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研究

论建立传播学亚洲研究范式的必要性

威玛•迪瑟纳亚可

威玛•迪瑟纳亚可（Wimal Dissanayake）早年在斯里兰卡接受教育，之后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后。 迪瑟纳亚可是亚洲交际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亚洲电影研究的重要学者，著有Global/Local、Narratives of Agency、Transcultural Pacific等，并用英语和他的母语僧伽罗语这两种语言作诗。目前，迪瑟纳亚可任夏威夷大学教授、香港大学荣誉教授。

对元理论的关注清晰地表明，传播学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熟了。只要浏览一下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各种学术期刊，就会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即元理论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注意力仅仅局限在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传播学元理论。如果我们准备有成果性地扩展并深入地了解这一研究领域，我们需要对非西方社会的传播理念多加注意。研究古典印度、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协定、民间戏曲及其他传统的传播方式，还有亚洲国家的传播行为特征将有其不可估量的价值。因此，需要重视对这些国家传播观特征的研究，并从事这一领域的可持续性的对比研究。

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学学者们对传播理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例如，一次关于东盟国家传播理论教学的调查报告显示，传播理论在东盟传播学学者喜欢教的传播课程中位居第二。^[1]位居第一的课程是发展传播学。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里广泛传播和讨论的传播论实际上起源于北美。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植根于北美的传播论或低估库利（Coolely）、米德（Mead）、拉斯韦尔（Lasswell）、施拉姆（Schramm）、贝罗（Berlo）等人对传播理论的贡献。这里要强调的是，在传播学研究的当前发展阶段，为了更进一步理解人类传播的本质，探讨非西方社会的传播观，探索并拓展该研究领域已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例如，在东盟研究中，传播论课程教学使用的资料有71%来自美国。我在南亚调查的数据则是78%。有趣的是东盟研究显示，当年交际理论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五本教材分别是：

1.《大众传播的过程和影响》，施拉姆（Schramm）和罗伯特（Roberts），1971。

2.《新观念的传播》，罗杰斯（Rogers）和休梅克（Shoemaker），1971。

3.《传播过程》，贝罗（Berlo），1960。

4.《有效的公共关系》，卡特利普（Cutlip）和森特（Center），1971。

5.《电视生产手册及工作规程》，泽窦尔（Zettl），1968。

东盟传播学学者经常使用的由美国学者论著的关于交际的书籍，有：《大众传播和国民发展》（施拉姆，1964）、《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与转变》（勒纳（Lerner）和施拉姆，1967）、《传媒的四大理论》（希尔德斯（Siebert）等）、《大众传播的责任》（里弗斯（Rivers）和施拉姆，1959）、《大众传播学》（施拉姆，1960）；和《农民中的现代化：传播的影响》（罗杰斯和史文宁（Svenning），1969）。

我在南亚研究中发现的最常用的传播学书目排列如下：

1.《大众传播和国民发展》，施拉姆，1964。

2.《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与转变》，勒纳和施拉姆，1967。

3.《大众传播的过程和影响》，施拉姆和罗伯特，1971。

4.《传播过程》，贝罗，1960。

5.《新观念的传播》，罗杰斯，1962。

6.《大众传播学入门》，埃默里（Emery）等，1960。

7.《大众传播的责任》，里弗斯和施拉姆，1959。

8.《大众传播理论》，德•弗乐尔（De Fleur），1970。

9.《大众传播的影响》，克拉彭（Klapper），1960。

10.《传媒的四大理论》，希尔德斯等。

这种对美国传播研究的极大关注是基于一定历史条件的。在第三世界国家，许多大学的传媒学院都建立在新闻学及各种校内外研究大众传媒作用的项目基础上。这些学术学院开设的课程内容和培训性质与美国的十分相似。这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作为学术研究性的传播学，首先是在美国获得认可的，并且大多数的教师是在那里接受培训的。

作为主流，传播学研究在美国有两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一是演讲交际和修辞研究；二是大众传播研究——新闻、广播、电视、公共关系、广告等。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大学设置传媒学院是为了给各个媒体培养、输送人才，因此他们对大众传播尤其重视。许多第三世界大学的传媒学院是在新闻学院的基础上设立的，而且所教授的大部分内容是深受美国著作的影响的。然而，随着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专家学者对传播理论的更高的关注，现在已经到了该从比较的视角重新考虑传播论的本质的时候了。

鼓励和促进比较传播论研究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这有助于扩展语篇领域的研究，并且有助于使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更好地理解传播行为；第二，传播论和传播研究有着重要的联系。这表明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环境引导的。社会研究在社会环境中运作并受维系它的文化思潮的影响。因此，为了在非西方社会里进行更有价值的、相关的传播研究而不是盲目顺从西方研究信条的那种研究，鼓励更多的本土传播论研究至关重要。

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大多数的传播研究并不令人满意，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迫切关心的问题无关。詹姆斯•哈洛兰（James Halloran）证明有必要重新考虑发展中国家传播研究的作用，他同时主张批评研究或者政策研究，这与最初由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行政研究的概念形成对照。^[2]在他看来，批评研究与价值关系密切，且在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传媒机构的意愿的影响。据哈洛兰所说，这种新的社会研究的形式力求调查对普通民众重要的，而非对政客或媒体经纪人重要的社会问题。此外，这种批评的研究方法非常注重传播的过程性，并且强调需要对与传媒机构相关的其他社会机构进行研究，强调引用结构、组织、职业化、社会化、参与等概念来开展研究。为了在第三世界推进批评交际研究，非常有必要重新考虑各种时下流行的传播论、传播模式、传播范例和传播观，也有必要提出与文化思潮和人们的世界观一致的新的理论、模式和范例，从而促进建立一个批评研究的新立场。

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阐明传播论和传播研究的紧切关系。在许多方面仍然由美国主宰的传播模式及其特征是以传播者为基础，具有单向性和操纵性。拉斯韦尔的想法在美国的传播研究中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他认为传播行为应以回答以下五个问题为出发点^[3]：

谁？

说什么？

以何种手段？

对谁？

有什么结果？

仙农（Shannon）和维夫（Weaver）在他们广泛讨论的模式里谈论到了信息源——传递者——渠道——接收者——目的地。^[4]不难发现，这两个模式同属相同的思维模式。西方学者中，一些关于传播的最具影响力的描述也具有这种思维模式的印记。例如，欧斯古德（Osgood）说：“一般来说，只要一个系统，一个信息源，通过连接渠道，进行信息处理来影响另一个系统，这样我们就实现了交际。”^[5]“影响”和“操控”是两个关键词。

这种典型的西方思想方式，被称为亚里士多德派（经验主义者）。亚里士多德是提出人类传播模式的最早的西方学者之一。在这个模式里，正如在他的著作《修辞学》中描述的那样，传播行为中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传播者、消息和接收者。传播的目的是传播者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影响或说服接收者。除了少数几位理论家，诸如贝罗的论著与此有悖之外^[6]，有理由相信亚里士多德的传播模式在美国仍然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传播模式，且与美国的传播研究的主流有着密切的联系。

哈洛兰说：在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已得到了推动和发展，和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从本质上来说，这种发展是为了满足现代工业化的都市社会所提出的实证的、量化的、与政治相关联的信息需要。总的来说，着眼于提高媒体效率的研究经常仅被视为研究对象，或是为了达到商业目的一种“中立工具”。^[7]

推进这种传播研究极好地适应了先前提到的以传播者为基础的研究模式的需要，它的目的在于影响和操控观众。尽管事实上这个模式是以西方为主的，且与亚洲社会的文化形态和认识论的特征不相协调，亚洲学者大体上也似乎支持这个模式。如果亚洲传播学学者想要提出具有自己文化印记的，能够让他们很好地更加清晰地理解复杂的人类传播的模式，他们就必须摆脱机械的亚里士多德式的传播模式。他们需要致力于利用所积累的亚洲人文科学的智慧，提出能够反映亚洲人文和思潮的、更恰当的、更具启发性的传播理论和模式。

为了使亚洲特色的传播理论及传播模式成为现实，必要的第一步是远离对亚洲产生持续、有影响力的西方功能主义的交际研究视角。随着社会科学解释途径的多元化的兴起和发展，随着诸如福柯（Foucault）、伽达默尔（Gadamer）、里科尔（Ricouer）、哈贝马斯（Habermas）、格尔茨（Geertz）等学者思想的广泛传播，人们提出了许多有关实证的和功能主义研究方法的问题。除了这些学者提出的问题外，东方的学者们对另外两个问题的考虑也很敏感：一个是实践方面的问题，另一个是理论方面的问题。前者在实质上是保守的，体现了功能主义状况持续的本质，且不能令人信服地、有效地应对社会变化。在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仍处于贫困之中的亚洲国家，对社会变化的需求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极为重要的。因此，如果我们赞成社会研究应当对社会产生反驳作用的观点，我们就必须更加注重有利于社会变化并能刺激社会变化的研究哲学。

近来，参与性研究的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尤其是在欧洲传播学学者当中。社会行为者作为研究对象与研究者共同参与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建立起一种相互教育的互动关系。这种研究形式的提倡者认为研究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现实的批判认识将激发这些研究对象的意识并刺激他们的社会行为。当然，这需要研究者深入参与者在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现实中去。正是由于这种为了社会变化而进行经验的分享才产生了理论假说和方法论。这种参与的研究性形式要求我们放弃实证论的研究。

第二个问题与形而上学层面上的功能主义有关。功能主义是建立在实证论的自然科学观的基础上的，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控制自然。换言之，这假定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性。与之相反，亚洲文化强调坚持人与自然之间有创造性地双赢的结合。因此，以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为基础的功能主义与其他亚洲文化的思潮有着明显的不同。恰恰是因为这个差异，我认为亚洲的传播学学者们应当使用哲学的方法，如现象学，不接受表象与实际的严格划分，同时强调想象力、直觉和价值。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质疑功能主义的有效性和实用性，这一事实更强调亚洲传播学者们需要摆脱功能主义的影响。

我已经详细地叙述了传播学研究这方面的内容，因为理论和研究是密不可分的。理论指导研究，研究完善理论。如果亚洲传播学学者们希望从事更有效、更切题的研究，那么有关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模式的研究势在必行。

注释

[1]R. Adhikarya，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Knowledge Transfer and Utilization Process：The US ASEAN Case. PhD. 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81.

[2]J. Halloran，The Context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E.G. McAnany，（ed.），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1981.

[3]H. D. Lasswell，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Society. in L. Bryson，（ed.），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New York，1948.

[4]C. E. Shannon and W. Weaver，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 Urbana，Illinois： 1949.

[5]C. E. Osgood，The Measurement of Meaning . Urbana，Illinois： 1957.

[6]D. Berlo，Communication as Process： Review and Commentary. in Communication Yearbook3，1979.

[7]J. Halloran，op.c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