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定位

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定位是什么，换一种说法是电视新闻如何进行深度报道。一个主持人、一期节目、一档栏目、一个频道，乃至一个媒介要在买方市场中培养起自己的忠实受众群体，都必须要对自身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电子视听语言建立起一种视觉识别系统，然后以此同受众建立起一种人们常说的“约会意识”。定位的过程归结为一句话，其实就是一个“知己知彼”的战略过程。在本章内，我们以《新闻调查》栏目为例，分析如何对电视新闻深度报道节目进行定位，进而解答电视新闻如何进行深度报道的问题。

那么应当怎样去定义“定位”？又如何定位？美国学者艾·里斯（A. Ries）和杰·特劳特（J. Trout）认为，定位就是“简化你的选择过程”，“定位的基本方法不是创造新的、不同的东西，而是改变人们头脑里早已存在的东西，把那些早已存在的联系重新连接到一起。…… 定位思维的精髓在于，把观念当作现实来接受，然后重构这些概念，以达到你所希望的境地”^[5]。而定位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帮助在人们的大脑中找到窗口的一个有组织的体系，它的基本概念是，传播只有在合适的环境中和合适的时间里才实现”。^[6]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上述论断放置于电视传播的具体操作中进行解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胡智锋曾在其《电视传播艺术学》一书中对电视“定位”的策划有着这样的论断：“电视策划要为特定对象进行准确的‘定位’，并不在于绞尽脑汁地寻找从未有过的内容、样式或形式，而在于从已有的、人们已经尝试成功的经验中，提取有用、有益的部分，进行重新组合、配置”^[7]。

《新闻调查》的创始人之一孙玉胜把一个栏目的定位大致分成了三个方面：“目标定位、形态定位和内容定位”^[8]。这三个定位指标实际上分别描述了一个栏目“要做什么”“怎么表现”和“用什么来做”的三个基本思考点，也就是民谚中常说的“金刚钻”和“瓷器活儿”在电视新闻层面具体指代的问题。

一、目标定位——电视新闻深度报道要做什么？

从1996年央视新闻评论部筹备创建《新闻调查》栏目的时候开始，创业者们就已经对这个尚未出世的栏目提出了非常清晰的目标定位，即把《新闻调查》打造成中国的《60分钟》，办成央视最能代表国家电视台水准的深度报道栏目。就在这个栏目承载着各界的关注走过了10年历程的时候，这样一个目标定位至今仍然没有出现任何动摇，因为即使从现在的形势看，坚持“深度报道”的目标依然是《新闻调查》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新闻调查》一直把栏目的目标定位锁定在深度报道上，从而保证了这个栏目在已走过的10年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能沿着一条轨道前行而不至于有太大的偏移。就在节目开播一年之际，《新闻调查》用了一个在今天看来有些冗长的口号来概述这个新栏目的定位：“重大新闻事件，全面深入；改革话题，难点疑点解惑；大时代背景下的人物故事，一波三折——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这个在当时电视上听起来极为大气而震撼人心的口号确实比较鲜明地描述出了《新闻调查》栏目定位于深度报道的特质。当时担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的梁建增曾对这段口号做出了这样的评述：

“《新闻调查》创办伊始，定位语为‘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新闻背后的新闻’确定了选题的原则，‘正在发生的历史’标出了节目的评价，而大时代背景下的新闻故事一波三折则进一步描绘了节目的表现形式。”^[9]

一方面，“正在发生的历史”将栏目所报道的事件定位于当代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又能作为历史见证的新闻事件。换而言之，《新闻调查》的报道是要把所报道的事件置于历史的纵截面上，对其意义和启示性进行深刻剖析。而另一方面，“新闻背后的新闻”又体现着报道内容并不是对正在发生的事件做出第一时间快速反应的消息类报道，而是从新闻事件第一落点的背后挖掘更深层次的信息、观点、意义，报道事件的“第二落点”，体现“新闻的温度”。这一特质使《新闻调查》与传统的短消息类新闻节目区分开来。

既然深度报道追求的是深度，那么《新闻调查》如何在节目中将这种深度体现出来？这是一个有着历史渊源的问题。自从20世纪中叶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形态诞生以来，新闻界普遍存在着一种固有的观念，认为电视的强项在于“快”，即追求时效，而在展现深度的层面完全无法与报纸等平面媒体相提并论。显然，从当前的现实来看，这样一个已经过时的观念理应被抛入历史旧观念的垃圾堆中。以《新闻调查》为代表的一批电视深度报道栏目已经用多年的探索经验向世人证实，电视新闻报道的深度同样不逊于平面媒体，而且借助于电视媒介自身的纪实性和直观性，电视深度报道可能比平面媒体的深度报道更具影响力和公信力。从十年来《新闻调查》的实践和探索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个电视新闻栏目的“深度”就体现在所获取事实的多维性以及理性思维的多元性上。

首先，《新闻调查》的深度直接来自于报道中所获取事实的多维性和确凿性。虽然任何一个新闻事件的事实只有一个，但是毫无疑问任何事实都有诸多的不同侧面，正是这一个个不同侧面上的细节构建起整个的新闻事实。虽然从哲学意义上说，我们永远无法得知绝对的事实和真相，但《新闻调查》栏目的传播者在节目中获得事实的细节越丰富、越多维，就越能够体现报道的深度。除此之外，《新闻调查》还需要主持人在节目中对所获得事实不同侧面之间的关系以及事实细节的真伪进行求证，要把一个经过理性分析、梳理后的事实呈现在受众面前，从而令受众信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如今“新闻大战”对新闻线索争夺空前白热化的情况下，报道的深度直接决定着报道的质量与影响力，而报道的深度就在于所呈现出的事实细节以及事实关联。只有将丰富的能够经得起推敲的细节呈现给受众，电视深度报道才能够一步步地完成讲述事实和揭开疑问的过程。

其次，电视深度报道还必须体现传播者理性思维的多元性，必须能够在大量的事实细节面前建立起自己的判断、解读，甚至假设。如果面对一个事实传播者的思维推理没有比观众更加理性和符合逻辑，那么整个报道就毫无深度可言。因此，电视深度报道需要不断动态地展示思辨的精神，将感性的新闻事实上升到理性的认识高度，提出能够令受众耳目一新的认识角度，这也是深度在另一层面的诉求。

比如，《新闻调查》播出的《一只猫的非常死亡》节目对网络上火爆一时的“虐猫”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极为详尽的报道，独家专访了“虐猫”事件的三位当事人，而当人们正沉浸在刚刚对事件本身有了一个清晰了解的回味之时，主持人柴静在片尾发表了一段现场评论：

“这里是萝北的名山岛，一只猫在这里死去，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当事人受到强烈的谴责，他们甚至被称为恶魔，并且为此失去了原有的生活。但是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其实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在虐猫事件中，他们所透露出来的对仇恨的宣泄、利益的驱动或者内心深处某种隐秘的欲望，也许在很多人的心里也都存在。猫死去了，但人的生活还要继续，该怎么样去化解仇恨，怎么样权衡利益，欲望满足的界限究竟在哪儿，这可能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去面对的问题。”^[10]

这一段评论在片中可谓出人意料，因为当时无论是在互联网还是在街头巷尾的舆论中，人们都在众口一词、尽其所能地批判、诅咒着“虐猫事件”的始作俑者们违反人性的做法，但没有人注意到舆论给这些当事人造成的过度的心理伤害。《新闻调查·一只猫的非常死亡》不仅首次一一采访“虐猫事件”的当事人，披露出事件中大量的不为人知的细节，更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独辟蹊径地阐明了认识和评论这一事件的新视角，从而体现了电视新闻的深度。

二、形态定位——怎样表现电视新闻深度报道的深度？

《新闻调查》一直没有改变形态定位。所谓形态，可以被理解成为是一个栏目的整体样态和表现方式，换而言之就是一个栏目应当以何种形式为观众所认可。从《新闻调查》成立之初，该栏目组就明确地提出以美国CBS著名的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为榜样。然而，《60分钟》是电视新闻杂志型节目，用一个小时的时段讲述四个小故事，从节目构成方式看，可能与央视的《东方时空》更为相似；而《新闻调查》是大型电视深度报道节目，用四十五分钟的时段讲一个故事。栏目基本属性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在目标和内容定位方面《新闻调查》可从《60分钟》真正学习的地方非常有限。不过，在新闻报道的表现手法与表达方式方面，《新闻调查》从《60分钟》借鉴了大量的有益的经验，并把它们应用到了栏目的形态定位中去。

在已经走过的十年间，《新闻调查》在形态方面形成了自身的“电视调查文体”。首先，电视调查文体决定了《新闻调查》每一期节目完成的是深度报道，是在新闻现场对新闻事实细节进行夹叙夹议的报道，而不是纯粹的观点评论，这与后来央视新闻频道的《央视论坛》等评论节目在形态上有根本的不同。其次，它借鉴《60分钟》的调查样式，把整个新闻事件以一种故事化的方式来进行讲述，在拍摄方式上采用双机以纪实的方式进行拍摄，力求着重展现主持人对整个新闻事件的调查和求证的过程。在庆祝栏目开播五周年的研讨会上，时任《新闻调查》制片人的赛纳在讲话中对调查样式进行了这样的阐述：

“《新闻调查》报道的不是一个事件，而是我们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的过程。我觉得这是我们调查文体的一个核心。《新闻调查》记录和展示的，是我们如何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进入事实本身，一步步获取真相，而不是报道一个事物单纯的发生、发展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认为，《新闻调查》实际更多的时候是在‘拍摄自己’。”^[11]

因此，《新闻调查》的这种形态定位直接决定着栏目主持人的角色行为，决定着电视深度调查其实就是一种以调查人的调查行为作为主体的新闻报道方式。关于电视新闻深度调查如何进行，如何体现调查的深度等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四部分详细说明。

三、内容定位——用什么来做电视新闻深度调查？

内容定位其实和目标定位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内容定位所针对的是一个栏目对所报道的选题方向和总体风格应如何取舍，也就是如何贯彻栏目的目标定位。《新闻调查》已经明确地将目标定位置于电视深度报道的范围内，那么它的内容定位就是要寻找出究竟什么样的选题和事实才能够体现出《新闻调查》的深度来。这是一个颇费周折的过程。在目标定位和形态定位早已明晰并得到坚守的情况下，《新闻调查》却一直苦于不断调整和探索内容定位。这不仅仅是由于栏目自身的原因，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栏目所赖以生存的媒体环境是处于不停的发展变化之中。

按照《新闻调查》内部所认可的观点：《新闻调查》从1996年创办至今的十年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96年到2000年，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探索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新闻调查》对深度报道的各种选题进行了相当广泛的尝试；第二个阶段从2000年到2002年，是栏目的发展时期，开始在内容方面有了比较清晰的定位；第三个阶段是从2003年至今，栏目逐渐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在内容定位上也有了愈发准确的判断。^[12]

在《新闻调查》历时四年多的探索时期中，栏目对深度报道所包含的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均有涉及，但出于当时的媒介环境与舆论环境，栏目还多以宏大主题的解释性报道为主。在第一部反映了农村基层民主调查的样片《西古县村纪事》因政策尺度原因未能通过审查之后，时任新闻评论部副主任的袁正明提出了所谓“三步走”的战略，即从“主题性调查”过渡到“事件性调查”，再到“内幕调查”。

主题性调查是《新闻调查》在探索时期中尝试最多的类型，运作主题性调查所定位的内容一般也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热点问题，比如1997年1月17日播出的《公交能否优先》探讨的是一个城市交通发展能不能把公交放在第一位，这是表达了一种政府的执政理念的转变，转到以民为本的主题上。还有1997年2月14日播出的《铁路面临重大改革》、1997年3月7日播出的《买房：梦想还是现实》、1997年10月3日播出的《国企改革备忘录》、2015年1月31日《新农合之困》等。这些主题性调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学者电视”的影响，即用电视视听语言的手段来完成理性的论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有人把这种主题性调查的节目称为“电视论文”，而这也见证着电视传播由早期单纯的感性层面向着理性层面转变的历程。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新闻调查》通过对主题性调查的实践，理性精神已成为栏目独具特色的主打品牌和标志，《新闻调查》所力求实现的冷静、平衡、深入、客观、质疑的品质在观众中已经深入人心。

除了宏大主题的调查，此时期的《新闻调查》在内容方面也进行其他类型的调查，包括舆情性调查（如《一言难尽择校生》等）、历史揭秘性调查（如《恢复高考20年》和中国首部对中国慰安妇多年来生存状况的全景式的纪录片《羊泉村记忆》等）、事件性调查（如《眼球丢失的背后》《婚礼后的诉讼》等），以及纪录片式调查（如曾获得蒙特卡罗甸世界女神银质奖章的农村基层民主选举纪录片《大官村里选村官》和记录了一位母亲为罹患尿毒症的女儿捐出自己肾脏的亚广联大奖节目《第二次生命》）。

另外，在以主题性调查为主流的四年多的探索时期中，《新闻调查》还曾石破天惊地于1998年10月16日播出了此时期中唯一的内幕调查节目——《透视运城渗灌工程》，对山西运城耗资两亿多元巨款大搞“形式主义”政绩工程，修建虚假渗灌工程蒙骗国家和当地农民，为社会造成巨大损失的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节目播出后在社会上产生了极为强烈的反响，而本期节目的主持人王利芬在现场精彩的实地取证调查与采访也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期节目甚至直到今天仍成为许多高校电视新闻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样片。

《新闻调查》在四年多的探索时期中，对多种不同的内容和题材进行了多元化的电视深度报道，一方面为这个尚处在“童年时期”的新闻栏目在业界赢得了美誉，但另一方面，内容定位上的摇摆和不确定性也使得这个栏目缺少一个稳定的视觉识别系统，从而大大影响了《新闻调查》在当时观众心中的收视期待。究竟是“做新闻”还是“做调查”已成为当时困扰从业者们的问题。于是，对栏目进行更清晰的定位成为2000年《新闻调查》急需解决的头等大事。

面对过去一个时期在内容定位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新闻调查》第三任制片人赛纳认为：“《新闻调查》开播初期的口号是‘三性’，即新闻性、故事性和调查性，一个《新闻调查》的选题，应该同时具备这‘三性’；但是当时的操作中，这样的定位常常被割裂地认知和套用，我们经常把节目归类成：这是新闻性的，那是故事性的。当这样的分类没有解决选题内容的一致性反而使它更加宽泛之后，我们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想统领这‘三性’，这就是《新闻调查》初期使用度最高的词汇——理性。制片人王坚平后来总结：‘理性’作为指导《新闻调查》是没有错的，但是片面理解‘理性’，把本应该作为灵魂的东西没有做好，出现了主题调查的‘三段论’模式，出现了影响至今的文案化结构”^[13]。

于是，2000年《新闻调查》开始尝试着放弃原来的一部分选题方向，用一个比较具有个性化的内容定位来与同类的深度报道节目及新闻评论节目区分开来。在研究了生存的媒介现实与自身特点后，《新闻调查》提出了新的栏目定位语——“探寻事实真相”，这句口号从那时起一直沿用至今。所谓真相，当时《新闻调查》印制的栏目宣传画册将其明确地定义为：“真相就是正在掩盖或被一直遮蔽的事实——有的真相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有的被‘集体无意识’遮蔽，有的被狭窄的生活圈子、知识和技术遮蔽”。

按照这种阐释，“探寻事实真相”的定位就可以理解为是通过调查人（主持人）的行为来揭开被各种因素所遮蔽的事实，也就是进行内幕调查，这种内容定位在本质上已经非常接近深度报道中的调查性报道类型了。同时，“探寻事实真相”也包括对一些社会热点复杂问题的深层次探究，这与原来“新闻背后的新闻”这一目标定位不谋而合。这个定位明确了之后，《新闻调查》的节目内容的整体特色开始愈加突出。原来的主题性调查在数量上大大减少，而事件性调查则明显异军突起——《温岭黑帮真相》《绛县的经验》《范李之死》《海灯神话》《厦门远华大案》《药品回扣内幕》《南丹矿难内幕》《黑哨内幕》《艾滋病人小路》《与神话较量的人》《揭秘东突恐怖势力》《疫苗风波》《最后的警示》《消失的右肾》等一大批优秀而有影响力的节目接连问世。

“探寻事实真相”的这一内容定位到了2003年发生了进一步的演变。随着媒体环境的飞速变革，又有一些题材从《新闻调查》的内容中被剥离出来，《新闻调查》的内容定位进一步得到明确，这也标志着这个栏目开始走入成熟时期。

2003年对于中国电视新闻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非典”等突发事件为电视新闻报道提供了绝佳的练兵阵地，更因为央视新闻频道的开播使一批新创办的不同样态的新闻栏目亮相于电视荧屏。这一年，《新闻调查》的生存空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体现在新闻资源方面，随着新闻频道的开播，新闻深度报道栏目数量锐增，使得新闻工作者对任何一个新闻事件的争夺都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面对面》和《央视论坛》等节目的创办更是把人物专访、时事话题类评论等内容和样式完全从《新闻调查》中剥离出来。更关键的是，央视第一套节目新闻综合频道调整晚间节目编排，将《新闻调查》播出时间调整到晚间22点35分，与《幸运52》《同一首歌》《开心辞典》等综艺娱乐节目放置于同一时段，使用以收视率为代表的市场化量化方式一同进行考评和比较。

在这种生存环境下，2003年《新闻调查》决定把栏目的内容定位明确地落实在电视调查性报道上，一方面是由于激烈的媒体竞争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几年来从事内幕调查的职业经历已经为《新闻调查》从事真正的调查性报道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把调查性报道明确地作为内容定位是为了解决《新闻调查》在新闻资源大战与媒体生存竞争中一个栏目核心竞争力的问题。

调查性报道是所有类型的新闻报道中公认的最具难度和挑战性的，因此调查性报道具有极高的公信力，它起源于美国19世纪末的“扒粪运动”（Muckraking Movement），该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社会大放异彩。

调查性报道率先见诸平面媒体，1969年自由撰稿人西摩·赫仕（Srymour Hersh）撰写的关于美国在越南制造的“美莱屠杀案”的报道以及1971年《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和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对“水门事件”的报道成为平面媒体调查性报道的经典范例；而电视媒体在调查性报道方面略迟一步。在广播电视领域，CBS一马当先，先是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ero)的纪录片，随后是《美国的饥饿》和《五角大楼的出卖》。所有三大电视网和公共电视都探究毒品、犯罪、过度富有和腐败等问题。但是总的来说，调查性新闻是电视新闻最大的弱项。

调查性报道内涵的定义可以用多种不同方式进行表达，《美国新闻史》认为，“调查性报道是利用长时间积累起来的足够的消息来源和文件，向公众提供对某一事件的强有力的解释”^[14]。然而这样的一个解释显然有些过于贴近深度报道，无法判定调查性报道特有的品质。罗伯特·格瑞斯（Robert Greece）认为，调查性报道“一般是报道某些人或某个组织企图掩盖的新闻……在调查性报道中，调查和收集材料必须是记者的原创行为。选题和采访必须由新闻媒体独立进行。调查性报道面对的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对这个事实，某些人、某些组织力图使其保密”^[15]。而《调查性报道》一书中认为，调查性报道是：“（1）记者原创的作品，而不是公共机构的调查报告。（2）所提供的是记者没有进取精神就不能披露的信息。（3）它们对于公众具有重要意义”^[16]。

从上述言词不尽相同的对于调查性报道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共性：首先，实现调查性报道必须是调查人独立展开的原创行为，于是诸如对公安局等执法部门破案和审判过程的报道就不能被列入调查性报道之中；其次，在所报道的事件中必须要有可供调查的空间，有掩盖真相的人和行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