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流行的特征和影响

二、疫病流行的特征和影响

如果要分析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的特征和影响，则必须把各种疫病在建国初期的流行情况综合起来，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其中会有一定的难度，它不像对某一种疫病如鼠疫，或天花，或血吸虫病，或黑热病等等特征的描述那么简单，具体操作起来也较为容易。而对建国初期各种疫病的综合考察，则更能反映当时情景下疫病流传的清晰图像，以及建国初期疫病流传的历史内蕴。由于建国初期的各种疫病大多是建国前的疫病的遗留或继续，因此在分析的过程中，尤其在关于疫病危害的分析过程中仍将或多或少地引用建国前的疫病流行的资料，以凸显出建国后各种疫病流行的诸多特征。

(一)病种多，病因复杂

如同上述分析，建国初期的各种疫病大多是建国前的疫病的遗留和继续，因此建国后的疫病同样是病种繁多，有三大烈性传染病鼠疫、天花和霍乱，五大寄生虫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黑热病，有各种急慢性传染病如猩红热、白喉、麻疹、伤寒、斑疹伤寒等，还有各种地方病如麻风病、结核病、布氏菌病、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等，可以说建国初期各种疫病流传种目极多，几乎是建国前的各种疫病的完整继承。而从各种疫病的病因来讲，也是多种多样。既有自然疫源性疾病，如鼠疫，基本是在陆生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鼠疫生物群落即鼠疫自然疫源地中生成，并通过相应的地理景观条件，在生物进化的历史长河中，宿主、媒介、病原体经过长期的生物竞争，相互适应，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一个牢固的统一体;⁽¹⁸²⁾有人畜共患的疫源性疾病，如鼠疫、血吸虫病、钩虫病、布氏菌病、钩端螺旋体病等;又有因地表生物、微生物富集或稀缺而形成的区域性地方病，如血吸虫病、地氟病和各种碘缺乏病等，还有同某种地球化学元素有关的至今原因未明的克山病、大骨节病等，种类繁多，颇为复杂。

(二)流行范围广

与一般的地域性较强的灾害如地震、洪水、干旱等相比，疫病在全国范围内的分布显得相当普遍而均匀，而且多数疫病都会突破地域的限制甚或跨越江河肆虐全国。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从疫病流行的省份而言，一般情况下一种疫病的流行都不是局限于一个省份，而是几个或十几个省份。如鼠疫，根据1945－1980年间的资料，以细菌学证实为鼠疫菌的省区为单位，染疫啮齿动物共46种分布于全国17个省区，⁽¹⁸³⁾建国前几十年鼠疫流行在中国大陆的20个省区，⁽¹⁸⁴⁾建国以后也有十几个省区有鼠疫流行。再如一种原因尚未查明的地方性大骨节病，我们说是地方性的，其实流行程度也相当广泛，涉及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所属的297个市、县、旗的7840个乡镇。⁽¹⁸⁵⁾其他疫病的流行情况可参照本书在“疫病与疫情”一节中的介绍。(另附表1—15)二是从疫病整体的流行区域方面而言，几乎每一种疫病的流行面积都很广阔。如血吸虫病，因其与中间宿主钉螺的分布完全一致，从已发现的有钉螺的地区来看，最北到江苏省的宝应县(北纬33°17')，最南到广西自治区的横县(北纬22°5')，最东到江苏沿海地区，最西到云南的剑川(东经100°)，钉螺面积达148亿平方米。⁽¹⁸⁶⁾钩虫感染在中国的分布也极为广阔，可以说，全国除了少数气候比较寒冷干燥的区域或省份如西北诸省和西藏外，其他各省，南起海南岛，北达辽宁，东起海滨，西达云南、贵州等省区，几乎都有钩虫感染的存在或流行。⁽¹⁸⁷⁾再如丝虫病，主要分布于我国北纬18°至37．5°之间的广大地区，即南自广东海南岛，北至山东德县，东自山东以南的沿海各省，西至四川，都有丝虫病的流行。⁽¹⁸⁸⁾所谓地方性的甲状腺肿也在东北的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区，华北的燕山、太行山、五台山、大青山一带，西北的秦岭、六盘山、青藏高原、昆仑山和天山南北等地，西南的云贵高原、大巴山、大小凉山、喜马拉雅山山脉，中南的伏牛山、大别山、沂蒙山区，华南的十万大山等广大地区流传。⁽¹⁸⁹⁾克山病分布于北纬21°—53°、东经89°—135°之间，遍及黑、吉、辽、蒙、冀、豫、晋、陕、甘、宁、川、滇、黔、藏、鲁、鄂等省区309个县(旗)，病区人口约1．24亿。⁽¹⁹⁰⁾与其他传染性疾病相比，疟疾虽然对气候、地理环境的要求颇高，在我国的西南和东南地区最为流行，但这种地域性很强的特点也并没有影响其在我国中原和北方等其他地区的广泛存在，⁽¹⁹¹⁾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至沿海各省，西至西藏，都有疟疾发生，流行程度自北至南渐趋严重。⁽¹⁹²⁾可以说，建国初期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几乎是“神州无处没有病”，广大民众时时刻刻都在忍受各种疫病的侵袭。

表1—15　建国后主要疫病流行省区总计表(1949—1959)

【资料来源】参见“疫病与疫情”一节所引之各种资料。其中有关鼠疫的统计，参照纪树立:《中国鼠疫流行概况·各省(区)流行概况》，《鼠疫》，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4页。

(三)病人多，病情重，危害大

这里所说“病人多”，主要是指各种疫病的患病人口多;所说“病情重”，主要是指各种疫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病人多”、“病情重”的状况所带来的必然后果是“危害大”。建国初期的疫病流行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一大危害，它严重影响着流行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如果任其继续蔓延下去，势将危及整个民族的健康与繁荣。这里，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将从疫病影响“五生”，即对于人民生命、生育、生长、生产、生活等方面危害甚大的角度，再以一些具体、翔实的事例，系统地分析一下疫病流行的这一重要特征。

一是危害生命。疫病流行危害生命的情况前此已有所揭示，但为了更有力地说明问题，我还是要单独将其列为一个重要的危害特征，详加分析与讨论。当然，这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建国前已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我们暂以血吸虫病、疟疾等几种疫病为例来说明。据1939年《民国日报》披露，江西省德兴县四区皈大村1889年前人口有4000余人，由于血吸虫病流行厉害，1949年时已减至100余人。据建国后调查，江西丰城县白富乡埂头村在1870年前有张、朱、熊、刘、孔等18姓1400余户，4000余人口，耕地6000亩，因血吸虫病危害，到1881年只剩20余户30余人，大片土地荒芜。至1949年全村仅剩一个寡妇和一个小女孩。江西省德安县林泉乡大徐屋村清末曾有4大房上千人口，到1949年仅剩两家寡妇三根苗。据1975年的全省疫区回顾性调查，在民国时期的30多年间，全省疫区贫病交加，因血吸虫病死亡32万人，绝户5．4万户，毁灭村庄1315个。⁽¹⁹³⁾湖南省黄盖湖湖畔的一个油榨屋场1910年代本有60户人家，300多人，后因血吸虫病流行和贫病交加，先后被夺取了生命，到解放前夕只剩下一个60来岁的刘细妈婆婆。⁽¹⁹⁴⁾1950年解放不久有人到江苏省青浦县的任屯村现场了解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发现该村居民死亡殆尽，十室九空，仅存的少数居民也都重病缠身，一片荒凉景象。⁽¹⁹⁵⁾建国初期江苏高邮县新民乡7个村4439个人口中经检验有1391人感染血吸虫病，感染率为85．4%，其中150人已病势严重无法挽救。该乡在1950年2月至9月上旬的8个月另10天中共死去470人，占全乡人口总数的10．5%，其中死于血吸虫病的为437人，占死亡总数的93%。⁽¹⁹⁶⁾1950年6月到1951年11月，湖南省地方病防治实验委员会在岳阳、临湘、湘阴三县进行疫情调查，发现血吸虫病流行所造成的对生命的危害严重。其中在临湘疫区居民2452户中，20年来共死亡3005人，死于血吸虫病的男子超过死于肺结核、脐风及天花的总和，死于血吸虫病的女子仅次于肺结核。临湘疫区居民2452户，20年来经判断死于血吸虫病的489人，患者74．9%活不到50岁，52%活不到40岁，32．4%活不到30岁，两性数字颇相接近，患者的平均寿命仅为37．8岁，生命因疾病而大为缩短。⁽¹⁹⁷⁾

疟疾等其他疫病所造成的对人的生命的危害也极大。解放前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等地疟疾为患严重，根据解放后几年调查的资料，一些严重的虐区如云南思茅原有人口2万余，曾为滇南贸易中心，到1950年解放时全城人口不到1000人，当地人谈“虐”色变，有民谣说“要下芒市坝，先把老婆嫁”，“要往耿马走，棺材买到手”，说明疟疾的危害程度之深。⁽¹⁹⁸⁾1956年贵州省三穗县顺洞乡疟疾暴发流行，发病764人，占总人数的39．2%，死亡36人，占发病人数的4.7%。绞颇乡民和社有48户，77人，1955年疟疾患者40人，占总人数的52．2%，死亡10人，占发病人数的25%。良上乡1956年新患疟疾者130人，占总人数的8．6%，严重地影响了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¹⁹⁹⁾

其他各种疫病的流行，也无不造成人口的死亡灾难。如建国前夕平原省的疫病流行就甚为严重。根据建国初期的典型调查与平原省各区的报告，以及以往材料的记载，平原省农村疾病的流行是比较严重的，染患麻疹、天花、猩红热、黑热病和疟疾等病者，仅新乡一个专区即达501800人之多，发病数占全专区人口比率为17%。其中，新乡专区温县一个据有500户籍1800人的焦泉营村，仅患疟疾者即达95%;聊城专区阳谷一个小区1948年发疟疾者超过3000人。痢疾的流行是造成平原省儿童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平原省范县颜村铺1948年7月患痢疾之儿童54人中死亡22人，约占发病率的40%。平原全省的黑热病患者约有40000人，其加给人民的痛苦与物力的消耗极其严重。如甄县一个农民收粮5石，因给小孩请医治病，花去了4石，结果孩子死了，全家讨了饭。1949年3月上半月平原省荏平、新乡市、濮阳、汤阴共患麻疹1338人，死亡258人。新乡市铁路工人脑脊髓膜炎1人未愈死亡。安阳市斑疹伤寒4人，百日咳3人。安阳、聊城、清丰、滑县、沙店等地患流行性感冒352人，死亡2人。辉县、濮阳、清丰等地患猩红热192人，死亡65人。1949年春季两个半月平原省共发现疫病5478人，死亡764人，平均死亡率达13．93%。⁽²⁰⁰⁾1950年3月，根据报告统计，平原省共有麻疹患者4073人，死亡51人。猩红热246人，死亡82人。天花164人，死亡2人。流行性感冒465人，死亡2人。其他疫病25人，死亡5人。其中的麻疹在1950年3月初旬以汤阴县二、三两个区21个村最为严重，共发病687人，死亡232人。⁽²⁰¹⁾1949年冬，河南南阳邓县桐柏一带流行各种疫病，主要为天花、麻疹、脑膜炎、白喉等，渐向北侵，到了内乡、镇平、南召、洛阳、孟津、郾师、渑池、陕县等地。邓县12个区中有10个区整区为疫区，一个村庄一夜死去5个壮年，县大队突然发病250余人，重者50余人。许昌地委共117人，患病者64人。潢川区息县城关的麻疹自1950年1月起12岁以下之儿童，除了少数得过麻疹的以外无一幸免。据初步统计，自1949年12月到1950年3月10日止，总计患各种传染病者66112人，死亡5733人。⁽²⁰²⁾

疫病流行造成的人的死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显著。据史料记载，解放前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社会经济落后，处于严重地缺医少药，甚至是无医无药的境地，加之环境卫生恶劣，人无厕所猪无圈，粪便遍地，污水横流，天花、痢疾、疟疾、麻疹、霍乱、鼠疫、伤寒等等烈性和急性传染病十分猖獗。一旦这些传染病流行，必然造成蔓延面积大，死亡人数多。比如云南傣族地区、拉祜族居住的孟朗坝地区，贵州的布依族、侗族、水族地区以及广西壮族地区，解放前是远近闻名的瘴疠之地，疟疾发病率常达90%左右，每次疟疾流行，死者不计其数。1938年鄂伦春的诺敏河地区发生伤寒，死亡人数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2以上。1939年至1942年，由缅甸传入云南省的霍乱病，由边境的芒市、腾冲、龙陵一带发生，迅速蔓延全省60余县，死亡4万余人。1942年崩龙(现改称德昂)族的潞江坝大中寨死于疟疾者达120人，为全寨人口的40%。⁽²⁰³⁾一些少数民族人民还因为疫病的流行出现了罕见的人口衰退现象。这种现象在建国前已很严重，如内蒙古，19世纪初蒙古族人口约有103万，到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时减少近20%，蒙古族人口只有83万。⁽²⁰⁴⁾另据文献记载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曾有人口7000人，到解放时仅剩1072人;伊克昭盟在清初约有40万人，在1949年所剩不足8万人。蒙族人民人口下降的原因很多，但因疫病流行所造成的惨重死亡确是极为重要的因素。⁽²⁰⁵⁾再如宁夏回族，1940年时总人口447848人，1949年时总人口降到了372642人，9年间人口成负增长，年递减率达20．64‰。⁽²⁰⁶⁾又如满族的人口，1904年时约有500万人，到1953年新中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却只有242万人。历时49年，满族人口数量下降了大约一半还要多，年平均递减率达1．5%。⁽²⁰⁷⁾

二是危害生育。主要是三种疫病:血吸虫病、钩虫病和疟疾。从建国前后的资料来看，因血吸虫病的影响，患者或因生长发育受阻碍而不能生育，或者结了婚不能生育，或怀孕后流产、死胎难产等，造成疫区婚姻家庭生活问题的许多不幸，并严重影响人口繁殖。江西省玉山县上洋坂村原有人口500多人，到解放时死去了2/3，仅剩下的144人中还有115人患血吸虫病。该村大多数人家都有寡妇，很多人家是婆媳三代守寡，人们称之为“寡妇村”。妇女们编有歌谣诉说其痛苦:“二八华年嫁婆家，不到三年就守寡，嫁了一家又一家，老来还是一孤寡。”⁽²⁰⁸⁾广丰县塘狮坞、崩山底、毛樟坞3个自然村从1945—1949年只出生7人，却死亡185人。余江县马岗乡上、下黄村和乌钦底村因血吸虫病危害导致当地女不生、男不长，民谣说“妇女遭病害，只见‘怀胎’不生崽，多年难闻婴儿声，十家九户绝后代。”⁽²⁰⁹⁾浙江杭州市因血吸虫病流行，农村有的地方出现“人死户绝，地荒村毁”的人间惨境。其中临安县昌化镇株柳村原是1100多户、4900多人的大村，解放时仅剩下63户251人，其中寡妇68人，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寡妇村”。⁽²¹⁰⁾1955年11月浙江嘉善县通过对10个居民户的调查，证明血吸虫病对生命危害极大，这110户人家原有人口67人，10多年间因病而死的有44人，剩下的23人大都是孤儿寡妇，而且有些人已是严重的晚期病人。从1951年到1956年该村又有52个病人先后死去。青壮年因患血吸虫病而发育不全，影响生育。全村142户，1953年调查时，3岁以下的儿童只有41人。⁽²¹¹⁾

除血吸虫病之外，钩虫病和疟疾也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并能造成不育的疾病。广西玉林专区蒲塘公社宋村坡1957年调查，发现因患钩虫病有38%的劳动力丧失劳动能力，有25%的育龄妇女失去了生育能力，有66．7%的妇女有严重贫血及内分泌失调，引起月经紊乱。⁽²¹²⁾另根据解放后几年的调查材料，西南一带的严重疟疾区，居民脾肿指数高达90%以上，疟原虫指数高达58%以上，以致居民疲弱不堪，贫血现象严重，人口出生率很低。如云南云县、思茅等地区，除了因疟疾流行造成的病患死亡以外，另一主要原因是妇女感染疟疾而贫血，形成停经不孕的情况。⁽²¹³⁾

三是危害生长。主要是血吸虫病、钩虫病、麻风病、大骨节病等各种寄生虫病和慢性病。有资料证明，因患血吸虫病，建国初期苏南地区的不少儿童乃至青壮年身体发育大受影响。苏南青浦县的任屯村在过去村里青年因患血吸虫病肝脾肿胀，发育受到阻碍，20多岁的人只有3尺来高，体弱无力，甚至找不出一个能胜任挖河泥的青壮年，每年农忙季节总要花120多担米到外地去请人来帮助耕种。⁽²¹⁴⁾1951年4月，苏南卫生处在昆山、嘉定、杨中等地检查了10000多个参军者的体格，用粪便沉淀法发现血吸虫病阳性者相当多，感染率平均为29．8%。(附表1—16)1951年6—8月间青浦县卫生院检查1405个参军农民中，发现有血吸虫病及其他疫病而淘汰者933人，其剩余之452人中用直肠检查，发现有血吸虫卵者383人，其感染率为84．7%，故在此405个参军农民中合格者仅69人，占4．9%。⁽²¹⁵⁾建国初期江西省60%的病人在20岁以下，甚至有2岁急性、4岁晚期病例。儿童患者虽不致在短期内死亡，但却可使其身体发育推迟数年，严重者更有生长发育受阻，成为侏儒，面容衰老，身材像十一二岁小孩一般。据江西医学院龙懿道报道，1955年玉山县疫区医院内，晚期血吸虫病住院者300人中，75人为此类侏儒者，占25%。1954年丰城县岗上乡20名适龄青年到北桥体检均不合格。广大疫区年年完不成征兵任务，影响国防建设。⁽²¹⁶⁾

表1—16　苏南各市县参军体格检查血吸虫病阳性统计表

【资料来源】张炳瑞:《华东区的传染病与环境卫生》，《华东卫生》1951年第1卷第6期特辑。

钩虫病从职业和年龄来说，被侵犯的多数是农民，尤以21—30岁的人为最多。在其各种症状中，一般的身体比较此前衰弱，工作不努力而消极、怠惰，消化不良、食欲不振、饭后发胀等。在贫血严重时，病人的症状是心悸、耳鸣、晕眩、呼吸困难、嗜眠、视官错觉、下肢水肿、浮肿或普遍性水肿。⁽²¹⁷⁾小孩如感染此病，不但有贫血和乏力等症状，而且妨碍其发育，使其智力衰退，往往按年纪已经成人，但体格发育仍像童年，因此钩虫病影响农民生产和健康的严重性是不亚于血吸虫病的。建国初期华东地区的钩虫病十分严重，有资料统计浙江嘉兴步云乡的一次检查中，有小学生224人，其中46人感染了钩虫病，感染率为20．5%。⁽²¹⁸⁾

麻风病影响生长的原因在于该病能造成人的肢体的残疾。1952—1955年6月，浙江麻风病院及绍兴县卫生院麻风病门诊部共有1064例绍兴籍麻风患者，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患病后出现了残疾，(附表1—17)残疾情况以四肢部位最多，其发病部位以头部(包括颜面)60例占5．64%，躯干75例占7．05%，上肢402例占37.78%，下肢527例占49．53%。可以看出发病部位四肢最多，在下肢开始发病者竟达49．53%，下肢残疾率也非常高。⁽²¹⁹⁾

表1—17　浙江麻风病院及绍兴县卫生院麻风残疾情况统计

续表

【资料来源】高鲁等:《绍兴县麻风病流行概况》，《中华皮肤科杂志》1956年第1号。

其他如建国前后肆虐于黑龙江、内蒙古、四川等14个省、自治区的大骨节病主要侵害正在生长发育的少年儿童，其四肢关节增粗变形，活动障碍，疼痛难忍，重症则短肢畸形，成年后身高不够米，不能当兵，不能做工，手握不住锄把，收割庄稼时腿疼蹲不下，只好跪在地上爬。⁽²²⁰⁾建国初期的山西省沁源县白孤窖乡长期地克病流行，造成大量的地克病人生活不能自理，大量儿童因智力低下而不能入学，而在校学生中，许多学生因学习跟不上而留级。由于受地克病的影响，使白孤窖乡多年向上不能输送人才，向下不能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更有大量的青年因体检不合格不能入伍。⁽²²¹⁾

四是危害生产。疫病流行危害生产的情况在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因造成大量劳动力的流失而导致的生产损失。据建国初期血吸虫病流行地区的典型调查，全国在病人中约有40%存在血吸虫病症状，劳动力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有5%—10%是晚期病人，大部分已经丧失了劳动力，并且受到了死亡的威胁。⁽²²²⁾1950年6月到1951年11月，湖南省地方病防治实验委员会在岳阳、临湘、湘阴三县进行疫情调查，发现血吸虫病流行所造成的劳动力的减退和消失的现象十分严重。因为患血吸虫病者多为年轻力壮的人，染病之后时常发冷发热，屙浓血，四肢无力，至少不能操作较重的体力劳动，久之完全不能劳动，卧床待毙。⁽²²³⁾1954年6月24日，据中共江西玉山县委《关于血吸虫病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及破坏生产情况的报告》称，此病流行，全县为此减产稻谷约有9万担。患病对象皆系与疫水接触频繁之男女劳动力及其子女，现多数不安于农业生产。十一区山地移居古城的58户农民已全部弃田逃回。病区之青壮年，常常外迁或改行不种田。古城区太平乡上洋坂村撩荒田25亩，地120亩，每年损失粮食约230担;已种田亩因劳动力缺乏，耕作粗放，上田已成中田，中田已成下田，下田则接近荒芜，减收率为59%、55%、53%。⁽²²⁴⁾浙江省诸暨思安乡的三环畈有田6500亩，已荒去了400多亩，人口只有1400多，主要的劳动力仅200余人。⁽²²⁵⁾浙江嘉善县因血吸虫病本地人口逐渐死亡，大片田地荒芜，外地的贫苦农民就往这里迁徙。到1958年时，该地人口登记簿上的籍贯就有8个省80多个县。就农业生产来说，全县因病每一年约损失550万个劳动日。由于人少田多，1957年每个农业人口获得的粮食产量达到了1400多斤，似可称为“银嘉善”，但就每亩平均产量看，却是全省的盆地，1957年平均每亩只有482斤，比1949年只多了86斤。⁽²²⁶⁾江苏省青浦县的任屯村因血吸虫病人多，劳力少，村上2800亩稻田由于经常缺水缺肥，缺人照料，平均亩产不到400斤。⁽²²⁷⁾

钩虫病也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并进而造成危害生产的疾病。建国初期四川省大足县全县57万人，患钩虫病的有30万余人，感染率占总人口的53%以上，其中有6000余人丧失了劳动力。⁽²²⁸⁾也有人对因患病而造成的损失情况进行了统计，安徽一个公社有67人患钩虫病，每年就要损失10800个劳动日，损失86400元。⁽²²⁹⁾广西玉林专区1959年普查，发现钩虫病总感染人数占全专区普查人数的63．1%，全专区受感染人数中有症状者占被感染人数的16%。其中有严重症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参加劳动者占全专区劳动力的5%左右。⁽²³⁰⁾1950—1957年全国展开对钩虫病的调查，发现四川人口约7000万，估计有钩虫感染的在4000万左右。也就是说，在四川至少有4000万人已经丧失了部分或全部劳动能力。⁽²³¹⁾

其他疫病如疟疾、麻风病、麻疹和流行性感冒等也会对群众的生产造成极大影响。1951年四川温江川西区疟疾流行，患病人数达35544人，若按平均每一人患虐10日，其损失即达355440个工，每人工资以10000元计，要支出工资或因疟疾不能工作的损失为5540余万元!再加上损失的工资、医疗费、营养费等，合计达13亿元(建国初旧币)!⁽²³²⁾麻风患者的劳动力在整个社会上的损失非常巨大。1950年11月28日至1951年3月10日，山东省卫生厅组织人力对文登、莱阳、昌潍、泰安、沂水、临沂、滕县等7个专区进行麻风病的调查，发现2378个麻风病人中因肢体残缺不能工作而丧失劳动能力的有1233人，占全部病人的51．8%。⁽²³³⁾流感在暴发流行时在集体单位得病人数很高，个别发病严重的单位不得不停学、停工，缺勤增高，影响生产。而麻疹的流行则是间接地影响生产。在麻疹流行时，由于孩子得病而影响父母的工作，从而间接地妨碍了生产。1959年黑龙江省卫生防疫站在麻疹流行期间，在呼兰县做了一次典型调查。该县合并症发生率达28．9%，致使每个麻疹患儿的家长平均误工13个劳动日。⁽²³⁴⁾可见，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和劳动生产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是因疫病流行所造成的畜力损失，主要是血吸虫病等。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兽类也有感染，其中以耕牛的感染率最高。据中共江西玉山县委1954年6月24日《关于血吸虫病严重危害人民身体健康及破坏生产情况的报告》称，此病流行，造成了大量耕牛感染血吸虫病而影响使役、繁殖，甚至死亡，鄱阳县角山耕牛血吸虫病感染率达95．7%。永丰县恒丰农场的耕牛因患血吸虫病在1957年一个冬春死亡80头，使当时春耕生产倍受损失。⁽²³⁵⁾据1955年的调查，全国耕牛患血吸虫病的有150万头。耕牛感染后，一般发育不良，体格消瘦，腹泻，畜力降低。据四川、浙江、江苏等地报告，病牛耕作能力可能降低30%—70%不等;严重者竟大批死亡，如广东三水大旺草塘所放牧的耕牛于每年过冬时大批死亡，浙江亦有同样现象，安徽宿松农场有耕牛1292头，半年内因血吸虫病死亡416头，死亡率32.2%，这一事实非常严重。⁽²³⁶⁾羊类的血吸虫病感染也不下于牛类。有资料显示，湖南省岳阳某农场饲养山羊90头，后因血吸虫病死亡殆尽。山羊得病后的主要症状是食欲减退、体重减轻、消瘦、腹泻、精神消沉、贫血、流涕、停止反刍及关节炎等。⁽²³⁷⁾

还有其他因疫病流行所造成的非正常的畜力损失。如有资料显示，1955年8—11月间贵州省炉山县发生全县疟疾的暴发流行，罹病者39622人，其中湾水乡发病率高达70%以上。这次疟疾的暴发流行不仅严重危害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而且也带来了生产上的重大损失，仅就凯里、龙头等10个乡的统计，在卫生干部入村抢救疫情前的一个月内，由于迷信即宰杀了牲畜1259头，其中耕牛32头，猪犬372只，并耗费香纸和鬼师伙食费2600余元。⁽²³⁸⁾长期流行在内蒙古的布氏杆菌病也造成了大量的畜力损失。建国后内蒙古地区从1953年开始进行布氏杆菌病的流行病学调查，至1956年经初步了解，全区11个盟、行政区、市不仅人间患病率达10%甚或30%以上，而且牛羊等畜力感染率达20%，严重者达50%。到1958年初，内蒙古全区约有感染布氏杆菌病的家畜200—300万头，病情十分严重。⁽²³⁹⁾

再次是因疫病流行导致的野生动物对生产和生活的破坏。在各种野生动物中老鼠到处可以生存，其盗食和糟蹋粮食的情况非常严重。1949年大连的动物学专家曾经认真统计了老鼠每年食粮斤数，发现每鼠每年需食粮竟达37斤。这里，以1949年为例，该年度在群众配合参加下，整个东北地区共捕鼠16455068只。对此捕鼠工作的成绩，从下面的数据可以看出:若每鼠每年需食粮食37斤的话，则全年共需食粮食608837516斤，若用载重30吨的车厢装载则需车厢82节。⁽²⁴⁰⁾1949年察蒙地区鼠疫流行，鼠类猖獗。1950年4—10月，有关部门的防疫人员前往调研，发现那里的老鼠包括黄鼠和黄耗子咬苗子很凶，尤其是谷子和小麦，并同时往洞里拉粮存粮，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损害。⁽²⁴¹⁾在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以前，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统计，每年有3.5亿多斤的粮食被老鼠吃掉了。至于老鼠咬坏衣服、损坏家具的现象就不用说了。更严重的是，野鼠还常在田埂、河堤上打洞，破坏农田水利。在内蒙古的辽河，1949年就因为野鼠在河堤上打洞造成水灾，淹没农田13000多亩。⁽²⁴²⁾其他一些野生生物也有极大危害。在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的初期阶段，当时人们认为麻雀对农作物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对这种说法的科学性姑且不论)。根据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的试验，一只体重19克的麻雀，每日吃谷子5克半，一年约吃谷子3升。⁽²⁴³⁾全国有多少麻雀无法统计，但可说明的是麻雀吃掉和损坏的粮食数量应该不会比老鼠少。

五是危害生活。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疫病给病人所造成的各种症状的痛苦。1948—1949年、1950年1—3月份，福建省华安县第四区义昭乡中圳村发生鼠疫流行，不仅造成了多人死亡，而且从其临床症状如病起时发生寒热，继则有颈腋淋巴腺痛及肿大，严重时人事不省，间或腹泻与痉挛等等来看，患者是极其痛苦的。(附表1—18)

表1—18　福建省华安县第四区义昭乡鼠疫患者死亡调查表(节略)

【资料来源】《福建省华安县义昭乡鼠疫防治工作总结》，《华东卫生》1950年第1期。

再如，1950年3月21日至10月3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在临朐县车家沟进行黑热病流行的治疗工作，共治疗的1037例黑热病人中，黑热病流行所带来的各种并发症也极为痛苦。⁽²⁴⁴⁾(附表1—19)黑热病患者在感染后一般经过3—5个月的潜伏期逐渐发病，其主要症状为长期不规则的发热、脾脏肿大、食欲减退、体弱消瘦、精神倦怠、盗汗、咳嗽、肝脏肿大、鼻和牙龈出血等。尤其是儿童患病后其自身发育常常受到很大的阻碍。⁽²⁴⁵⁾

表1—19　黑热病流行之并发病分析

【资料来源】仲崇祜:《山东省临朐县黑热病防治工作总结报告》，《山东卫生》1950年第1卷第2期。

又如，江南血吸虫病的流行所带来的各种症状也能给人以痛苦。其中较为严重的一种是血吸虫病性肝硬化，主要临床表现有脾肿大、门静脉间侧枝循环形成、不同程度的腹水、童年患者可致侏儒症等等，病人非常痛苦。⁽²⁴⁶⁾其他种种疫病带给病人的痛苦状况也是可想而知的。

二是因各种疫病流行所造成的生活穷困。在一个县，最贫穷的是疫区，是病患人家。江西九江县马回岭乡议仕湾过去有民谣说:“议仕湾好凄惨，男人大肚女讨饭。”万安县杨源村朱某因患病失去劳动力，穷困潦倒，妻儿被迫离家外出另谋生计。都昌县大屋场邵家村邵浩一家18口人，不到1年因血吸虫病死去17个。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农民生活逐步完善，但许多血吸虫病疫区还是过着“吃粮靠回供，用钱靠救济”的日子。⁽²⁴⁷⁾湖北省江陵县资市乡本是一个富饶的产米区，由于血吸虫病为患多年，大批人口死亡，重病人卧床不起，轻病人也少气无力。全乡12000亩肥沃良田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野。由于生产被破坏，疫区人民生活无着，只能“春天吃鱼蒿，夏天吃野草，秋天吃米糠，冬天把饭讨”;房屋无力修理，任其坍塌，到处是残垣断壁，杂草没膝。也有歌谣描述这种情景:“爹死无人抬，儿死无人埋，狐兔满村走，遍地长蒿莱。”⁽²⁴⁸⁾1950—1952年山西省稷山县翟店人民公社太阳村连续发生麻疹、百日咳、肺炎等疫病流行，1952年全村就有60个孩子得病。为了照顾孩子，许多大人不能下地劳动，很多土地荒芜了，有些户由于生病花钱而债务累累，有些生活困难的户得了病就更着急，到处求神讨药。⁽²⁴⁹⁾麻风患者的生活状况与家庭经济情况是发生麻风的一个重要因素。1950年11月28日至1951年3月10日，山东省卫生厅组织人力对文登、莱阳等7个专区进行麻风病的调查，发现2378个麻风病人中家庭生活极度贫困的有1743人，占全部病人的73．3%。⁽²⁵⁰⁾这些麻风病人平常家庭经济窘迫，营养不良，住房拥挤，并整日密切接触污垢的环境，因而抵抗力弱，有利于麻风病的传染。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疫病的严重流行，使无数的人丧失了劳动力，甚至失去了生命，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使疫区出现了人口减少、生产下降的现象;严重的疫区甚至房倒屋塌，田园荒芜，家破人亡，繁荣的村庄因之衰败凋敝。建国前我国人口的死亡率估计约在30‰以上，而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婴儿死亡率在有些地区高达40%以上。⁽²⁵¹⁾其中，山东地区人口总死亡率为25‰，婴儿死亡率高达200‰，人均寿命仅35岁。⁽²⁵²⁾有些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惊人地减少，如伊克昭盟在清初有40万人口，建国初期却不足10万人，减少75%。⁽²⁵³⁾疫病流行已经严重地威胁着广大人民的生命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