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愿景与难点

对于华人传播学研究而言，吸纳欧美传播学的优秀成果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及时、合理地将其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一些特殊性结合起来，那么有些外来的理论和概念可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在本土生存。因此，我们在引进西方的传播学理论和概念时，应该注意赋予其一定的新含义，而不能采取如前所述之“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华人传播研究者要想通过传播学的本土化建设体现自身研究特色，取得实质性的创新，首先应该明晰自己基本的奋斗愿景。

（一）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创建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传播理论，华人本土传播学应当是一整套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具有一些特定的内容和概念。而且通过华人传播研究者的不懈努力，最终应能形成华夏传播学术流派。

（1）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的重要标尺。

任何一门科学，皆是遵循一定的逻辑结构建构而成的。这种逻辑结构是概念、框架、推演、判断等要素的组合，这些要素应该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传播学的一些重要研究领域，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并不足以准确描述和解释华人传播活动、传播现象所具有的一些特点。例如，在华人社会的传播领域之中，“报”“礼”“缘”“人情”“面子”“关系”等是发挥重要影响的特色概念元素（Chen&Miike，2006）^[11]。只有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理性借鉴西方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创新、融合，从而建构若干能够准确描述、解释华人社会传播现象的概念和理论，才能使中国传播学真正实现本土化。因此，我们应该将传播学理论中是否包含民族文化概念及此类相关概念的多少，作为衡量传播学本土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尺度。

（2）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世界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重要目标。

世界传播学学术体系是由各个传播学区域流派组合而成的，各个区域流派以其独特的研究内容与学术风格相互之间发生影响、争鸣、交融。如果某一国家、地区的传播研究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则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明这个国家、地区的传播研究还未形成自己的特定内容和风格。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传播研究只有重视本土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国际化。因此，从这一角度讲，华人传播学形成自己的学术流派并在世界传播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也是衡量传播学本土化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

（二）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主要难点：“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

在实现华人传播理论建设的奋斗愿景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需要攻克的难关，其中首要的难题在于“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如何界定。学者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在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两点与建构华人传播理论相关的看法：

首先，由文化属性的难以掌握以及其与理论本质的矛盾来看，“华人传播理论”这个概念有根本的矛盾与困难存在。其次，我们不可能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现成的、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定义的理论；我们所有的，是足以发展成理论的“胚胎”。^[12]

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努力方向之一，是建构规范化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性、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而这一奋斗目标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之上，即存在一个“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的清晰边界，在这个既定的边界之内，每一个个体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特性。但是在许多情境之下，这一边界并不是十分清晰。

华人传播理论究竟指的是它的来源、还是文化取向？如果我们指的是代表源自华人、或华人文化、社会的理论，则我们又会遭遇另外一个问题：“源自”是什么意思？是由华人所建构、植基于华人社会所观察到的现象，抑或是取材自中华文化资产、呈现出分明的华人角度？前面两个问题或许不难回答，然而却不一定具有华人文化的特质；但即使是后者，所谓的华人角度与文化特质又是什么？^[13]

因此，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一个主要难点便是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相关概念的边界。如果这样的理论前提会受到挑战，我们便不得不对如下问题进行思考：华人本土传播研究在何种条件下是有意义的？

要让我们的研究、考察、描述经得起挑战，那么明晰“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华人文化”等核心概念的边界便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首要任务。而这又必然牵涉另一个命题：民族的本质是什么？民族的正当性何以获得？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理论学说为我们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来源与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探讨了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力图提出一个解释上述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的理论典范。他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他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2005）^[14]。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为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提供的启示正在于：建构华人本土传播理论，有必要对华人传播行为、传播观念、传播思想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文化传统的变迁轨迹和本质属性进行深刻考察，进而在此基础上科学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边界。这一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传播学研究发展的空间是很大的，足以让研究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当然，这也需要华人传播研究者予以更多的重视、更大的投入，使用更为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