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社会行为的研究

二、媒介恐怖论:媒介与社会行为的研究

与媒介恐慌论不同,媒介恐怖论不是一种社会心理或媒介心理的研究,而是一种社会行为或媒介行为的研究。媒介恐怖论认为,对恐怖行为和暴力活动进行大规模报道,符合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和新闻真实、客观、公正的报道原则。虽然恐怖行为和暴力活动具有政治性上目的性、行动(非国家层次)上的非法性、效果上的恐怖性、手段上的残暴性和受害者(非武装人员)的无辜性,客观报道会导致产生新的更多的恐慌现象或恐慌心理,并给恐怖分子平添了不应属于他们的成就感,甚至起到反宣传的作用,但是对新闻事件进行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依然是新闻媒介不可推卸的责任。新闻媒介不能因噎废食,它需要注意的只是在争抢新闻和争夺受众的市场竞争中要将国家利益和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不作无节制地夸大报道,避免被恐怖分子所利用。

那么,恐怖分子为何看好媒介宣传而不是其他途径呢?这是因为西方既定的政治权力结构已经失衡,原有的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堵塞,而现行的政府逻辑又基本不起作用,西方对恐怖主义的政策更使他们灰心丧气甚至彻底绝望,于是他们转向暴力,转向媒介,并通过媒介寻找支持者和参与者。因此,“恐怖”是一种弱者反抗强者的非对称的对抗性手段,是一种带象征性的发言权。⁽⁴⁾作为弱势一方的恐怖组织,如果强势一方不适当地造成了他们不能合理、合法地利用政治手段、传播渠道来表达强烈的政治诉求、民族意识甚至于受压迫的历史记忆,或伸张冤屈的手段看似用尽,的确会将已经陷入绝境的人“逼上梁山”,通过非法的恐怖行动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何况这种所谓的“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还能从某些方面得到激励和奖赏。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今日媒介实际上已经成了恐怖主义者与我们争夺的一个新的战场。恐怖主义者利用西方媒介的超级权力,遵循新闻价值规律,通过制造恐怖活动为媒介提供新闻报道内容,从而实现制造社会恐慌、进入社会议程和主导体制的目标。在经历了一系恐怖事件之后,他们在“战争中学习”,现在已经能够熟练地运用这种卑劣的传播方式或宣传手段,不断采用熟练的技巧来欺骗媒介守门员,通过一些恐怖性行动和煽动性话语使自己万众瞩目,使大众恐慌万状。恐怖主义行为的社会效果由媒介传播来体现,而媒介传播效果则由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得到彰显。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越是在自由的社会,恐怖分子越是容易获得巨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恐怖行为和媒体之间经常具有相互提供支持的倾向”。⁽⁵⁾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公开传播是恐怖主义的氧气”,如果切断了氧气(新闻报道),恐怖主义就无法呼吸。对此,邵志择认为:“要让西方媒介不报道恐怖事件,在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没法做到”。“这是由于:恐怖事件具有足够的新闻价值;恐怖事件与每个人有关(安全);恐怖事件掩盖不住;西方媒介的竞争关系使得任何一个媒体都不会放弃报道此类事件;报道恐怖事件可以增加发行量或提高收视(听)率。”⁽⁶⁾因此,正是西方媒介的运行机制支撑了全球范围的恐怖主义。

鲁道夫·莱维(Rudolf Levy)则干脆列举了媒介由于报道恐怖主义而产生的几种不良影响:“(1)媒介鼓励形成了一些新的恐怖组织。战术运用和媒介利用的成功让恐怖分子从以前的恐怖活动中受到鼓舞,并在新的恐怖行动中进一步提高水平。(2)媒介使得恐怖组织的名字在公众中间尽人皆知,而公众恰恰是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无辜对象。(3)媒介使得一些不是很成功的团体或个人再次进行胆大妄为的恐怖活动。(4)诱导一些以前受到某种肯定报道的恐怖分子试图进一步利用或左右媒体。”⁽⁷⁾

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liot)在《次日:美国“9·11”事件的头版报道》(2002)一文中,通过对美国60家报纸进行文本分析得出结论:不仅记者们不加区别地沿袭了以往报道恐怖主义活动的四种习惯:真实记录、耸人听闻、特定故事和说教式导入,而且用事实证明那些对西方媒介与恐怖行为关系的批评是有一定根据的。在一个直接卷入恐怖主义危机的国家中,媒体的夸张报道极有可能引起人们的普遍恐慌,而在那些远离这种危机的国家中,则可以发现更多的深思熟虑的冷静报道。

针对媒介是恐怖主义的胁从者的指责,也有学者认为,甚至于政府出面讲话,称媒介也是恐怖主义的防火墙。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在《关于无序和恐怖主义的特别工作小组报告》(1987)中写道:“在政府面对混乱制造者、恐怖行动以及政治暴力需要给出一个合适的回应的时候,媒介起到了很好的定调的作用,它像一个安全阀门一样,给合法民众提供一个对一些重要事件表示关注的出口,并且可以承载一些民众情绪的压力,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补偿民众的不满进而改变政府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