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实现的深度是指正义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程度。但这个定义存在一个问题，“深度”和“程度”更多地使用在定量描述上，而正义实现却是只能定性描述的概念。用定量的指标来描述定性的概念必然会带来诸多困难，使我们难以对正义实现的深度形成一个清晰而精确的影像。不过这并不表明这个观察维度毫无价值，在某些情况下，它也有助于深化对正义实现的认识。在特定政治共同体内，不仅存在一部分人遭受不正义对待的问题(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用广度来描述)，还存在遭受不正义对待频率的问题。有些共同体中的人只能把正义实现寄予某些偶然因素的出现，有些共同体的正义实现虽然在总体上得到了制度保障，但人们也可能因为某些偶然因素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对于上述现象，有必要从“深度”这个维度来观察。对于前一种现象，我们可称之为正义实现的深度较低，后一种现象则可称之为正义实现的深度较高。从这个维度观察，就可以比较不同共同体正义实现深度的差异，进而研究如何提高正义实现的深度。
我们不仅可以从微观的角度来观察正义实现的深度，还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微观的视角是指从个体层面观察正义实现的深度，宏观的视角则是从共同体层面来观察正义实现的深度。虽然无法用确切的定量标准来描述，但可以在理想向现实转化的道路上划分出一些可观察的节点，以此观察正义实现的深度。不过，此处还需对正义的理想与正义的现实作一个简单的定义，这关系着如何划分正义实现的节点。正义的理想是指存在于观念形态中的正义;正义的现实是指存在于行为状态中的正义，就个体而言，它是指实际受到的对待方式，就共同体而言，它是指共同体实际的秩序状态。[6]这样正义的实现就表现为正义观念向正义行为的转变。不过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还要经过一个中间环节，即正义制度。制度的功能在于能够把抽象的理念转化为清晰明确的规则，把软约束的理念转化为刚性的规则，因此正义制度成为各种类型的共同体正义实现过程的必经环节。这样，我们就可以标出三个节点:正义观念、正义制度和正义行为，共同体[7]的正义实现深度可以通过这三个节点得到说明。按照这三个节点，正义实现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①完全没有实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最基本的正义观念还没有形成。②理念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已经形成了正义的理念，但正义的制度还没有形成。[8]制度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正义的理念已经转化为正义制度，但正义的制度还没有有效地转化为正义的行为。④行为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正义的制度完全转化为正义行为，正义得到完全实现。③通过这个框架，可以认识同一类型的不同共同体(如国家)的正义实现深度，也可以认识不同类型共同体正义实现的深度。
对于不同国家[9]而言，正义实现的深度有很大差异。有些国家还没有形成基本的正义理念，比如一些纯粹建立在暴力和专制基础之上的国家，[10]这些国家正义实现的深度最低。就当代国家而言，尽管各国在制度形态上有诸多不同，但至少都在理念上形成了对民主价值的认同，把它看作正义价值的一部分，很少有国家公开反对民主的价值。不同的是有些国家仅仅停留在民主理念上，或因为统治者仅仅把民主理念看作专制统治的遮羞布，还没有足够的愿望把民主理念转化为民主制度;或因为政府缺乏足够的权威，尚没有能力把这些理念转化为有效的制度。有些国家能够把民主理念转化为刚性的制度，实现了制度层面上的正义。相对而言，后一类国家正义实现的深度就较高。不过就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国家而言，其实际效果也是大相径庭。有些国家的人民能较好地自主表达意愿，政治的决策具有较强的民意基础;有些国家的民众却成为了少数民粹主义政客任意操纵的对象，政治决策只能反映出少数人的利益。[11]就上述两类国家而言，我们可以称前者正义实现的深度较高，后者正义实现的深度较低。
就不同类型的共同体而言，正义实现的深度也会有所不同。国家、社会共同体和超国家共同体由于构成机制的不同，正义实现的深度有很大差异。国家作为一种基本的共同体形态，一方面基于共同的价值观而存在，另一方面有国家强制力作保障，正义理念就有可能通过正义制度而转化为正义行为。对于社会共同体而言，虽然没有强制力作保障，但基于强烈的价值认同，正义制度也有可能获得自觉遵守而最终转化为正义行为。对于超国家共同体而言，由于缺乏基本的价值认同和强制执行机制，一方面导致正义理念难以形成，另一方面正义理念也难以转变成正义制度，即使有了正义制度也难以确保形成正义行为。由此可见，国家正义实现的深度较高，社会共同体次之，超国家共同体正义实现的深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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