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环境的媒介特征

一、媒介建构的文化环境具有隐蔽性

本研究认为，媒介是移民建构文化身份认同的文化环境，且具有隐蔽性的特点。这种隐蔽性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媒介隐蔽地定义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媒介环境论的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和英尼斯认为，媒介不仅是信息传递的渠道，而且也是一种环境，“媒介即信息”。波兹曼（2009）认为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它指导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的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波兹曼，2009，p．174）。在受访移民的研究中，媒介不仅潜在地左右着他们对身份的理解，也通过看不见的节目、信息影响着他们个体的文化归属感，反映出移民个体和群体的隐性价值观。例如C谈论到自己的妈妈从来不看港剧，而喜欢看中央台、新加坡台，因为她认为港剧不如内地剧和新加坡剧重视亲情，这潜在地反映出她对于家庭亲情的认同，以及对港澳重视娱乐却缺乏家庭亲情文化的不满。“我妈妈来了三十多年，从来都不看香港剧的，就是人格低下，简直没有表情、乍乍呼呼的，她除了看这些打仗的，环球片之外要么就看西片，她虽然不懂英语，但是要么就是看韩剧啊、台湾剧呀、新加坡跟泰国还有印度的，就是有点人情味。香港的太那个了，就这样看的话人的思想就会很差，教坏下一代。”（受访者C）

（2）媒介塑造着我们自我身份的体验。乔舒亚·梅罗维茨认为媒介是导管、语言、环境，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是由特定类型的“感性信息”所组成的，这种媒介环境通常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对我们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并且塑造着我们的体验（梅罗维茨，2002，p．175）。本研究发现，在群体、技术、战略、文化等四种外部关联上，媒介均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的，许多移民的生活及文化身份认同背后都能发现隐性的媒介线索。

不少移民初到澳门，生活、社会交往的一大部分都是与媒体有关，这些媒体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们对移民生活的体验，从而也影响了他们在身份塑造上的倾向性。例如E在初到澳门时，通过大量看书的方式来排遣自己的孤独，即使成年后她认为自己在外在的语言和法律身份上已成为澳门人，但内在其实并不认同澳门人的身份，这与她移民初习得的解决不适的媒介经验有关。“我觉得那时候还蛮残酷的，因为我第一年来澳门我爸就不要我回去过新年了，就让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过年。多无聊啊，还好我会自娱嘛，就是过年啊去珠海啊，买很多书……那一年真的我买了很多书……他们澳门本地人不会很喜欢看书，一般而已，八成的人是不会看书的。”（受访者E）

二、媒介建构的文化环境具有虚拟性

除了隐蔽性特点外，媒介的虚拟性建构在本研究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媒介塑造了文化身份认同。从符号学的观点来看，鲍德里亚认为媒介逐渐拉大了符号和人们所体验到的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我们生活在一个“拟象”的时代里，符号不再是指代而是创造出了我们所处的现实，拟象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和行为（李特约翰，福斯，2004，p．176）。在移民的生活中，媒介对受众生活具有巨大影响，移民已不可避免地生活在一个完全被媒介包围的拟象世界中，他们所建构的文化身份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已经被媒介生产、加工和裁剪了。因此移民自我身份的建构实际上是在媒介制造的“拟象”的世界里创造的一个更加虚拟的超现实的身份幻象。文化身份认同，从这种意义上，如鲍德里亚所言，是“开始于超级现实主义的拟象面互相的编整”（Baudrillard，1983，p．177）。

例如A是一个媒体工作者，她对媒体有深刻的认识，但是她接触外界的渠道主要是通过媒体，虽然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媒体的拟象性，但在身份认同上也不免受到媒体的影响。“应该说我以前对内地的电视节目是不感兴趣，再说很多年都不看电视剧，因为觉得特别无聊比较排斥内地电视台的节目，从心理上就觉得比较虚假，真实的东西你看不到。刚一接触台湾的（节目）觉得比较新鲜。就是从内地来的人，你突然到了一个完全可以骂总统，指责任何一个政客、任何一个政府的公务人员的。就是台湾的那种自由的生活环境，你会突然觉得，哎呀！原来新闻可以这么做，原来电视栏目是可以这么好看！原来你可以拿一个政治人物去搞笑，去做栏目，去逗乐。（这时候）你肯定会觉得特别新鲜，那么你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你就会觉得国内的电视那么虚假……也不能说（做澳门人）自豪，就是比较高兴的是当你听到国内的有很多问题食品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会觉得在澳门做澳门人很幸运……你会听到国内很多的消息，比如说注水的猪肉啊、蔬菜的农药超标啊，还有鸡吃了很多抗生素啊，然后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做澳门人还是蛮优越的，起码你可以吃到健康的东西。就这点这个时候还是会觉得好像（优越点）。”（受访者A）

三、媒介建构的文化环境具有延伸能力

媒介建构的文化环境的延伸能力具有两个方面的功能。

（1）延续原有文化环境，维持身份的惰性。波兹曼认为，“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一些旧的媒介事实上已经消失了，与它们相关的规则和认知习惯也随之消失了，但其他形式的对话还将保留下来”（波兹曼，2009，p．178）。当移民进入新的环境中，虽然原有的媒介使用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移民过去所形成的媒介认知仍然存在，这种媒介认知也影响着移民对新环境中媒介的接触、选择和接受，使自我的身份仍能维持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中，满足身份的惰性需要。不少移民在移民后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媒介使用习惯，自我的身份仍然维持在原有的在内地所建构的身份上，例如P移民后仍喜欢上内地的网站，看内地的电视节目。但也有一些移民进入新环境后，由于一直对原有文化环境中的媒体持负面的态度，这促使他们在新环境中利用新的资源和机会来补偿原有文化身份认同。又例如A，移民之前一直对内地电视节目持排斥的态度，移民到澳门后她在收视上倾向于完全与内地风格不同的电视节目，使之前在内地难以得到完全满足的身份尽情地释放。“你肯定会觉得特别新鲜，那么你的注意力就会被吸引，你就会发现觉得国内的电视那么虚假。就是说日本，我为什么说我特别爱看日本的，日本那个台跟台湾的也不一样，基本上都是生活类的，它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这就是我为什么爱看。我白天基本上都是在看日本的，晚上有空的时候才会看台湾的……之前（在内地）就已经不太愿意看电视剧了，那会看新闻最多看看《新闻联播》，然后《娱乐报道》啊之类的。就觉得那个里边没意思啊！……不光是从电视剧这方面来讲，就是从新闻方面来讲，这跟中国的国情有关，它有一个新闻管治，它报道的内容都是阳光的，正面的，它不报道阴暗面。”（受访者A）

（2）引发身份冲突，重建文化身份系统。波兹曼还认为“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波兹曼，2009，p．179）。新的媒介接触方式、新媒介的使用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变革力量，它能在新的媒介环境中引发移民新旧价值系统的冲突，甚至瓦解移民原有的文化身份认同，并重塑新的文化身份认同。研究发现，当移民从原居地迁移到移民地，长期塑造移民个体价值系统的外部媒介“拟态环境”也相应发生变化。当他们开始重新调整媒介的使用习惯时，他们所赖以保持对世界认识的“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当两种环境的差异性较大无法调和时，便产生了两种“拟态环境”的冲突，外在就表现为价值观系统的冲突。为了使自我的文化身份在新的媒介环境中达到平衡，许多移民会放弃原来的媒介使用习惯或减少原来的媒介使用习惯，在不断地媒介适应与调整中，慢慢地更新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观念。

U和W同为福建人，到澳门后为了尽快地使自己融入澳门本地的文化，他们在媒体的使用上都有较明显的改变。以W为例，W原来在菲律宾，来到澳门后她只要有空就会去看澳门的节目，原来是为了学粤语，但是在突破语言关之后，她开始学习像本地人那样收视节目，培育自己的澳门人身份。“一开始我会跟着它的电视，每个字啊，看字幕跟着它学一段时间……反正我就是赶快学好广东话，那广东话就是看电视，看字幕……多数都是看澳门新闻才会看澳门台，但是后来我觉得它的电视有慢慢地改进，现在这些节目都比较好一点了。比如说，它有在挖掘澳门的美食啦什么的。之前澳门的节目都没怎么样，现在有很多，什么澳门人澳门事啊，现在有越来越多很好的节目在推出了。（我）有空就会去看……想了解一下澳门的生活……作为一个澳门人你要去了解澳门的事情啦！现在越来越觉得是比较自己好像是澳门人了。因为什么事，都已经被他们感化上了。已经有觉得我还是要看澳门台，了解现在有什么新闻啊，是不是对澳门不利的。我已经把自己的观点变成自己是一个澳门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后来广东话比较熟后，随便喜欢看什么台就看什么台咯，比较会偏向广东话的，都是看香港的本港台，翡翠台比较多……（因为）经常观察到人家都在看。”（受访者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