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概念和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正义是指特定社会中的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紧张进行回应的价值规范，具体表现为一系列理念和规则制度。根据上述定义，可以认为正义具有以下特征:

1．社会性

正义的社会性是指只有在社会中才可能产生正义，并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正义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是在人类社会产生以后才出现的，社会才是正义的真实的客观基础。对于正义的社会性特征，社会契约论者有比较深刻的揭示。霍布斯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之下，由于自我安全的需要占据主导地位，在人类各种物质资源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人们被生存的欲望所驱使，从而导致纷争不断。在这个状态中也不存在政府和公共权力，也没有正义的观念。为了摆脱这种人人为敌的自然状态，人类通过理性制定了寻求和平合作以便保存生命的普遍法则。于是，自然状态就被社会状态所取代，也就产生了正义与不义。正义的社会性不仅仅表现为正义只能产生于社会，还表现为任何正义观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虽然存在永恒的正义范畴，但并不存在永恒的正义原则和正义标准，有什么样的社会就产生什么样的正义观。正义的社会性并不否认个体正义的存在，不过个体正义的存在也无法否定正义的社会性，个体正义绝不是在原子化状态的个人之中产生的，也绝不意味着个人可以脱离于社会之外而具备正义的德性。个体正义只是社会正义在个体上的投射，个体正义所要求的德性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其意义。

2．阶级性

从正义理论的历史发展来看，大多数正义理论都以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形态而呈现出来，但这只是一种假象。正义理论不仅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同时还反映了阶级的要求，每个人所提出的正义理论都难以超越其所在的阶级，从而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亚里士多德认为奴隶只是“有生命的工具”“能听话的财产”。他所提出的正义理论也是一种等级理论，比如他认为分配正义应当遵循几何比例的平等原则，平等的人取得平等的份额，不平等的人取得不平等的份额。不同人之间的差异取决于个人的品质，“民主制依据的是自由身份，寡头制依据的是财富，有时也依高贵的出身，贵族制则依据德性”^[46]。无怪乎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正义，可以成为主张任何非正义和不平等秩序的很好的借口”^[47]。柏拉图的正义观也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理论，“凡符合奴隶主阶级等级制的就是正义，否则就是不正义。正义与不正义的界限就在于是否符合奴隶制的根本要求”^[48]。他严格区分了城邦中各等级之间的差别，并严格规定了他们享有的不同特权，他所建立的理想国实际上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到了中世纪，一些神学家出于维护僧侣阶层利益的考虑，把正义归结为神的创造。近代资本主义思想家洛克所建构的以自由为核心的正义观是出于反对封建专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休谟的正义观也是基于维护资本主义利益的需要，他认为正义就是对财产权的界定，并且他的正义理论也只限于平等人之间，如果一方可以任意地对另一方行使其意志而不会遇到任何障碍，正义将不复存在。“正如对大自然所如此坚定地确立的一种力量的运用决不产生任何不便一样，正义和所有权的限制如果是完全无用的，就决不会出现在如此不平等的一个联盟中。”^[49]由此休谟不仅认为在人和动物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没有正义可言，他甚至还认为在“文明”的欧洲人和“野蛮”的印第安人之间也不存在正义。

3．时代性

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永恒的正义观，任何正义观都是时代的产物。正义不论以什么面目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已往的历史为前提”^[50]。由于各个时代所面临的主题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正义观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在古代，正义的价值取向是整体主义，这是由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和人的自我意识不发达所决定的。文艺复兴以后，个体价值观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和价值取向，原来在封建制度下所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商品经济时代所形成的个人自主性所替代，从而形成了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正义被认为是源于个人的。在当代，市场经济不仅仅彰显了个人的主体性，还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度加强，社群主义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着这种时代变化。正义不仅反映着所在的时代，时代的变化也在不断地提出新的正义主题。当代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使国际正义或全球正义成为了讨论热点;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和对物质资源的不当消费使环境正义和消费正义成为了研究焦点。这些新的正义主题的出现都典型地反映出了正义的时代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