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
2008年5月12日，一场罕见的地震灾难袭击四川，截至2008年8月11日，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69225人遇难，374640人受伤，17939人失踪。[1]地震发生后，我们看到了各种异乎寻常的社会场景:平时街头冷冷清清的献血车上人头攒动，排起了献血长队，就像是春运期间人们在买火车票;数以万计的志愿者不辞辛苦进驻灾区，开展各种服务;社会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不约而同地伸出援助之手，捐钱捐物;大多数人几乎每天都在通过各种渠道关注救灾进展状况……这是怎样的一种行为?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灾后行为(disaster behavior)呢?这就与本章我们要讨论的集体行为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在美国，1977年，社会运动理论家麦卡锡(J.McCarthy)和扎尔德(M.Zald)组织了美国第一次有关社会运动的全国性研讨会。这个全国性会议后来逐渐发展成美国社会学联合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ASA)下属的“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分会”(Section on Collective Behavior and Social Movements，CBSM)。这个分会每年举行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方面的研讨会，并负责有关课题的组织、审查和评奖。此外，美国还有《社会运动、冲突和变迁研究》(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Conflicts and Change)以及《国际社会运动研究》(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社会运动研究》(Social Movement Studies)、《动员》(Mobilization)等社会运动方面的连续出版物。在欧洲，社会运动研究最发达的是德国、意大利、法国和荷兰等国，其中又以德国的研究力量最强，研究成果最为突出。[2]
中国内地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显得姗姗来迟，不过近几年这方面的成果颇丰。在大陆社会学专业最高刊物《社会学研究》上2005年以后连续刊登了两篇赵鼎新(2005，2006a)介绍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的文章，让社会运动进入了国内学者的视野。随后《社会学研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当代中国社会运动方面的经验研究。[3]赵鼎新2004年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开设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课程以及随后出版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2006b)，以及2007年暑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举办的“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研讨班”(邀请了数位国外著名的社会运动研究学者主讲)都为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在中国内地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掀起了这方面研究的热潮。
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目前出版的大多数社会学概论类教材，其“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4]这一块并没有跟上学术研究的步伐，对这一章的讨论很不充分;尤其对社会运动的介绍，有些教材只是略论一二，几笔带过。故而，在本章，我们将对集体行为，尤其是社会运动的诸多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为便于读者了解转型期中国集体行为发展的脉络，在本章结尾，我们亦对中国集体行为的实践和研究作出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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