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的传播学研究路径

海外华人的传播学研究路径——访加拿大华人传播学者赵月枝女士

访问者：韩运荣

编者按：如果说，目前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还无法走出国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赵月枝教授，作为一位已在国外打拼多年，有一定国际学术地位的华人女学者，实属不可多得。

1965年生于浙江省缙云县。1980年考入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学习，1984年毕业，同年考取赴加拿大公费留学资格。1986年进入加拿大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传播系攻读研究生课程，于1989年和1996年分别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97年至2000年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分校传播系任教。2000年9月重返母校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任教。现为该校传播学院副教授，加拿大国家研究教授（Canada Research Chair）。2000－2002年间曾担任海外中华传播学会学术研究主席。

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理论、传媒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新闻媒介分析与批评。有两本有关传媒与民主问题的专著，已经成为传播学研究中有成就的华人学者之一。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中国媒介与国家和社会互动关系的新作，并与人合作主编一本关于媒介全球化、区域化与民主化的学术著作。

如果说，她能跻身于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并受惠于该学派的两位鼻祖——达拉斯·史麦兹和赫伯特·席勒，是纯属个人机遇，那么，她对于自己理论结构的执着搭建，就又表明她是一位学术有心人。本文访问者为中国传媒大学青年教师韩运荣博士。

史麦兹和席勒印象

问：众所周知，达拉斯·史麦兹和赫伯特·席勒都是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大“家”，您有幸与他们本人均有过一番不浅的交往，您印象如何？

答：的确非常幸运。去西蒙·弗雷泽大学的时候，史麦兹还在那里；之后我去圣地亚哥时，席勒还在呢。但我刚到加拿大时，根本不知道史麦兹是何许人。刚好当时大陆有另外一位学生已经在那儿读硕士，我就咨询她，让她帮助分辨这些教授里面，哪位是应该接近的。她就告诉我，你别靠近那个教授，就是史麦兹，说他的观点很古怪，不时髦。虽没有直接说他很左，但我还是照她的话做了，没怎么理会他。

但史麦兹对中国很感兴趣，他曾于70年代两次到过中国，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圈子里非常有名，但在他去世后才出版的叫“After Bicycles，What？”（自行车以后走什么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传媒制度提出了深刻的思考。因此，虽然我听从中国同学的“指点”，没有主动与史麦兹交往，他后来还是通过系里一位本地华人硕士生请我到咖啡厅吃了顿中饭，把这篇文章的打印稿塞给了我。我还留着呢。

也许是出于他的盛情，还抱着点兼听则明的学术态度，我还是去旁听了他给本科四年级上的课，并读了他的著作。没想到，我现在不仅教他开的一些课，还成了史麦兹纪念基金会的主管和一年一度的史麦兹讲座的组织者。这个基金会有一批国际著名的传媒政治学者作顾问，每年邀请一位资深学者来作学术演讲。

史麦兹可以说是位传奇式的人物。

问：那么，席勒又给您留下什么印象了呢？

答：我很幸运。毕业以后发了一封求职信，就落脚到圣地亚哥。当时，赫伯特·席勒已退休，但还在那儿讲课，而且还经常飞到他的家乡的纽约城市大学讲课。他平易近人，对人特别友好。我第一次碰见他是在系里的信箱前。我自我介绍，说是他们系新来的教授，并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研究课题。没想到，第二天，他就在我的信箱里放了一张当天《华尔街日报》上一篇跟我的课题有关的剪报。一位有这么大名气学者，对一个新来乍到的学者如此关照，这使我颇受感动。

之后，我们经常一块儿去吃饭，聊的话题很多。虽然他没有到过中国，但跟史麦兹一样，对中国的发展非常关注。与跟史麦兹的关系相比，我跟席勒的交往就更密切一些。最令我难忘的是看他跟学生讲课。有一个学期我在讲他开办的国际传播课，而他则上另一门课。我当然近水楼台，请他客串讲有关文化帝国主义争论的一堂课。他不用讲稿，自不必说。这是他的风格。尤其令我开眼界的是他这样一位年近80的老人在讲课时的热情、投入、生动以及他那深入浅出、毫无学究气、更不教条的风格。他那犀利而有风趣的语言，他那调动学生参与的能力，营造了一个非常活跃，根本无法使学生分心的课堂氛围。我曾听说，虽然校方由于他的批判学术挤压他，一批批对他十分崇拜的学生是他在学校的“权力”基础。在亲眼看到他的讲课后，我对此深信不疑。

后来在他快去世的时候，系里让我和另外一位同事给他组织了一个学术讨论会。我们请来了一些他多年的学界朋友、世界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很有影响的学者。

个人的学术研究轨迹

问：自从远赴加拿大留学，实际上也开始了您的学术之旅，您个人的研究轨迹是怎样的？

答：去加拿大纯属偶然，但在那里接受了加拿大传播理论这个“圆”，尤其是麦克卢汉、伊尼斯的媒介理论，同时，又涉足了欧洲的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北美的传媒政治经济学和传媒社会学。

实际上我自己的硕士论文，关于媒介客观性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传媒政治经济学，而是综合了新闻史、传媒政治经济学、传媒社会学，并吸收了文化研究的一些重要理论和方法，包括福柯的权力/知识理论和文本分析。也就是说，我不仅接受了史麦兹与席勒等人的传媒政治经济学研究思想，而且也接受和吸收与该理论互补甚至对立的理论。

刚去加拿大的时候，我对社会理论、传媒政治学、文化研究，以及传媒社会学特别感兴趣，尤其是新闻与意识形态、新闻作为政治传播、新闻文本分析、新闻制作、新闻生产这一块。在读研期间，我没有有意识地想过要使自己成为某个门派的门生。我读完博士时，并没有认为我搞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我最先教的一门课是新闻与政治传播。我的博士论文导师是学政治学出身的。

由于家庭的原因，我原没有去美国工作的打算，但知道圣地亚哥的工作后，我忍不住了。那里当时不仅有席勒等人的传媒政治经济学，还有传媒政治学和传媒社会学领域很有影响的学者。如果我被认为是传媒政治经济学者，我想这大概是我被圣地亚哥录取以后的事，因为那份工作是在传媒政治经济学。说实在的，我刚开始还非常不习惯：莫非我从此再不做文本分析、文化研究？当然不是。

问：这么说，您还是跨越了很多研究领域，这是基于怎样的一种认识？

答：我认为，要真正成为一位比较有深度的，但思维又不简单的“一根筋”的学者，就必须吸收各方面的东西，使多方面的理论兼容并蓄。我认为没有一种理论与方法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我也不喜欢简单化的标签，虽然标签对研究取向、研究重点的选择不可避免。我先后涉足了四块理论，具体来说就是媒介理论与技术哲学、传媒政治经济学、传媒社会学和文化研究。我在读博士时也学过定量分析，可惜后来没时间精力去用，那些方法早就还给老师了。我对社会理论很感兴趣，因为我一直认为，单有传播学理论是不够的。

问：在您亲身涉足媒介理论、传媒政治经济学、传媒社会学和英国的文化的研究过程中，您如何认识和理解这四个领域之间的理论互补和衔接？

答：我觉得媒介理论本身对媒介技术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认识不足，有传媒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倾向。这个不足需要什么来补呢？需要传媒政治经济学来补。

我前面提到的Robert·McChesney在“Media，Culture，＆Society”写了一篇文章，就说传播学为什么没有影响，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研究传媒政治经济，不研究传媒在整个政治经济里面的作用，所以人家不把你当回事。为了增强传播学术的厚重感，传媒政治经济研究不可或缺。因为传媒政治经济学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宏观的历史视野，也就是史麦兹、席勒开拓的研究领域，所以我接上了这个。

然而传媒政治经济学也有其不足，不足在哪儿？又如何弥补呢？

其一，它的视野太宏观了，缺乏中观的东西。例如，就资本控制权力而言，对究竟怎么操纵，商业利益与市场逻辑如何在传媒机构和传媒从业者的日常行为与规则中体现出来，则涉及不多，这就需要传媒社会学来补足。所以，我涉足了传媒社会学。传媒社会学是对社会组织、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的描绘与分析，如媒介机构是怎么运行的、权力、组织、文化资源在新闻制作流程中的分配与作用，媒介组织内部的科层关系，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他们的价值理念，新闻源与新闻记者之间的关系等。当然，这并不是说传媒社会学不涉及宏观制度性的问题。

其二，传媒政治经济学只注重传媒机构的客观政治经济构成及其运行逻辑，对主体性研究不够。它只是假定媒介有影响，维护或挑战既存的社会制度，但对文本的意义分析不够，没能充分顾及受众的主体性及其复杂性，对媒介的接受也没做深层的研究。信息本身有多义性，并有不同的解读。

那么主体性研究的缺乏由什么来补足呢？就是从文化研究来补。

文化研究受福柯关于权力概念的影响。以前一提到权力，就会想到国家机器和传媒所有权等问题。但是福柯对权力的理解比较广，不局限于资本的权力和国家权力。他认为，权力分布于每个社会的每个细胞，并体现于社会实践和日常行为中。

所以说，我自己的思维结构体系是由媒介理论、传媒政治经济学、传媒社会学，还有文化研究这四方面的理论思考共同构筑的。具体来说，传媒政治经济学给我提供大的思维框架，具有实证特色的传媒社会学提供了微观、中观的一些分析，文化研究使我关注符号意义与主体性问题。当然，这只是总的学术思想构成，具体到一篇文章，总得有侧重点，不可能面面俱到。不久前写了篇文章，有宏观政治经济分析，有有关几个媒体的个案分析，还加进了对有关文本的细致解读，点评文本如何构建特定的主体性，自以为很全面了，杂志的编辑也对我很开恩，给别人8000字，给我10，000字。结果呢，一位博士生读了后，还是认为文章对主体性分析不够，对某些社会群体的描述也简单化了。

问：对于一般学者来说，无论涉足多少研究领域总得有一个立足点，您如何看待您的学术立足点？

答：如果按照学术派别上来讲，我应当在批判学派这个框架里。我的学术立足点应该是传媒政治经济学，这一领域对于我来说是最基本的。我认为要想使研究有透析力，有这一领域的基础是很重要的。

总之，作为一个学术新人，我还是蛮幸运的。因为一般来说，学术的传承是一代传一代，比如席勒传给他的学生，学生再传给学生。北美的传媒政治经济学，从六、七十年代一直影响到现在，如今已经到了第三、四代。而我与这一领域不同时代的学者都有交往，这就使我在该领域有独特的位置。

北美华人学者地位

问：从学术研究的方向来讲，您是以传媒政治经济学为重，那么作为海外华人学者的一分子，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地位？您是否进入到学术的核心领域？

答：从学术研究的方向来讲，我是被圣地亚哥招去充实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力量；回到加拿大，正是学院里这一领域青黄不接，人才断层之时，所以我也就成了这一领域的顶梁柱。加拿大政府为了加强科研竞争力，改变人才外流的局面，设立了一批相当于国家重点项目研究带头人的职位，叫Canada Research Chair。全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总共500人，我是其中之一。今后五年内我教课会很少，大部分时间用于做研究，还给我建一个实验室，用于媒介内容监测与分析。当然，实验室以我的名义向联邦和省两级政府申请经费，受益则是系里许多同事，尤其是几位侧重媒介分析的新教授。至于是否进入到学术的核心领域，这是个主观评价的问题，你的核心很可能是他人的边缘。我对自己是否在核心，是否主流并不是很在乎。关键看你对自己的学术取向是否有信心，有没有学术热情和激情，是否认为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在核心，我不会太得意；在边缘，我会甘于寂寞，享受边缘性（enjoying my marginality）。作为大陆去的华人，人家肯定看重你对中国传媒研究的贡献。不过我到国外后，首先致力于西方传媒研究，写的第一本书是关于美国、加拿大的新闻与民主问题，我现在研究写作的一部分涉及美国和国际传播。比如，这段时间，我就忙于编辑一本有关传播全球化、区域化、民主化的书。我还被邀参加2004年11月有美国广播电视业界、政策界和学界二十多人参加的，由美国广播电视界的Peabody Awards（相当于报界的“普利策奖”）组织的首届Peabody Seminar，讨论传媒集中的世界影响。这种题目是否核心就看读者判断了。我在两所大学教过十几门本科和研究生的课，大部分是传媒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课程。

问：据您所知，北美华人学者的研究现状怎样？

答：如今在北美大学的传媒领域做研究的有我、潘忠党教授和洪浚浩教授等人，其他几位很有成就的大陆出去的学者，如祝建华教授、何舟教授，去了香港。现在在威斯康星的潘忠党教授跟我一样也是从广播学院出去公费留学，但他去的是美国，到了大名鼎鼎的斯坦福大学读书，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扎实训练。在此基础上，他转向传媒社会学，近年在这一领域与香港及内地的学者一起做了许多非常扎实，非常有开拓性的研究。洪浚浩教授刚开始是研究中国的媒体改革，还写过一本中国电视与国际化的著作，他做学问很努力，涉及面很广，包括传媒政治经济、传媒政策、国际传播等，而且做得很好。其他还有一些更年轻的学者，前途应该不错。

问：看来，北美的华人学者在传播的实证研究和批判研究上还是各有侧重，那么在学术领域上还是很可互补的，是不是？

答：是的。虽然有时我也使用人类学志的方法，做不少访谈，但总体上，我的研究是宏观的思辨性分析，政策分析，加上细致的文本分析与解读。我在文本分析中用小规模的定量分析来补充定性分析，但没有做过系统的定量研究，诸如大量的观众调查，找几百个记者访谈等等，所以我很关注潘忠党教授等人的中国传媒社会学研究，也得益于洪浚浩教授有关中国传媒产业，传媒政策的研究。

问：非常感谢您在回国探亲之际，抽出时间接受采访，并且系统地为我们描绘了北美传播研究的“地图”，您觉得还有哪些需要补充说明呢？

答：学术领域的贡献有时很难用某一国家来概括或限制，因为学者是流动的，学术不一定无国界，但的确是非常国际性的活动。比如史麦兹出生于加拿大，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是在美政府里任职，而后在美国做学问，后来因为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就回到了加拿大。虽说我们以加拿大的背景来言说伊尼思，但他实际上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读的博士，他的学术也并不能纯粹属于加拿大，也许用北美来概括会更恰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