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本土传播研究与传播学国际化之关系

在我们探讨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传播学国际化”这一命题。一些学者认为，本土化和国际化是必然对立、冲突的，如美国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说：“本土和全球之间始终有一种对立，一种延续不断的对立。”^[15]因此，一些传播学研究者也认为，在全球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宏观背景下，传播学研究应该突破本土的限制，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的经验中汲取养分，追求只有某一国家特色的民族化传播理论。诚然，这类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这些研究者在潜意识中将传播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置于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格局，这一立场是否合理有待商榷。笔者认为，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传播学的国际化是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两个命题，二者的关系如一币之两面，是辩证统一的。

我们有必要对传播学研究国际化趋势的背景和终极目标加以考察。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的国际化萌芽于19世纪后期，勃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已成为各国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之所以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跨国、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合作趋向，是基于下列主要原因：第一，现代世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知识信息的国际化共享和科研国际分工协作的程度加深；第二，国际社会的彼此依赖和国家、地区多边利害关系的加深；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科学研究亦走向高技术化，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迫切性、实用性与有效性要求越来越高，从而使社会科学研究迅速走向产业化，而社会科学研究的产业化使社会科学界接受的跨国研究项目越来越多；第四，大量的国际性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机构的出现（郑杭生，王万俊，2000）^[16]。这些因素合力推动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潮流。这一整体环境也可以作为传播学研究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宏观背景。

就一般意义而言，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其一，加强传播学研究成果与知识产品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使各国的传播学理论、知识能够被彼此认可；其二，增进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在学科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促进传播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规范化、标准化；其三，推动各国传播学研究者对一些具有国际性和普遍意义的重大议题（如国际传播政治经济格局与新秩序、非传统安全与危机传播）给予关注和研究，促进学科的整体发展。从发展形式上看，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如开展跨国合作研究，建立国际性的传播研究机构、团队，运营国际性的学术刊物或网络交流平台，实施国际性的学术信息资源共享，举办国际性的学术会议，研究人员的国际性互派互访，等等。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步伐正日渐加快，华人传播学研究人员已经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承担着对外传播中华文明、交流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的重任。应该说，华人传播学研究的国际化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但是，与西方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地区）的传播学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门学科是否真正实现国际化，最简单有效的方法通常是看这个学科的研究者在国际性的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而华人传播学研究者在国际性的传播学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量还偏少（金兼斌，2008^[17]；李喜根，2008^[18]）。

作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向，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存在区别的。一方面，传播学本土化的主要目标在于增加传播学对本土传播现象的认识和对本土传播经验、传播思想的总结，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与方法；而传播学国际化的基本目的在于加强传播学理论、知识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交流、共享和彼此之间的认可，最终增进不同地域的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方法上的共识。但传播学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决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的。华人传播学研究既要强调本土化，也要坚持国际化，一方面，因为只强调本土化而忽视国际化，势必会影响华人传播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协作，最终导致华人传播研究步入封闭的死胡同；另一方面，片面强调国际化而轻视本土化，又会使华人传播理论失去生长、发展的最佳土壤，逐渐丧失自己的特色。

处理传播学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考量下述三个方面。

（一）只有充分认识“国际化”，才有可能实现“本土化”

国际化主要意指相互了解、学习、吸收和借鉴，增进交流和协作，而不能等同于“全盘西化”。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的传播学研究起步早，取得了大量优秀的理论成果，当下在世界范围内居于强势地位。因此，华人传播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创新并获得与西方平等的对话权，应该以充分了解西方传播学各流派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前提。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先生曾说，只有先“进入”西方学者已经开拓的园地，才能了解其优点和局限，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而一开始就停伫在世界学术之门外拒绝进入的人是没有能力谈学科本土化的（杜维明，2001）^[19]。学者杨国枢和文崇一也指出，西方学者所发展的理论、方法，如能顺利地适用于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的研究，则不但不应该排斥，反而应该大力采用，因为这样就不必从头自行摸索。创新是不能凭空产生的，“只有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了如指掌，才能真正的推陈出新，以缔造超越的贡献”^[20]。

（二）只有熟悉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才能与之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

学术研究需要秉持科学精神，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否定既有一切的心态，也不应一味盲从。传播学研究中亦应如是。怀疑是科学发展之先导，是理论创新之开端。当然，这种科学研究的怀疑态度绝不等于虚无主义。在科学史上，正是由于对已有学说产生怀疑，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发动了天文学领域的革命，确立了全新的宇宙图景；伽利略开创了新的物理学，牛顿开创了新的力学，使整个宇宙和人间生活统一了起来，确立了新的科学理念。在华人传播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对西方已有传播理论、方法的理性怀疑与科学批判，不了解其理论偏差乃至谬误，不对其加以证实或证伪，那么就难以有突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实质性创新成果产生，我们的传播学研究将仍处于一种“注脚”地位。而这种理性的怀疑、多元的思考和平等的争鸣，其必要前提就是深入了解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方法体系。

（三）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并非标新立异、刻意创造完全“另类”的民族主义传播理论

来源于不同地域、国度和文化环境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成果，归根结底是属于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这些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各具本土特色的传播理论，是构成更高层次、更具普适意义、更加完整的世界传播学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传播学研究只有真正实现了合理的本土化，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国际化。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的理论建构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区域的传播学理论之间完全没有共通之处。既然如此，在我们进行传播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就不能不认真学习、吸收异域传播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在这个方面，我们尤其应该注意避免一切皆由自己从头独立打造，追求纯而又纯的民族主义理论的倾向，切忌以不适合国情和文化传统为借口，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拒绝学习、吸收、借鉴外来理论。即便是在欧美传播学研究领域内部，不同地域、国家的传播学研究，其关注重点与研究方法也是各有侧重，各具风格，但这并不妨碍各种区域性的传播理论学术流派在研究取向上可以彼此学习、包容。因此，华人传播学的本土化也应跟上时代的步伐，注意吸收、借鉴国外传播学研究中的优秀成果。

全球化环境下，资讯交流手段日益发达，既凸显了个体力量的单薄，又为跨国、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契机和更便捷的途径。华人传播学的发展，完全依靠独力“重新打造”或者一味套用别人的模式都不是长久之计。华人传播学界应该把握机遇，加强与外界交流，向西方学习仍是必要的。但这必须以对自我现况和需要的清醒认识及对未来走向的明确体认为前提，亦步亦趋、随波逐流及纯粹的“拿来主义”是无助于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发展的。

【注释】

[1]Habermas，J.（1968）.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Shapiro，J.（trans.）.London，UK：Biddles Ltd.，308.

[2]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一命题在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中已有较多探讨。即便是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后”的经济学，其理论和方法也存在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和国际化更是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尽管如此，受自然科学强调学科范式和研究结论客观性、普适性的影响，普适性仍是现代社会科学发展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3]长期以来，根源于现代世界历史体系逻辑的“西方中心论”和“冲击—回应”模式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下半叶，否思这种观点的潮流在西方学者和非西方学者中兴起，其间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观点。1984年美国卫斯理学院柯文教授的枟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枠，严厉批判了“冲击—回应论”和把现代与传统完全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中国历史中也有走向现代化的积极因素。1998年美国迈阿密大学A.G.弗兰克教授出版枟再现东方：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枠（中文版书名为枟白银资本枠），认为1500—1800年的世界经济中心是在亚洲，尤其是中国。此后，随着美洲开发和白银流动，世界经济中心转到西方，而到今天，又有再现于东方之势。美国汉学家彭慕兰的枟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枠则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只是19世纪欧洲工业化充分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

[4]赵旭东.本土心理学的启蒙观：开展本土研究的一些教训［J］.社会理论学报，1999（1）：81—103.

[5]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J］.新闻学研究，2002（70）：1—15.

[6]［英］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M］.鲁旭东，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7]［美］N.R.汉森.发现的模式：对科学的概念基础的研究［M］.邢新力，周沛，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

[8]本章在此借用了中国大陆学者邓正来教授提出的“前反思性接受”概念，其所指为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一种取向：在未经反思的情形下就将西方19世纪社会科学经由思想运动而形成的学科制度化安排作为一种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关于这一概念的阐述可参见：邓正来.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思考［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47.

[9]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J］.新闻学研究，2002（70）：1—15.

[10]陈韬文.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J］.新闻大学，2008（1）：1—7.

[11]Chen，G.M.&Miike，Y.（2006）.The ferment and futur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Asia：Chi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China Media Research，2（1），1-12.

[12]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J］.新闻学研究，2002（70）：1—15.

[13]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J］.新闻学研究，2002（70）：1—15.

[1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5]转引自：欧阳桢.传统未来的来临：全球化的想象［M］//王宁，薛晓源.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70.

[16]郑杭生，王万俊.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45.

[17]金兼斌.本土传播学者的研究国际化：路径、困境和前景［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4）：52—58.

[18]李喜根.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国际化的途径［J］.中国传媒报告，2008（4）：57—64.

[19]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0]杨国枢，文崇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