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社会纽带——郊区社会变迁的集体记忆与经验

温暖的社会纽带

——郊区社会变迁的集体记忆与经验⁽¹⁾

The Warming Feeling of Social Linkage:The Collective Memory and the Experience of Identity to Suburb during Its Social Transformation

马丹丹

［内容提要］　对于生产向消费转移这一抽象的社会变迁，一般的论述集中于农民工对于产业工人的替代，或者聚焦于下岗工人参与维权或集体事件。这些论述忽略了产业工人在日常生活的生存状态。工业的衰退引发的社会的破坏，激发了双轨制在市场经济的延续，以不同的形式回应市场经济。而这部分社会主义传统因为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负面评价，社会纽带与社会交流的意义被大大地削弱了。日常生活的社会交流形态反而随着郊区的边缘化凸显，记录了郊区社会变迁的过程与片断。工厂解体了，社会交流的公共生活在没落的工厂边缘延续。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转型。生产到消费的转移逐渐得到学术界普遍的认可和关注。如何用具体的经验来表达“从生产到消费的转移”这一对社会转型的抽象表述，是笔者思考的问题。笔者之前对“从生产到消费”的表述提出的问题是:生产解体，消费能力如何构成？这种疑问存在对国有企业的误解，即低估了国有企业的混合经济形态，消费、闲暇实际上是生产的一部分，循环交替，相互补充，从来不是以生产为中心，消费就不重要了，它可能是以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对时间的浪费。因此，当工厂破产，工人下岗的时刻到来时，产业工人的阶级力量被市场消解，混合经济的形式又涌现，实践、象征和意义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从工厂推向市场，看似一个适应的过程。通过对下岗工人的访谈却发现，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障碍性力量或者遭遇的挫折同样是刻骨铭心的。这一障碍性力量可以看作社会主义传统的延续，也可以看作在国有企业延伸至集体企业所习得的惯习、观念，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以双轨制的形式保留下来。

佟新在对某国有企业破产遭遇集体行动的调研中发现:工人在实践社会主义传统的同时，用市场经济的逻辑与厂方和资方讨价还价，争取个人利益。⁽²⁾不妨把注意力从工人维权或集体事件转向日常生活的维度，体会到社会主义传统对于个体的处境意义，才能不再轻易地将下岗工人定位为“利益失去”或者“相对剥夺”，将问题聚焦于集体事件的意识形态隐患。相反，生产向消费转移、阶级意识的消解与福特主义的紧张关系，在下岗“回到家庭”与“走出去”来自国家和市场的双重召唤中，日常生活上演的社会戏剧，回答了社会冲突在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也可以说是本次社会调研缠绕的“思想问题”。

笔者始终坚信个体的存在是首要，惯习和观念在环境的互动中重新调整和反思。访谈生动记录了个体对意义、习得易位的感受，个人观念、实践的变化。访谈发现不要把产业工人刻板化。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和选择中，下岗工人有可能从产业工人的刻板形象中自我解放，重新发现了自我，即参与市场竞争的弹性主体。将其放置于象征主义的脉络进行理解，例如女性化气质的回归。

正是由于消费主义衍生的多元化主体，与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个体主义，使得无法通过多个个体的访谈，获得一幅较为完整的工人阶级在社会转型之际经历的整体命运的画面。本文将访谈与社会事实融合起来，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工人阶级趋向失落，怀旧、反思与“向前进”等种种复杂的叙事与对话，呈现障碍、挫折、自我解放等矛盾意识形态的交叠状态，对私有化加速的公共空间的流失进行重新辨认。

一、新城美化运动

以A市的城市规划从市政府向东区的转移为标志。以地方高校为中心，分布轻污染或高科技的工业、科研机构，扩展为开发区。东区和开发区连成一片，即所谓的“新城”。新城的城市规划综合了芝加哥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美化运动，例如市政府、博物馆等公共建筑群配合网状道路，匹配喷泉的广场，追求建筑的纪念性。新城的选址，和“大上海计划”的思路异曲同工，即在郊区或边远的荒地实现“完美”的城市规划设想。正是因为有吸引中产阶级“郊区化”定居的新城景观，老城出现了较大的分化。⁽³⁾以德隆街和中华路为十字核心，市政府正在打造一条新城与老城的连接带。规划的行政力量集中向开发区迁移。

A市的城市美化运动以“退城进郊”的目标向新城挺进，而原有的郊区地带在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过程中经历了急剧的边缘化。工业景观的衰退，以邻里关系为纽带的街区发生了“贫民区化”的转变。工业景观衰退的连锁效应是个体选择的增强、私人领域的复苏和挣脱共同体束缚的个体诉求。住宅与工厂混合的格局忍受了边缘化的地理歧视，街道与街区的衰落，也意味着公共生活的交流遭受了意识形态的抵触，成为城市美化运动掩盖的“贫民区”聚落，即光鲜面具背后发生在街道和街区的活生生的公共交流场所。因此，不妨把工业景观的衰退视为一个演变的过程。有关下岗工人集体事件的文献倾向于披露下岗工人善于运用市场经济理性参与协商，但是忽略了个体维系社会团结的反向运动，承担共同体联系的责任和义务。这一“社会主义”的反向诉求构成了与市场平行的双轨制关系。双轨制是社会阶层之间此消彼长的竞争与合作、缠绕与分离。远离公共交流的极端个人主义，是否会回归家庭或社群，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因果关系，相反，工业景观的衰落引发的多元化的个体处境、社会困境，重塑的是一个正在形成过程的社会秩序。它的价值观处于塑造的过程，正如个体处于适应和改变的过程，从这一点来看，丹尼·贝尔在“二战”之后福特主义繁荣预言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正因为挫折、障碍和意义的转变，并没有顺利地自我终结。⁽⁴⁾

二、产业工人的符号变迁

2000年以来下岗潮此起彼伏，“内退”占据了正常退休的相当比例，内退工人不同程度地加入了乡村的乐社组织，转化为服务业的一部分。业务范围从婚丧嫁娶等乡村礼俗范围扩展到市场的开业、庆典，经历了专业化、组织化和市场化——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复苏了非正式组织的自生力量。地域主义在郊区的复兴，和生活在郊区、保留了城乡双重身份的退休工人（包括内退和下岗的中老年群体）将地缘乐社转化为工业生产的分工与协作关系有着很大的关系。通过对这部分退休工人的个案访谈，将其放置在象征主义的含义进行理解。产业工人的刻板形象慢慢解体，释放女性气质的迎合外来者的形象“包装”涌入了地域主义的视野。印象深刻的是，访谈者真切地表示“妇女解放”和“走出去”等个体价值在乐队的实现，从“大跃进”时期的妇女通过参加生产（走出家庭）获得的个体解放，获得了精神支持。

图1　产业女工的形象

这幅照片是电影《喜笑颜开》的一个场景，讲述了东北农村妇女转变为建筑工人的故事。年轻的女建筑工人彩凤来到居民组长惠英的家里，告知她参加妇女工程队批准的消息。惠英羡慕地看着彩凤，“想能做一个像彩凤一样的工人”。彩凤一身背带裤、两条大辫子的装扮，骑着自行车，是农村人羡慕的对象。背带裤是当时女工的标准装束，与男工的装束统一。男工对她的评价是“假小子”，以能干为标准。“当了四年瓦工，得了好几个劳动模范的奖状。”

这幅照片（图2）是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的一个场景，讲述了上海的里弄妇女参加里弄工厂，通过劳动，从家庭解放出来的故事。右边的妇女是里弄的“闲人”，大部分妇女都报名参加了里弄工厂，唯有她托病逃避。画面中她扎着蝴蝶结，穿着坎肩，手里拿着苹果，微笑着拦住买菜回来的街坊，东家长李家短，看到谁就打听情况，搬弄是非，散布流言。这些不事生产、好吃懒做、自私自利的“闲人”往往是“大跃进”批判的对象。《喜笑颜开》也塑造了打着阳伞、推着小车买菜的“会计太太”的形象，娇气、怕吃苦、爱打扮、缺乏公益心的女性同样是“大跃进”批判的对象。这些“不好”的人物共通的特点是穿着花哨、不事生产、爱打听别人的隐私。“大跃进”试图引导她们参加生产来实现自我改造。这一改造思想从根据地改造“二流子”就已经开始。

图2　产业女工的形象

从工厂退休、回到家庭的女工开始了新的自我形象的塑造。这一过程可以看作完整的生命历程:从参加公社劳动、挣工分时候产生的“进工厂”梦想，到通过征地工成为产业工人的实现。再到工厂解体，被迫回到家庭，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走出去的渴望又一次点燃，参与自由经济，完成了老年社会化的历程。以军乐队为例，通过参加军乐队，这批赋闲在家的女工走上社会，恢复女性气质，接受了化妆、穿长筒袜等。

图3　退休职工组成的军乐队参加某店铺的开业庆典

伴随着工厂景观的衰退，公共电影院悄无声息地退出人们的公共生活。以地缘乐社为形式的共同体单位吸纳了剩余人口，成功地适应了自由经济的制度环境，经过了一个技能再学习的过程以及服务业的“驯化”。

直到发现公共电影院彻底成为过去，社会主义的怀旧才会油然产生。无论是电影院的记忆还是农村乐社活跃的当下，真正有价值的是功能与意义相互融合、个体化的交流无法代替的社会交流纽带。

三、郊区的边缘化

A市在1949年之前工业基础薄弱，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重工业、轻工业才向郊区扩张，初具规模，发展为重要的北方工业城市，工厂主导的城市化，也就是以“企业办社会”的思路深刻地影响了城市面貌。以工厂的生产为中心，衍生的工人俱乐部、邻里单元的社区、工人新村、服务社等，构成了工业城市的日常生活景观。柯布西埃的工业审美标准在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得到了部分的实现。与之相统一的是，重积累、轻消费的日常生活消费观念在工农群体深入人心。服务业夹在苏式的纪念性建筑和灰色厂区的角落里，簇拥着生活的人群，澡堂、理发店成为人们喜爱的休憩、交流场所，而每一次进商店买东西都有了纪念意义。⁽⁵⁾从原来是医药公司店员的访谈人了解到，计划经济时代，就连药品也只能以单位的名义购买，医药公司不出售药品给个人，很多人买药，只买“公家报销”范围的医药。生产对消费的压倒性力量使得消费欲望在精打细算的积累、想尽办法“托人”捎带的消费行为中才能得到部分的满足，欲望的实现通过欲望的节制来实现，消费给职工普遍的贫乏的物质基础和单一的生产活动带来了丰富的意义。⁽⁶⁾从消费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层面来看，消费惯习显然又和柯布西埃设计的享受工业文明舒适的现代人生活拉开了距离。按照柯布西埃对工人住宅的规划，对于家具、阳台、车库、墙上的壁挂、音乐碟片的内容等，都有细致的规定。去除繁琐的装饰，过上简约的、理性的、功能的生活，是柯布西埃“大批量住宅生产”的口号。⁽⁷⁾显然，这一现代化的愿景和中国工业城市提倡的朴素、节俭生活相去甚远。

图4　昔日让村民们渴慕的大型国营商店只剩下一个门面，包围在杂货店之间，失去了昔日迷人的光环

国营商店的衰落不可避免，取而代之的是联合了外来资本的大型超市。⁽⁸⁾在众多的超市竞争中，为私家车提供停车位的超市越来越受到青睐。汽车的普及，正在把A市向“车轮上的城市”拉动。随着个体化自由的技术支持，工业城市正在发生质的改变，以工业为中心的城市空间也正在发生质的转变。换言之，汽车的空间视野替代了步行和自行车的空间节奏，个体化思潮将推翻“企业办社会”的主导思路，取而代之的是满足个体需求的个体化道路，它深刻地影响了城市面貌，转化为城市化道路的动力。由于郊区是“退城进郊”政策导向的撤退地带，郊区的变化是记录工业城市面貌转型的敏感地带。相对于老城较为成熟、灵活的市场消费功能，郊区的滞后反应恰恰记录了生产性力量是如何衰退并消解的。与此相对，从郊区铲除或撤出的、正在向新城转移的工业区已经和昔日的郊区不可同日而语。笔者正是从郊区的蜕变，理解社会交流的意义。

处于工业萧条的腹地，郊区的衰退体现出整体性的破坏效应。生产性力量从郊区分离的过程中，工厂与之相连的社会纽带也在自我破坏之中，社群的维系举步维艰。正如雅各布斯所说的多样性的自我毁灭，往往要经过现代化的扬弃，才意识到社会纽带的意义。

社会纽带包含了面对面的交流、个体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传统道德的维护、公共活动的参与等。如果个体主义指的是个体需求的满足，是工具主义的表达，社会主义则指的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联系，通过交流、交往，达成共识或信任的可能性。相对于个人权利，是对责任与义务的强调（超越地缘、血缘等共同体范畴），是社群主义的表达。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社会主义的概念又和社会主义传统混合起来，曾经有着“不好”的评价:大锅饭、集体不负责、偷懒、沾公家便宜等。但是从双轨制的角度来看，又有了新的意义理解的可能。情境是不可缺少的意义再生产的发轫。格尔茨对象征、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探讨，有鲜明的语境意识。即“二战”以后东南亚、非洲等民族国家的独立引发的激烈社会转型，生活在其中的人们是如何适应社会的变迁，旧有的文化又是如何得到新的表达？格尔茨描述了符号杂糅、意义多元的现代化变革对于传统的重新找寻和理解。⁽⁹⁾从这一点来看，社会戏剧的提出适宜于公众对于社会转型的微观事件的态度测量和观念表达。

这些社会交流的场景，作为微观事件还不足以展开，不过却在目光的接触、共同事物的关注度、交流的倾向方面，传达了交流的向心力和社会关系的多重接触点。与新城规划常见的宏伟壮观的十字路口、无人逗留的小广场，甚至于在道路两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郊区的街道转悠的时候，偶然碰到一个向路人寻一口饭吃的流浪女人，得到一个骑着电动车，背着提包，前后座带了纸箱、包裹和蔬菜的家庭妇女的帮助。她停下车来，带着这位干瘦的流浪女人，在通往村子的路口摆设的小饭摊，买了烧饼和包子。这个女人可能太饿了，拿起包子就吃起来，给她买食物的家庭妇女并没有急着走，而是从车筐里拿出她自己用的水杯，递给流浪女人，请她喝，而且把水杯送给了她，流浪女人惶恐地接过来，并连声道谢。在前后购买食物、递给水杯的过程中，经过了将近十分钟的倾听、交谈，小饭摊的商人也都投来善意的目光。这个时候，流浪女人转身离开，这位家庭妇女才缓缓地开动车子回家。街道的居民对待外来者的容纳和信任态度，向外来者提供食物的帮助往往是容易发生的。这些行为、态度和观念是郊区没落的生活方式，面对面的交流沦落为底层民众的社群惯习，在中产阶级看来，郊区遵循的生活惯习和语言表达是不符合文明标准的。夏天打赤膊在街道闲聊或者闲坐，路边摊不卫生，没有抽水马桶还要依赖公共厕所的大杂院，对孩子说话随意使用方言的粗俗字眼等，是无法忍受的。从另一面也可以看到，以新城为阵地构成了中产阶级文明正在上升的标志，这种进步主义的思潮不断地批评郊区落魄的生活方式，使保留了面对面交流的社会纽带沦落为底层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多的人搬离郊区，留下来的是想走无法走掉的人们，或者习惯了郊区生活的人们。相对于社会纽带的自我破坏，郊区社群的边缘化，却是不争的事实。

四、静寂的工厂

城市美化运动并非仅仅是新城的杰作，在郊区体现为河道和环境的治理。其结果是分布在洹河两岸的工厂的取缔或停产。工业污染较为严重的工厂关闭是否改善了环境？奇怪的是，郊区的居民并没有感到工厂关闭带来的环境的改善。工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在科塔克的研究中得到了解释:通过对巴西海边渔村附近入驻的跨国石油企业的调查，卡塔克认为，虽然石油工业严重污染了海域生态环境，但是由于吸纳了村里的一大批年轻人，解决了就业问题，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条件，虽然意识到了工厂废水排泄到海域，对渔业的影响，当地人还是容忍了工业对大海的环境污染。⁽¹⁰⁾

离开市区，沿着A桥到D桥，是棉纺织业等轻工业较为集中的地带。这一带街区明显能够感觉到与市区的分水岭。灰色街区、萧条的商业、单一功能的重复以及地方小吃的简陋门面。随着工厂普遍向洗浴中心或娱乐会所转化，郊区的空间意识就出现了。

由工厂改造的洗浴中心沿袭了工厂原有的结构。洗浴中心几乎保留了工厂的主干结构。不同的是，空间的使用价值做了改变。工厂的封闭结构被打破，原来朝向工厂内部的厂房现在朝向道路，并开辟小广场。大量的装饰元素引入到工厂外观，使得工厂原有的结构披上了符号的外衣。这些装饰元素包括色彩、线条、灯光、标识和不规则尖顶等等，包围在建筑外观，更加突出帝国的气派，占据了城市景观对身体的感官诱惑。尽管空间的使用价值发生了改变，社会关系发生了改变，也仅仅触碰到象征的层面。这一象征主义的手法与工厂的废弃空间依旧保留的“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公共澡堂，是“工厂办社会”的一部分，免费洗澡是工厂职工享受的一项福利。因为有工厂的存在，郊区的居民往往在各个单位的澡堂流动洗澡，谁在哪里上班，就方便带熟人去。澡票，往往是流动性的补给形式。由于郊区以邻里单元为主，所以会出现:这个街区的居民相对依赖街区分布的两到三个职工澡堂，周末去洗澡，往往会碰到这个、那个熟人。而且形成了一个职工带着一大家子去洗澡的景象。澡堂里母亲给女儿搓背，搓得女儿嗷嗷叫。女人们相互搓背，老人则泡到池子里，等出了汗，再慢慢搓。洗澡往往也是母亲们交换教育信息的场合，这家的孩子考到重点中学了，那家的孩子考试第一名了，然后背过来训斥自己的女儿不争气，搓澡的时候搓得更狠一点。洗澡，不仅仅是生理需求，也是人们聚集在一起，分享个体与集体的社会纽带经验，搓背是相互给予与依赖的形式，人群分享一个共同的空间，拥挤中秩序井然，让出来淋浴头，给她先洗个头；忘了拿香皂，借一借；⁽¹¹⁾向晚来的熟人摆手:“我快洗完了，来这里吧。”妯娌间平时相处的隔阂在澡堂里交流要分外愉快一些。职工澡堂维持的集体主义，可以看作是工厂福利向社会的延伸，这里的社会是混合了乡村的宗族网络和社会网络的邻里单元。工厂对职工提供的一系列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电影票、澡堂、联欢会、旅游等，虽然是工人俱乐部的公共产品，由于工厂与社会的相互重合，使得工人俱乐部发挥的混合功能扩大为相对开放的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构成街区与街块之间高密度使用的公共空间并从中受益的公共福祉。公共澡堂解体后，公共澡堂的私有化——大众澡堂的廉价收费——虽然能够替代公共澡堂的功能，但是没有办法回报“大众”以共同的经历，甚至破坏了洗澡的观念:洗澡成为个体行为，而非社会的行为。这一个体化思路没办法替代居民对公共澡堂的归属感，这一归属感提供社会认同以及社会交流所需的社会成本:容纳各个阶层的、以工厂为主体的社会团结。这一归属感使人们对公共澡堂的回忆，并非仅仅是公共空间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空间的物质形态所依附的社会依赖与社会交流的经验，这一共同的经历产生了对他人的信任以及大集体的观念。

职工澡堂取缔，居民不得不提高个体化的能力，满足个体需求。夏天居民在自己的院子里搭建简陋的淋浴设施，勉强能够对付洗澡的问题。但是到了冬天就没有集体供暖的条件了，不得不被赶到大众澡堂。私人澡堂越来越多的同时，还有部分生产的车间为职工提供“小澡堂”，容纳20—30人，有的仅能容纳3—5个人，显然，这种小澡堂是隐蔽的，不对外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容忍职工带熟人。“偷洗”和“外人”的心态是很正常的。职工澡堂大大弱化的“半公共性”与大众澡堂的私有化并存，可以称之为双轨制在资源再分配上的又一种形态。

由于缺乏创意园的过渡条件，郊区的工厂向洗浴、娱乐等为代表的闲暇经济转型，由生产功能转变为消费功能。微妙的是，创意园在改造工厂结构的使用价值的同时往往还刻意传达工厂的怀旧，让人们想象原先工厂的景象。而洗浴中心则几乎以对抗式的象征结构将革命与生产以及社会主义教育相互连贯的意识形态灌输向消费的文化霸权转移。从结构的延续性来看，闲暇经济提供了消费政治对于权力世俗化的润滑剂价值，重要的是，瓦解了工人享受的公共福利对于社区的归属感所构建的社会信任与社会沟通机制。当然，工厂的闲暇经济有待于进一步考察。实践证明，生产政体衍生的非生产性功能可以代替，但是非生产性功能所连带的社会纽带和社会交流的精神价值没办法用金钱来替代。

五、讨论:工业景观的衰退，公共交流的纽带

对郊区工业景观的衰退从四个角度进行了论述:新城的城市规划、电影院的怀旧、郊区的衰退以及工厂向服务业的转型，笔者并没有从生产政体的结构进行论述，而是从工业的解体讨论生产政体的非生产性功能被作为商品推向市场化之后，所产生的社会变迁以及所经历的社会转型。而所谓的“生产向消费”的社会转型指的是公共产品市场化（生活需求的个体化）的滞后反应与倒退式回应——双轨制的再生产。也就是说笔者讨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负面化的非生产性功能所包含的社会纽带以及社会交流对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创造共同经历的意义、对于社会整体的意义。显然，这是和公共产品的市场化所鼓吹的参与自由竞争的个体化进步是相背离的，与政府为了打破铁饭碗、为市场培育廉价劳动力的大军、生成自由的劳动力元素所鼓吹的分离主义相背离的。而维系产业工人的社会交流方式，在恩格斯那里大大地削弱了。⁽¹²⁾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笔者论述到:工厂解体了，但是与工厂相连的一系列社会纽带的解体，才对个体的生活境遇和选择发生了真正的触动。

以上对社会主义在市场经济所延续的双轨制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观察与比较，尽管双轨制的形式发生了灵活的适应与弹性的处理，但还是保留了社会主义传统的社会关系与象征价值，使我们体会到“工厂办社会”被功能主义批判的，但是无法替代的社会纽带与精神价值。第一，城市美化运动以新城为阵地，以环境治理为辅，清理郊区的工业地带。城市美化运动面具掩盖的“贫民窟”生活实际上是邻里单元在郊区维系的社群活动。第二，电影院从公共社会生活的退出，与工厂解体、工人下岗是连续性的反应。部分的公共空间交流功能向乡村共同体转移，发起城市化的撤退运动:以农村乐社为单位的自由集体汇入自由经济的草根基础。地域主义的复兴与自由经济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双轨制。第三，公共生活的社会交流方式随着中产阶级的上升地位，发生了双轨制的变化。体面的生活，文明的习得，教育的获得，私人领域的观念意识，核心家庭从大家庭分化出来，进一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从混杂的“大杂院”分离了出去，逐渐确立了阶层、区隔和核心家庭相互渗透的个体主义道德。与此相反，大杂院的社群生活与社会交流惯习继续在郊区维系，退化为“街头芭蕾”等闲暇的聚落、聚落的交汇。郊区维系的社群生活并不被作为“美好的”生活意义，反而在郊区的边缘化过程中沦落为底层社会的象征。第四，从生产向消费转移并非意味着工厂的生产职能不复存在，而是发生了分化，工厂的非生产空间提供了权力寻租的机会，工厂的生产空间大幅度削减。在工厂所有制的分割情况下，社会主义传统利用惯习发挥了半公共性的交流作用。工人从私人所有的工厂借用生产材料或劳动工具，搭建小澡堂等，社会主义传统的“公共财产”观念根深蒂固，这些在工厂里自发形成的类似“拾麦穗”的共同体惯习，即使是私人老板，也没有办法禁止（但会作为自由解聘的理由）。经过下岗的分流，工友之间由生产连接起来的集体团结演变为工友与工友之间日常生活的个体友谊形式，甚至成为找工作的信息来源。

双轨制的寄生角落不会彻底根除的原因是人与人的社会纽带与社会交流是人成为社会人的基本条件之一。雅各布斯所说的“保持多样性的四个条件，维系活泼的城市生活”这一观点对于社会转型的观察有着一定的借鉴性。⁽¹³⁾郊区衰退的原因这里暂不讨论，从郊区的衰退过程凸显出来的社会交流面向——面对面的接触、多元关系的交流重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创造公共领域的自发性”却有所启发。本文所说的社会纽带与社会交流，指的是创造生动的社群生活，感受到个体与集体的联系，参与公共生活。“工厂办社会”被功能主义批判的，但是无法替代的社会主义传统，实际上包含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对话空间和创造的自主性。市场经济对传统的负面评价并非全部，依靠市场把个体从生产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作为翻身以来的第二次解放，可以说，忽略了社会交流的层面。这一倾向和以生产力为导向、解放劳动关系的生产决定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与此相反，对于双轨制的日常生活形态的关注，将一般意义表述的“计划中有市场，市场中有计划”的双轨制深描为“生产中有闲暇，生产中有消费”的社会主义传统是如何顽固地嵌入市场经济实体之中，既构成市场经济（主导一切）的障碍，又构成市场经济的补充，这里的补充指的是自由经济的草根基础。如此，在郊区的灰色地带，在没落的工厂边缘，社会交流的公共生活得以温暖的燃烧。

参考文献

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李起玉、陈贞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勒·柯布西埃:《走向新建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科塔克:《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张经纬、向瑛瑛、马丹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格尔茨:《事实之后: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个人类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

【注释】

(1)本文受到上海市高等教育内涵建设工程“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之子项目“公共性研究系列”资助。在此对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公共性论坛”表示感谢。

(2)佟新:《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1期。

(3)郊区化是美国战后的中产阶级发展趋势，中产阶级离开大城市，搬出繁华的城市中心，定居郊区，依靠私家车到市区上班，私家车成为必不可少的通勤工具，以白人为主，形成中产阶级社区。原有的市区社区逐渐被黑人等有色人种占据，伴随暴力、犯罪和贫困、失业的威胁，不可避免地贫民区化，这种混杂居住的局面反过来又推动了白人迁徙到郊区，即郊区化运动。

(4)泰勒:《1945年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李起玉、陈贞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5)尽管现金非常之匮乏，家长还是会尽量给孩子购买学习用具，一个本子或者一支笔。

(6)“二战”后法兰克福学派回应的欲望的膨胀、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异化问题，笔者以为，在市场经济确立统治地位的时候，才具有现实意义。

(7)勒·柯布西埃:《走向新建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柯布西埃竭力摒弃并深恶痛绝的装饰主义，奇异的是，在1920—1940年代的上海，尤其是汇聚于殖民地的建筑和现代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混合。拖着装饰主义偏好的审美特权，现代主义的建筑思潮并未构成主导地位。

(8)进驻A市的超市品牌有沃尔玛、郑州的丹尼斯、深圳的美丽华、上海的华联等。政府又围绕“美丽华”超市开发出国际小商品城，汇聚了多种多样的日用品。值得注意的是，肯德基、德克士等餐饮品牌近年来才入驻A市。由于星巴克咖啡对分店投资的定位比较高、标准严格，并不轻易向二三线城市“进攻”，因此在大城市常见的星巴克在二三线城市并不普及，相反台湾品牌的上岛咖啡则走了中下层路线。以至于我的学生对上海的评价是:见识了家乡没有的星巴克。这一印象确实传递了全球化景观在地域塑造的消费分类和中心与边缘的等级秩序。更有甚者，以麦当劳和肯德基为标志的快餐身份，正在发生新一轮的竞争和挑战:真正的快餐“殖民”在上海打开了缺口。不仅食材的挑选、汉堡包和薯条的做法，包括店员的“白人化”（实际上雇用的大多数是白俄），都在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体验，向美国人的味道认同。不过价格是肯德基标准的两到三倍。面对上海新一轮的竞争与挑战，二三线城市还在向消费品牌的全球化“跑步”前进。

(9)格尔茨:《事实之后: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个人类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0)科塔克:《远逝的天堂:一个巴西小社区的全球化》，张经纬、向瑛瑛、马丹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有时毛巾也可以借用，这种情况虽然不经常发生，不过谁的毛巾好用，也总是会拿来用。好几户一同去洗澡，最有趣的就是好几户的洗澡用品在混合地使用。洗完澡，往往固定的是某个人带雪花膏或擦脸油，其他人传着用。这种情况很像大家庭的“共餐”。装洗澡用品的篮子就像装食物的篮子。

(12)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13)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