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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仪式的媒介记忆

时间:2022-01-2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仪式和记忆互动,传播与仪式相连。当然,成为媒介记忆、社会记忆的更多的是日常性文化仪式。当然,仪式化的媒介使用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勾连并不仅仅只有春晚这个例子。媒介仪式所形成的这种媒介记忆对集体记忆而言,可能是对固有集体记忆之外的文化空白的一种填补,也可能是对固有集体记忆本身的一种冲击和替代。

仪式和记忆互动,传播与仪式相连。“记忆不仅产生于人自身,也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它不仅是一种神经或心理学现象,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在交际和记忆媒介中得以发展,记忆媒介确保这些交际的再次识别性和连续性。”[40]文化仪式对集体记忆的“保温瓶”作用,并不仅仅是以媒介的内容为手段和工具的。事实上,在媒介化的社会里,人们对媒介的使用已经不只是将之作为信息接受和传播工具,使用媒介已经经常性地成为一种文化仪式而植入现代人的集体记忆当中。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仪式首先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当人们感到他们团结了起来,他们就会集合在一起,并逐渐意识到了他们是道德统一体,这种团结部分是因为血缘纽带,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结成了利益和传统的共同体。”[41]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在中国众多家庭的集体记忆当中,大年三十的晚上就应该是团圆饭加春节联欢晚会的固定组合。自从1983年举办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以来,春晚的影响力开始向中国甚至全球华人各个家庭渗透,并逐渐成为华人家庭过年不可缺少的一种文化仪式。在电视、卫星和网络技术所营造的华人春晚空间里,我们看到了关于家、故土、游子归来、家人团聚的团圆景象,感受到了亲情、爱情、友情、乡情、爱国情的浓烈氛围,春晚为家庭成员提供了一种最为朴素的集体记忆。对于当年春晚的品评,以及对于历年春晚的回顾,经常成为大家庭成员聊天的永恒话题和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成为媒介记忆、社会记忆的更多的是日常性文化仪式。日常性文化仪式能够有效增强文化记忆。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文化记忆”是“关于一个社会的全部知识的总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它们”;“它的特点有二,一是认同具体性,就是说它涉及储存的知识及其对一个大我群体的集体认同的根本意义;二是重构性:大我群体的这些知识涉及当今”。[42]人们在元宵节看花灯、吃汤圆,端午节赛龙舟、吃粽子,中秋节赏月、玩灯、吃月饼,清明节踏青、祭祖、扫墓、吃清明团子,重阳节登高、赏菊、饮菊花酒、吃重阳糕,这些节日仪式一代一代重复举行,不仅能够强化人们对节日起源历史演变、民间习俗、文学记述(神话传说、诗词歌赋、民间歌谣、谚语)的回想和记忆,而且能够建构集体认同。还有在庙会、戏台、农家书屋、文化礼堂等场所举行的文化活动及仪式,也是营造节日气氛所需要的,更是塑造文化认同、加深集体记忆、建构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形式。

当然,仪式化的媒介使用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勾连并不仅仅只有春晚这个例子。譬如,《新闻联播》是中国很多家庭每日晚餐时或晚餐后的一种文化仪式,这种仪式往往是我们习惯于在某个固定的时间段打开电视,收看某个固定的节目,它既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收视习惯,也是某些家庭群体成员中间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媒介仪式与媒介的内容也是有直接关联的,譬如《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这些大众化的娱乐节目,往往会借鉴春节联欢晚会的风格与气氛,刻意营造一种庆典式的“群体狂欢”,形成某些群体的集体记忆,进而通过不断地重复和强化这种集体记忆形成特定群体的文化仪式,获得更高的认同和收视率

媒介仪式所形成的这种媒介记忆对集体记忆而言,可能是对固有集体记忆之外的文化空白的一种填补,也可能是对固有集体记忆本身的一种冲击和替代。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对社会记忆的研究举例中就认为:“法国大革命中对于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审判和处死仪式,意在消除前一个仪式的记忆。”[43]吴飞教授在对云南独龙族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在独龙族的村庄里,“每当夜幕降临,电视机成为村民的关注中心,有电视机的人家坐满了人,很多人不懂电视里的语言但还是看得很认真”[44]。“在没有电视的时候,独龙族人会早早地睡觉,整个小村子基本上在21点之后便进入梦乡。但是电和电视改变了独龙族人的作息时间和生活方式,一些人家因为要赶着去其他的人家看电视,会早早地吃好晚饭就出门,他们晚上的生活节奏完全根据电视节目来安排。”[45]原先固有的集体活动空间“火塘边被摆上了电视机,火塘也正在改变着昔日充满温情与热闹的氛围。以前乡村夜晚的火塘边,老人们或给小孩子讲故事,或是与家人计划家庭的事情。现在,在播放电视时,老人们少了很多说话的机会”[46]

可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媒介仪式之间的竞争,一种以电视机为中心的传播仪式,正在迅速取代以传统火塘为中心的传播仪式。不同的传播仪式所形成的记忆,既包括群体成员对仪式过程本身的记忆,也包括媒介使用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忆;既包括媒介的使用习惯、对媒介的认知,也包括媒介使用过程中所形成的家庭社会关系与权力变化。同时,不同媒介仪式传播的内容也是不同的,以火塘为中心的传播仪式或许更多的是老人们对于集体记忆的回顾,对神话传说、民族故事、传统文化的传承,而以电视为中心的传播仪式所传播的内容则主要是大众化的社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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