

第二，市场体制也可能会对生产力造成破坏。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也必须看到，市场体制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对生产力的破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追逐个人经济利益获得了充分的正当性，人们发展经济的动力也达到了最大化，从而也使人类贪婪的一面得到充分的显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人们向自然界无休止的攫取资源，虽然在短时期内经济得到极大发展，但也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使生产力的发展难以持续。

我们不能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要认识到市场也只是人类创设的工具，其本身也应当受到正义价值的评判。美国学者孙斯坦就认为:“市场是通过合法方式构建的工具，是人类为了一个成功的社会秩序体系而创设的。”^[28]他认为在市场和正义之间不应该画等号，“除非市场能成为所有人提供最低限度的良好机制的一部分，否则就不可能促进正义的实现”^[29]。当然，如果放弃市场会更糟糕，“通常这种社会是极其的不正义，因为它们利用了极其不公平的机会——各种不同的政治偏爱——以获得回报”^[30]。我们不应在拥抱市场和放弃市场两个极端之间徘徊，而是应当在其中取得适当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