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地区古代教育的发展和特点

一、 江苏地区古代教育的发展和特点

1. 完善的教育体系

官学、私学、书院并驾齐驱，造就了江苏地区完善的封建教育体系。

（1） 官学。西汉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诏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成帝河平三年（前26）至阳朔元年（前24），何武任扬州刺史，巡视所至，“必先即学宫见诸生，试其诵论，问以得失，然后入传舍”（《汉书•何武传》）这是江苏官学最早的文献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苏地区成为东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从而带动了江苏教育的发展。吴主孙权好学不倦，十分重视教育。黄龙二年（230），孙权诏立“都讲祭酒，以教学诸子”。孙权之子景帝孙休于永安二年（259）再次诏立国学，并“按旧制置学官，立五经博士”。东晋建武元年（317），在南京始建太学。太学由国子祭酒主持，以经师、博士、助教为主要教学人员。后来学宫增造房舍一百多间，太学生增至百人。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在南京建立了儒学馆、史学馆、文学馆和玄学馆，分专业招生，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项创举。雷次宗于北郊鸡笼山立儒学馆，聚徒讲学，学生百余人，时称北学；何尚之于鸡笼山附近设立玄学馆，专门研究佛老之学；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馆，专门研究历史；司徒参军谢玄立文学馆，专门研究辞章。这种按专业培养人才的办法，为唐代设置律学、书学、算学、医学等专科学校开创了先例。梁武帝萧衍天监四年（505）设置五经博士，广开学馆。梁武帝指派文学侍从周兴嗣编撰的《千字文》，被公认为世界教育史上问世最早、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与宋代编的《三字经》、《百家姓》配套，同为我国古代社会启蒙教育的必读教材。齐梁时，在南京鸡笼山改立士林馆，延集才俊、学者，听课者甚多。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废止九品中正制，兴办学校，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设进士科、明经科，“以策试取士”，建立了科举制度。唐代，经济的繁荣带来教育的昌盛，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诏诸州、县令置学，江苏地方官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学校制度已较完备，地方州、县不少已立有官学。当时，江苏已在吴州（今泰州）、溧水、海州、句容、高淳设有官学。

宋代官学迅猛发展，据《江南通志》和《江苏省志》统计，江苏地区在宋代新建的官学共有35所。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初一，朱元璋在南京称王。他非常重视教育，命吴彤为国子博士，魏观、吴琳为国子助教，次年，改集庆路学为国子学。至正二十七年，定《国子学官制》，江苏地区成了全国教育中心。洪武十四年（1381），因原国子学过于窄隘，遂选址于南京鸡鸣山下另行改建，改称国子监。新建的国子监，东至小教场，西至英灵坊，北至城坡土山，南至珍珠桥，气势雄伟，规模宏大。国子监生待遇优厚，膳食、衣冠、被褥等均由国家供给，明太祖、明成祖还常从监生中选拔官吏。南京国子监对全国的官学发展影响极大，这一时期的府学、州学、县学已经成了各级官府的必设机构。

（2） 私学。中国历代由私人开设的各类学校被称为“私学”，也称学塾、书塾。从办学形式看，私学分为四种类型。散馆，由一名热心办学而又德高望重的当地人首倡，其他乡邻响应集资兴办书塾。族塾，由一姓家族利用本氏祠堂或本族富户空屋，共同出资聘请教师所办书塾，塾中所收一般都是本族子弟。家塾，也称家馆、东馆、专塾、座馆，是富有之家独自出资延师所设的书塾，主要用来教育自家的子女，有时也兼顾近亲子女的教育。门馆，又称私馆，是由塾师自备房子，或在自己家中设馆办学，招收学生。

从教育内容看，江苏书塾可以分蒙馆、经馆、混合馆三种。蒙馆以启蒙教育为目标，主要招收年龄较小初入学的孩子，教学任务是识字、诵读、写字，教学内容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幼学琼林》、《龙文鞭影》、《朱子家训》等。在蒙学阶段，民间有不成文的规定，一般要求学生能认识两千个单字。经馆又称学馆，以准备科举应试为主要目的。学生一般十五六岁，都有蒙馆学习的经历，教师的水平也较高，一般为秀才，有些富贵人家还不惜重金延聘廪生甚至举人负责教读。教学内容主要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书经》、《易经》、《春秋》、《左传》、《古文观止》，以及八股文等。教学活动包括朗读背诵、教师讲析、学生回讲与写作。写作主要是写八股文，有时也吟诗作对，训练学生的思维和应对能力。混合馆即蒙馆与经馆之混合。三种书塾之中，混合馆的形式最为普遍。

江苏书塾教师的水平与资历相对较高，其中有不少都由举人和地方上的宿儒、名士充任。例如，清代吴县张鹏“以时文教授”，许多人拜他为师，曾培养出钱綮、陈初哲两名状元，还有会元及进士一二十人，名重当时。高水平的教师必然带来高水平的书塾教学，从而造就高水平的人才，并形成江苏地区教育事业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态势，而它们又反过来进一步巩固了江苏尊崇教育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

义学，又名义塾，是免收学费的学塾。北宋时期，范仲淹在家乡吴县天平山麓为族中子弟设立义学，实施识字等启蒙教育，这是现在所知江苏兴办义学的最早记录。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苏州二十七都塘桥设有孔氏义学，用以教授孔氏子弟。宋代江苏除苏州范氏义学、孔氏义学外，还有崇明义学一所、扬州义学两所等。元代，无锡强以德在女贞观崇义坊置强氏义塾。清代提倡兴办义学尤力，不但下令各省、府、州、县设立义学，而且规定义学由府、州、县监督管理，并酌情给予学童一定的补助，因此江苏各地特别是江南地区遍设义学。因为就读于义学的多是贫家子弟，不但学费分文不取，有的还免费提供教材、文具、衣履、伙食。

（3） 书院。书院是封建教育制度下与官学并存的高级形态的私学。原为官方藏书、校书之所，宋代书院作为专事讲学、研究学问的教育场所。经过唐末五代长时期的战争，各地官学受到极大破坏，即使幸存下来，也是徒具形式。面对官学衰微，私人创办书院的现象应运而生。江苏是书院兴盛发达的地区。最早创办的茅山书院，是宋初全国六大书院之一。宋初真宗（998—1022）年间，句容处士侯遗（字仲逸）居于茅山，在茅山西北创建书院，聚徒讲学，先后达十余年。赵宋南渡，我国理学大盛，一些理学大师往往以书院为阵地，通过讲学来传播自己的理学思想和学术主张。元人据有江南后，南宋遗民多不愿出仕，学者们纷纷自创书院，倾心讲学。文献记，江南新建书院143所，恢复65所，改建19所，其中重要书院有江宁的南轩书院、江东书院、昭文书院，苏州的鹤山书院、浦里书院、文正书院，常熟的文学书院，昆山的玉峰书院，江阴的澄江书院等。明初致力于官学，专重科举。正德之后，官学再度衰微，“学校积弛，一切循故事而已”，于是书院再次兴盛起来。

讲学活动是书院的重要特征。讲学有两种，一是学术传播的讲学，目的在于阐发儒经要义，或传授学派的学术思想的要领；一是讲会，这种讲会属于学术研究性讲学，不限于书院内部进行，可以扩大到院外。江苏历代书院讲会以东林书院为最。东林书院讲学，既继承王阳明学派的讲会方式，又具有开明的思想见解。参与讲会的东林学者，思想活跃，“辩难蜂起”，气氛热烈。当时政治腐败，奸邪当道，内阁首辅沈一贯善于迎合帝后意旨，结党营私，专擅朝政，排斥异己。顾宪成、高攀龙等长期在东林书院讲学，清议朝政，影响很大。沈一贯便认为他们在搞宗派朋党，因此称他们为“东林党”。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安希范、刘元珍、叶茂才及武进人钱一本、薛敷教，被称为“东林八君子”。他们在讲学中，时常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揭露贪污，反对苛税，抨击阉党，希图挽救国运，东林书院一时成为左右全国政治舆论的中心。清初，朝廷对书院采取抑制的政策，并于顺治九年（1652）明令禁止别创书院，以控制舆论，防止书院群聚结党。但因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书院教育影响深远，朝廷政令虽严，江苏却禁而不止。顺治年间，江苏先后新创或重修了文昌书院（江宁）、杏坛书院（丹徒）、三山书院（丹徒）、梅岩书院（昆山）、安道书院（昆山）等。雍正十一年（1733），诏允各省建立书院，江苏书院复兴。

2. 尊崇教育的社会风气

尊崇教育的社会基本风貌和民间风俗习惯，为江苏营造了浓郁的传统教育环境。作为教育的对象和学习的主体，江苏人也以读书为乐，这集中表现为江苏文化家族兴起。

北宋吴县范氏家族代表人物范仲淹。范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吴县（今苏州）人。幼孤贫苦读，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仁宗庆历三年（1043）曾任参知政事，卒谥文正。其论著“非虚饰词藻者所能比”。范仲淹家风好学，次子范纯仁、三子范纯礼和四子范纯粹，均擅文学，至仕学问皆有所成。

再如沈周一支。沈周为明代画坛一代宗师，他的诗文亦在他人之上，时人称为“三绝”。他的成就，与其家学深厚的渊源不无关系。沈氏是吴中典型的文化世家，沈周的祖父沈澄、父沈恒、伯父沈员、弟沈豳、长子沈云鹏、孙沈湄荣等无不精通诗文书画，自其祖父到其孙，一门五代，相承相继。

沈周的弟子文征明一家是流寓江南的文化家族中的一个典型。文氏祖籍巴蜀，后唐时迁出，逐步流寓到吴地，自文征明祖父文洪始，文氏一支始以文称于世。文征明之父文林与沈周相交甚厚，文征明与其兄文奎均以沈为师，文氏家族人才辈出，文伯仁、文彭、文嘉、文元直、文肇祉、文震孟、文震亨、文秉、文乘、文情、文点、文赤、文含、文泰等，皆在诗坛上负有盛名，前后历经八代不衰。

古代的家庭，担负着生产、生活、文化教育、宗教、法律等多重职责，古代的文化教育是家庭与师承二者关联的结合体，师承关系在古人眼中犹如父子关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即父，父即师”，在浓重的文化氛围及重视家教师承的文化传统中，这种表现则更为突出。为了不辱没门风，众多弟子兢兢业业，惴惴自奋，“不以得之深自负，而以负之重自惧”。这种沉重的心理激励和压力，刺激着众多文化世家的弟子，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使这种文化家族得以代代相传，绵延不断。兄弟登甲、父子状元、祖孙状元、叔侄状元，累出不穷，在科举史上传为佳话。同时，随着家族的扩大、繁衍，不断派生、演变出新的文化群体、文化世家。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以家族为单位的文化积淀、文化承继累世不衰的文化特色。

文化家族并不仅仅局限在书画、诗文等领域，医学、科学、技艺等各方面都有世代相传的文化氛围，也有不少属全能型，涵盖面之广，也是其他地区所少有的。文化家族的兴盛，也体现着江南地域教育的兴盛。

3. 科举制度对教育的影响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设进士科，为我国科举制度之始。科举制度的建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举措，打破了魏晋时期以来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带来的积弊，使许多有才能的寒士有机会施展抱负，进入仕途，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和影响。从此以后，科举出身便成为士子所竭力追求的理想前程。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教育考试制度，科举考试取中的人数直接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

我国古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很多，尤以唐代为最。除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等“常贡之科”（即常科）外，还有一些特设科目（即特科）。至明代，科举考试程序在沿袭以前各代的基础上更加严密和完备，形成了院试、乡试和会试体制。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取中者为秀才。乡试由皇帝钦命的正、副主考官主持，取中者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由礼部主持，取中者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贡士必须参加皇帝在宫殿中举行的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另派阅卷大臣协助，凡贡士一般都被录取，取中者统一为进士，其中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唐代最受重视的科举考试科目是明经和进士两科，但当时还流行谚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意思是进士科远比明经科受到人们的“追捧”，明经科却受到人们的冷落，三十岁考中明经科已经太迟了，五十岁考中进士却还算年轻。显而易见，进士科取中人数是衡量一个地区传统文化教育成果的一项重要指标。在各代的科举考试中，江苏籍的考生都有很好的成绩。明代，全国共取中进士22980人，其中江苏籍进士有2721人，占全国进士总数的11．84%。清代，据《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和宣统《江苏省通志稿•选举志》的统计，全国共取中进士26391人，其中江苏籍进士2923人，约占全国总数的11．1%。

科举制度的实施对于发展教育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科举考试向社会各阶层开放，调动了中下层地主阶级学习的积极性，使更多人有机会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有利于民智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化和平民化。当然，科举制度对教育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就江苏而言，科举考试对教育的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