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类型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类型探析_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研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类型探析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曾经深刻地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²⁷⁾这个论述鲜明地提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一个重要特征——实践性，理论研究要以指导实践为目的，围绕实践展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在阐述文化建设时也再次强调:“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²⁸⁾因此，本书认为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更在于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建设内容和发展规律，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繁荣。因此，我们更倾向于从功能差异的视角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进行分类，并进行分类研究，而不是仅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形态本身，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视角来划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类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是能够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并且能够被人们所感知的客观存在。它的主要功能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承载、传递给受众，因此根据承载、传递的方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存在方式对受众的不同作用，我们认为可以把现实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分成四种类型。

1.告知型载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告知型载体是指那些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最直接地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客观存在。这类载体在存在形态上表现为语言、文字符号和由这些符号组成的集群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主要有刊载介绍、宣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书籍、报刊、互联网网页、影视资料等信息传播载体，以及专门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举行的各种宣传、宣讲、教学等活动。

告知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承载、传递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保真性。告知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是信息损耗程度最低，最能够清晰地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载体。这是由于告知型载体是语言、文字符号以个体或集群方式存在构成的缘故。语言和文字是为了承载信息而诞生的，自诞生以后它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的载体。它们和文化的观念内涵之间的联系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并且是以国家、社会、群体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来保障的。在所有的文化载体中，语言、文字符号是最基础的、最接近文化的观念内涵的载体，其他的载体正是因为有了语言、文字符号作载体，其载体功能才能充分地实现。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语言、文字符号载体，相比其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具有最强的保真性。

二是理智性。告知型载体是语言、文字符号以个体或集群方式存在构成的，属于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苏珊·朗格所论述的推理符号的范畴，人类的理性思维主要就是借助于语言、文字符号实现的。一方面，这些载体擅长于从概念、判断、推理等符合人类逻辑思维的方式来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另一方面，受众一旦接触到这些载体，也会根据文化传统和习俗不自觉地调动起自己的理性思维，从理性而不是感性来接收这些载体所传递的观念内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语言、文字符号并不是不能传递感性内容的观念内涵，只是作为告知型载体的划分本身就把传递感性内容的观念内涵的那一部分载体划分在外了。

三是完整性。语言和文字符号是人类思维的最基本单位，它们可以表达出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它们当中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要求，并且最直接地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那部分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告知型载体。相比其他三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告知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能够传递所有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是其他三类载体所无法比拟的。其他三类载体受到载体自身的客观存在的局限，只能承载、传递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²⁹⁾

由于告知型载体具有以上三个特点，因此告知型载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性载体。但是，告知型载体在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专业性和大众性的矛盾。告知型载体是以准确、完整地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为目的的语言、文字符号，它们所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必然符合一定的逻辑规范，带有强烈的专业性、学术性，从而具有一定的进入壁垒。然而，告知型载体所面对的受众范围却是广泛的、复杂的，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这一领域的专业知识，只能以自己已有的知识初步地、肤浅地甚至是想当然地通过告知型载体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固然有部分告知型载体可以“深入浅出”地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但是由于专业性的门槛存在，绝大多数告知型载体在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时都存在着专业性有余而大众性不足的问题。这是告知型载体这枚硬币的两面，与生俱来，不能割舍。

其次，时效性和持续性的矛盾。报刊、互联网网页等载体和宣传、宣讲活动等都是短期存在的形式，特别强调时效性。书籍、影视资料（仅指宣传、宣讲内容的）等固然能够长期存在，但也会因为新鲜信息的不断产生和冲击而使受众对它们的关注度不断降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是丰富的、多层面的、不断深化的，认知它们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告知型载体实际上并不能单独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需要长期建设的重任，存在时效性有余而持续性不足的问题。

再次，接受性和排斥性的矛盾。受众是否接受告知型载体所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科学性，还取决于一旦人们认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并以此行动，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生产、生活的成本如何。如果这样的行为增加了人们生产、生活的成本，那么人们对告知型载体所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接受度就会降低，甚至排斥。因此，告知型载体自己无法完全把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表达力和说服力，需要其他的载体来补充告知型载体的这一不足。

告知型载体的局限性所要提醒我们的不仅仅是注意它自身的局限，而且是要我们时刻明确，告知型载体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各个载体之间互补互助、紧密配合，才能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整体实现自身的功能，有效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

2.约束型载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约束型载体是指那些存在的主要目的是承载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制定的、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各种制度的客观存在，主要包括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应的“规章制度表现”⁽³⁰⁾，在外延上等同于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制度的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约束型载体主要包括相关的语言和文字、人和人群的行为、社会组织等客观存在。

我们认为约束型载体在外延上等同于承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种制度的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那么如前所述，约束型载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之间的关系如图2－3所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核部分左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制度的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制度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获得承载；受众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认识、感知制度，并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制度的感知和分析领悟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核部分。

因此，在这里对约束型载体的相关分析，就可以转化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相关制度的分析，或者是对相关制度和相关载体的混合分析。

《辞海》（第六版彩图本）这样解释制度:“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程序或行动准则。”⁽³¹⁾本书采用卢现祥主编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界定，这本书对制度的界定在《辞海》（第六版彩图本）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制度是人为地制定出来的、构成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约束，它由正式的约束（如:规则、法律、宪法）、非正式的约束（如:行为方式、习俗、自我施加的行为准则）和它们的实施特征所组成。”⁽³²⁾

约束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承载、传递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广泛性。一个特定的社会中，制度（正式的约束、非正式的约束）无处不在，只要人们一有行动或者思维就会受到制度的影响，不是符合某种制度，就是违反某种制度。在当代中国，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制定的、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正式的约束、非正式的约束）同样无处不在，它们的表现即约束型载体同样无处不在。因此，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而言，约束型载体因为载体存在的广泛性，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承载、传递具有广泛性。

二是强制性。约束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承载、传递具有强制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约束型载体的存在具有广泛性。前面已经叙述过，只要人们存在，即有行为或思维，就会受到制度的影响，因此约束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承载、传递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强制人们接受，不可避免。其次是制度本身的功用所决定的约束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承载、传递具有强制性。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制定的、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广泛存在于当代中国，这些制度构成人们行为处事的重要约束。当人们遵守这些制度时就会受到肯定和表扬，违反这些制度时就会受到否定和惩罚，因此为了避免受到否定和惩罚，赢得肯定和表扬，人们会主动地、有意识地学习、认知这些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不可能一一认识这些制度（这里具体到制度的条文），使自己的行为符合制度的要求。一般而言，人们通过部分内容认识制度所传达的制定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些观念内涵的要求，从而符合相应的制度的要求。

三是深刻性。由于人们遵守这些制度时就会受到肯定和表扬，违反这些制度时就会受到否定和惩罚，受众直接的物质、精神利益就会得到增加和减损，因此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使得约束型载体所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具有深刻性的特征。比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的全国哀悼日，重庆市的打黑风暴，以及国家取消农业税，就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受众对这些约束型载体所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有了深刻的印记和理解。

约束型载体在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传递具有先天的损耗性。约束型载体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确立起来的各种制度的表现，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理性思维还没有办法使这些制度最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要求，这是一个人类理性的技术瓶颈问题或技术天花板问题。一些法律法规一改再改，一些法律法规千呼万唤不出来，在相关条文制定的技术层面无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这里指文化的内核部分，如核心价值观、价值体系一类的）的要求，也是原因之一。更何况，制度的制定是多方面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制度本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表达。因此，约束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承载存在先天的信息的损耗。

其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传递具有相对的间接性。约束型载体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规章制度表现”。虽然相关的规章制度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如前所述，受众并不是仅仅通过约束型载体感受、认知这些“规章制度”的，而是要通过对它们的感知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内核的部分（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等等）。这和其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本身就是受众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桥梁、中介”是不同的。也就是说，约束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传递具有相对的间接性。

再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传递具有导向的偏离性。由于约束型载体传递给受众的首先是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制度，而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正式的、非正式的约束，当人们的行为符合这些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制定的制度时，人们就会受到肯定甚至表扬；当人们的行为不符合这些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制定的制度时，人们就会受到惩罚。因此，约束型载体的受众经常从现实的得失出发来认识约束型载体，更关注一旦违反这些制度就会受到惩罚的具体条例的内容，甚至是局限于这些内容，而约束型载体所承载、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常常被受众放在第二位，甚至是被受众忽略，从而表现出约束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传递具有导向的偏离性。

3.感染型载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染型载体是指那些存在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艺术感染力向受众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客观存在，主要是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各类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对作品的演绎，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中的表象符号⁽³³⁾。

感染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承载、传递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情感性。和告知型载体具有的理智性特点不同，感染型载体具有情感性特点。感染型载体使受众在审美或愉悦活动中通过艺术形象、艺术情节等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它可以通过艺术感染力激发受众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行动的欲求并付诸行动。受众在接受感染型载体所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时，被调动起来的是人的感性思维而不是理性思维，情感性成为感染型载体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正是因为情感性的存在，艺术性和感染力的高低就成为感染型载体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程度的重要影响因素。那些缺乏艺术感染力的感染型载体，无论创作主体试图使其承载、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是多么准确、多么先进、多么高尚，都因为它们不可能被受众所接受，而最终丧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资格。

二是易于接受性。受众通过感染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认识和认同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而且始终伴随着审美或愉悦活动，这样受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接受的实际效力就会增强，相应的排斥度就会降低。美国传播学者雷蒙德·罗斯（R.Rose）曾经在《演说的魅力:技巧与原理》一书中指出:在人们得到的信息中，“只有35%的传播是用语言来进行的。你说话时，你提供的信息有65%是以语言之外的形式传递的——比如语调、动作，甚至是站立姿势和衣着，其中仅仅面部表情就可以传递65%中的55%的信息”⁽³⁴⁾。这表明通过感染型载体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信息量是巨大的，同时也容易打动受众，被受众所接受。而从另一个维度讲，人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混合体，理性思维具有相对较高的进入门槛，消耗的人的精力也较多，而感性思维则与之相反，这就是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更多地使用感性思维的缘故。因此，从这个维度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染型载体就具有了容易被受众所接受的特点。

感染型载体在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是承载的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感染型载体是通过各类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对作品的演绎等来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都可以通过各类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对作品的演绎表现出来，艺术的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位大师也只能是在一定的领域、一定的题材上（是他们感兴趣的并且能够深深地打动他们的）有所建树。不适合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对作品的演绎表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无论创作主体怎样努力，也会因为情感性的缺乏而使他们创作的艺术品最终丧失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资格。其次，具体样式的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对作品的演绎存在着受众的进入门槛，也存在着传播介质的门槛，所谓的通识的，所有人都能理解、接受的文学、艺术样式存在是少之又少的。这两种客观情况限制了感染型载体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广泛性、全面性。感染型载体承载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是它的情感性、易于接受性特点的必然派生物，我们可以认识它、利用它，但是不能肆意地突破它。

二是接受的主观性。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和它所承载、传递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具有一一对应的、社会性的指代联系，但是艺术的欣赏活动本身具有极强的个体差异性，受到个体背景、个体偏好、现场环境等条件的多重影响，因此感染型载体在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社会性的指代联系的前提下，具有一定的个体差异性。这种个体差异性是由于受众自身的主观原因造成的，因此我们称之为感染型载体所具有的主观性。感染型载体主观性的存在表明，主体试图通过感染型载体向受众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但是受众中的具体个体通过感染型载体所感知、认识的未必就是主体想要表达的那个观念内涵。这里，固然可以通过大众的文化共识来选择感染型载体，但是也必须承认受众接受的个体差异是普遍存在的艺术规律和艺术现象。

这两个方面都决定了感染型载体在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时存在不准确、不全面，不易受主体控制的缺陷。

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要求的社会事件及其相关报道是特殊的感染型载体。虽然这些社会事件是真实发生的，不同于其他感染型载体是艺术创作的产物，但是受众可以通过这些社会事件中的人物、情节、结果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激发出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行动的欲求并付诸行动。也就是说，这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社会事件及其相关报道对受众的作用机理和艺术创作类的感染型载体是一致的。

4.强化型载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化型载体是指在某一时间周期反复出现，能够承载、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客观存在，它们主要是当代中国具有周期性的、反复出现的群体性活动，如相关的节日活动、定期举行的仪式、定期召开的总结会议等等。强化型载体通过形式上周期性的、反复出现的特定活动和行为，使人们重温这些载体承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反思群体和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要求，从而达到巩固、提高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认同的目的，避免因为新鲜信息的不断涌现，使受众对通过其他载体获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逐渐淡忘的情况出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化型载体按照存在的形式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特定的纪念日。主要包括“五四”青年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等节日，还包括一些特殊的纪念日——“一二·九”纪念日等。它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些重大、重要事件的发生日。因为这些重大、重要事件的历史意义，它们的发生日经过符号化，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发生了一一对应的指代联系，当被国家确立为纪念日以后，每年都会随着时间周期的循环而反复出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化型载体。

第二种类型是每年定期召开的重要会议。主要包括每年召开的各级党代会、人代会、政治协商会议等等。这些重要的会议，拥有相对固定的召开时间、相对固定的会议程序、相对固定的议事原则，能够体现出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设定的原则，也会符号化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化型载体。比如，人们一般提到、想到每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和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政治制度联系起来；提到、想到每年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就会和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联系起来。

强化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承载、传递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形式的重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化型载体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在一定时间周期内有规律地、反复地出现。就人的记忆来讲，客观存在着遗忘现象，时间越长，人们对某一内容的记忆也就越模糊；就人的行为来讲，一个有计划的行为总是从某些目标、某些原则出发而设计的，但是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会出现行为与初始的原则、目标偏离甚至背离的情况。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记忆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出发的行为，也是符合这一客观规律的。克服这一现象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定期回顾、重新温习这些行为模式的内容和初始的原则、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化型载体就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形式的重复性是强化型载体的一大特点，这种重复就是相对固定的行为模式周期性的、有规律的反复。

二是内涵的稳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化型载体除了在形式上具有重复性以外，在所承载、表达的内涵上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同样是由强化型载体所要达到的克服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遗忘和永葆人的行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执行这一功能所决定的，是和形式上的重复性所对应的另一个方面。如果没有内涵的稳定性，那么重复出现的形式就会不断地承载、传递新的内涵，也就丧失了强化型载体的存在意义。内涵的稳定性是相对的，其根本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与时俱进的，会随着实践、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和发展。只是这种深化和发展是有连贯性的、持续性的、缓慢的，总之，不会使人因内涵的突兀变化而感到迷茫，不知所措。

强化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承载和传递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强化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承载力受客观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变迁的根本制约。从根本上讲，我们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³⁵⁾，一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要求与之相应的文化不断地发展变化，受众也必须接受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强化型载体主要是通过内容和形式的相对不变来加深受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知的，要求内容和形式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和社会变迁所要求的文化变化和受众所接受的文化变化是有一定矛盾的，这对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削弱任何一种强化型载体对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承载力。

其次，应对上述问题的措施会制约强化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承载范围和承载力。要解决因时代变迁而导致的强化型载体承载力降低的问题，大致有两种措施:第一种是使强化型载体只承载那些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构成元素，如核心价值观等，这样就避免了短期的时间变化而导致的文化思潮的不断波动。中国传统节日对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的承载就是采用的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会缩小强化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观念内涵的承载范围。第二种是使强化型载体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不断发展而相应地作出变化，以适应社会和受众的需要。这种变化必须保持在适度的范围内，不违背强化型载体是通过某一时间周期的、反复出现的“不变”的形式这种特征强化受众接受、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初衷；否则，就会使它们因角色向感染型载体漂移而被异化。这两点在承载范围和承载力上都制约了强化型载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承载和传递。

虽然我们从承载、传递的方式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存在方式对受众的不同作用出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分成了四种类型，但是我们也认同金开诚先生在《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一文中的观点:“（文化载体）类别虽然如此，但实际表现又往往跨类交叉……总之，观念形态文化的四类载体及其错综复杂的交叉表现，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现实。”⁽³⁶⁾也就是说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在归属上常常是四种类型跨类交叉的，这并非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出现的状态，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存在的一种常态。比如国庆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化型载体，但是如果其中又增加了阅兵和游行，而这二者是感染型载体，那么这次国庆节就是强化型载体中有感染型载体了。因此，当我们从这四种分类出发来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载体的建设及其功能的时候，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初步分类的情况，而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更细致的研究，才可能有更强的针对性，才可能取得更实质的效果。

【注释】

(1)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18.

(2)金开诚.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3）:43－46.

(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

(4)［法］阿尔封斯·都德.最后一课［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361768.htm.

(5)王远.陈水扁又耍“台独”花招搞起“去中国化”小动作［N］.环球时报，2006－03－22:10.

(6)新快报.台湾教科书全面“去中国化”改掉约5000个用词［EB/OL］.［2007－07－23］.http://news.sohu.com/20070723/n251191583.shtml.

(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5.

(8)赖宁（1973—1988），原名赖麟，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人，生前是石棉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1988年3月13日，为了扑灭突发的山火，挽救山村，保护电视地面卫星接收站的安全，他主动加入了扑火队伍，在烈火中奋战四五个小时后遇难。1988年5月，共青团中央，国家教委授予赖宁“英雄少年”的光荣称号。（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55974.htm#refindex_5_55974）

(9)http://baike.baidu.com/view/55974.htm#refindex_5_55974.

(10)居延安.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49－55.

(11)傅华.文化建设:价值寻找载体的过程［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9（7）:F0002.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5.

(13)转引自袁漱娟.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下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485.

(14)居延安.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49－55.

(15)居延安.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49－55.

(16)居延安.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49－55.

(17)居延安.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49－55.

(18)陈华文.文化学概论新编［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210.

(19)金开诚.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3）:43－46.

(20)孙显元.大学文化的载体和构成［J］.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1－7.

(21)孙显元.大学文化的载体和构成［J］.安徽电气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1－7.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459.

(23)［美］雷蒙德·罗斯.演说的魅力:技巧与原理［M］.黄其祥，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4.

(24)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125.

(25)按照本文的载体分类，江泽民同志这里所说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所对应的文化载体包括几种类型，这也从另一个层面印证了本书此处的逻辑。

(26)金开诚.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3）:43－46.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

(2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0－10－19（1）.

(29)相关内容随后本书会一一陈述，为了框架结构的完整性，就不在此赘述了。

(30)金开诚.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3）:43－46.

(31)夏征农，陈至立.辞海［M］.6版彩图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2949.

(32)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65.

(33)苏珊·朗格（Susanne Langer）认为，礼仪、绘画、音乐、舞蹈等艺术样式都是表象符号。见居延安.关于文化传播学的几个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3）:49－55.

(34)［美］雷蒙德·罗斯.演说的魅力:技巧与原理［M］.黄其祥，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4.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63－664.

(36)金开诚.文化的定义及其载体［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3）: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