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传染病的偏差行为与社会控制

二、法定传染病的偏差行为与社会控制

站在公共卫生的角度而言，对于这种高风险的法定传染病，我们当然支持要有适当的处置方式，只是国家为了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并不能只用威吓的作法要求人民就范。仅以李姓病患为例，综观整个处理过程，卫生主管机关已先后运用传染病防制法第41条^[4]来强制病人检验诊断、调查及处置；第43条^[5]：施以隔离与强制治疗；以及第44条^[6]限制隔离治疗者之人身自由。

由于种种作法事后均告失效，因此最后不得不诉诸舆论以及全民的压力，企图以公布病患的个人资料以及卫生与警察机关的“通缉”强迫李姓病患就范。见诸当时的媒体报导，均充斥着该名病患“落跑”、政府拟“通缉”、将公布其“全名、特征及照片”。显然是卫生主管机关在种种强制作为均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将消息见诸于媒体，对此一“不合作”的病患加以“制裁”。无论从舆论的报导角度，或者是卫生主管机关的处置态度，甚或是一般民众对此类高风险传染病的恐慌，均说明李姓病患的行为是一种破坏社会秩序的偏差行为，是一种逸出社会常轨的判断模式，因此需要被社会机制重新整合或再社会化。

对于这种偏差行为可以从几种角度来理解，首先以Becker的卷标理论来说^[7]，李姓病患的行为当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偏差行为。因为自古以来，传染病（古时称为瘟疫）即是造成人类极大悲剧的祸首，即使在进入医药发达的今日，依然带给人类痛苦和恐慌。它们虽然不再像走入历史的瘟疫一样造成大量人口的死亡，但是对于患者、家庭和社会所造程的身心危害及经济损失，依旧是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对于不愿积极配合社会消灭传染病原的患者，当然会被贴上偏差行为的卷标。

然而这样看似合理的解释并不能回答以下的问题，就是如果卷标理论真的对一个偏差行为者的自我概念有强大影响，那么为什么许多偏差行为者的心中，根本没有偏差行为的自我形象。本案例中的李姓病患不承认自己是有错的一方，反而控诉政府机关没有善尽职责并采纳他们的意见，进而处处利用各种管道羞辱他们，因此对他们来说，他们绝对是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这样的辩驳也许令社会无法接受，然而如果我们毫无疑问的接受卷标理论的看法，就等于全盘接受对偏差行为的社会控制以及所有的封闭性定义。

本件案例所突显出来的关键问题是，病患根本没有接受治疗的诱因。可以想见的是，病患在治疗过程，除了必须承受疾病的折磨之外，更须担负巨大的药物副作用（具备抗药性之病患所需用之药物为第二线及第三线药物等，本身毒性极强，具相当大之副作用），还会遭遇失业、经济困难、社会污名化等困境。其不利遍及人的尊严、经济物质、社会心理等层面。病人将无从谋生，并实质为社会所孤立，病患最终则被逼至社会暗角。而国家更将该病患丑化成“刁民”、“缺德者”甚至“罪犯”（否则何来“通缉”之说），病人所感觉到的不是国家的关怀备至，而是公权力的赶尽杀绝。再加上沉重到难以承担的社会效应，于是病人的直觉反应是隐匿信息，并且为了维持既有的生活，往往继续在社会上活动，其后果可想而知。^[8]

因此，所谓的偏差行为可以从Quinney的冲突理论来解释^[9]，他认为偏差行为的界定是统治阶层控制个人的工具，关心偏差行为更甚于偏差行为者。这使得偏差行为突显出现代政治、司法、经济以及社会制度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也就是说，冲突理论使我们理解偏差行为的脉络问题，也注意到制度、阶级和国家在偏差问题中既扮演创造者、又扮演解决者和控制者的多重角色。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李姓病患被当成一个不顾公共卫生与社会安全的标准偏差行为者，然而如果回到前述的分析，我们即可发现这样单独把病患视为“刁民”的做法事实上却是使其成为“刁民”的主要原因。

从传染病学的角度来看，传染病的发生、演化与消灭的历程就是一部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史，当中涉及生活型态的改变、都市化、抗生素的使用以及全球化生活形态下人流及物流的加速流动。这些人类社会的“共业”让传染病的感染机率增加、让传染病加速扩散、让抗药性病菌产生使治疗艰困，这一切都不是可单独只归责于病人的事由。再从社会阶级观点来看，根据流行病学的研究也显示，社会阶层经常使用职业来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标准，英国一百多年来一直使用五个明确定义的职业阶层，来反映社会阶层和健康的关系。其研究显示，社会阶层越高，婴儿死亡率越低；而且不论任何年龄层，社会阶层高的死亡率均较低。^[10]而在美国，黑人健康状况较差也与其收入较低有关。由此可见，社会弱势者会有较高的致病率与死亡率，是因为他们社经地位不佳，通常住于人口稠密区，搭乘拥挤的大众运输工具，营养不良，欠缺高质量的医疗条件，相对于社经强势者，他们更容易感染传染病；罹病后，由于家庭经济负担沉重，他们非万不得已，才会选择就医，而结核病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典型的传染病症。^[11]他们不是形成现代疫病的始作俑者，却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Michael Marmot也将健康以社会因素分析，论证健康不平等是由于社会因素而非个人选择所致。他从经济以及社会政策的研究证实，许多陷入健康危机的因素往往不是个人能够决定，而是与前述社会因素，例如阶级、工作以及生活环境有莫大关系。光指责个人生活方式和对健康的选择是不能够看清问题核心，而社会政策的改良才是有效改变这种不平等的问题。^[12]

由此可知，如果回到最初卫生主管机关，以及社会舆论处理此一案例的观点，即可发现这种以公共安全之名行规训管制之实的作法，其实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文化展现。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本文并不是反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性，而是反对将法定传染病视为病患个人的问题，忽视社会脉络的复杂性与相关性，只单独以社会控制的角度污名化病患个体，如此对于公共卫生才是真正不利的现象。

David Garland对于这种社会控制的分析是，20世纪末以来，强调管理的反动文化注重控制、关闭、限制与谴责。基于市场的个人自由得以持续，也就是当前的社会得以持续运作，变的必须依靠对受排斥的群体施以严密控制，这些偏差群体享有的自由资格是不被信任的。既然偏差者跟福利需求者被视为“他者”，同时是其自身不幸处境的主要根源，那么，优势阶级就可能在不放弃自身自由下对他们施以严格控制。他也指出，以往，团结的社会控制是每一个人让出一点个人自由以提升集体福利；而现在的市场个人主义，则是一部分人的自由建立在排斥与严密控制其他人之上。^[13]由此可知，本文所举之李姓病患，其种种举动会被视为是一种决定，而不是一种疾病。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得面对传染病的恐慌，更得面对偏差者做出偏差行为的恐慌，因此，唯有隔离与控制才能确保我们的自由不受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