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职业教育收益的理论分析

一、中等职业教育的基本价值分析

物质资本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收益，人力资本投资同样能使人才拥有者获得收益。教育投资收益包括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但无论是个人收益还是社会收益，教育收益都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两个方面。理论界的研究和教育发展的实践表明，教育可以带来多种收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在对拉丁美洲国家调查、研究基础上所提供的数据，与完全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工人相比，一个接受过6年期限教育的工人，其收入水平要高出50％；而接受过12年期限教育的工人，其收入水平要高出120％；接受过17年期限教育的工人，其收入水平则要高出200％[1]。这是教育个人收益的经济表现形式。教育不仅可以带来个人收入的增加，还会带来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帮助人们实现自身的理想、价值，还可以增加个人在婚姻等方面的机会，这是教育个人收益的非经济表现形式。教育的收益不仅仅限于个人收益，还会带来一系列公共收益：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最有效的手段，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将有利于政府税收的增加、有利于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善、有利于公共积累的增加，以及政治民主进程的加快。

教育既是人才这种“产品”的生产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服务过程。教育作为一种服务，其对象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和个人。教育的服务过程，就是服务提供者提供给服务对象的价值传递、价值增值，以及价值实现的过程。例如，教育者——教师，将所掌握的知识、技能以毫无保留的方式，完整地传授给受教育者——学生，使他们学到知识、习得技能，获得综合素质的提升，从而找到理想的工作，获得丰富的工资收入，这就是“价值传递”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实现”和“价值增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承担了一定的教育成本，包括学杂费、生活费、交通费、书籍费等直接成本，以及就业、婚姻耽误的机会成本，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只能获得“价值实现”，而不能获得“价值增值”，家长及其子女就会认为“求学”是一种“赔本”的交易，也就会排斥、拒绝这种教育服务。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家长及其子女会努力追求“价值实现”和“价值增值”，正是人们对教育“价值实现”和“价值增值”目标的追求，促进了人们对“优质教育”的追求。

当然，我们对教育价值的判断，是建立在不同价值标准基础之上的。在教育领域，政府、社会、学校、家长等不同主体，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在教育价值的判断标准上是存在差异的。就中等职业教育而言，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校，都不能“孤芳自赏”、“自欺欺人”，而应该主动接受社会、家长对教育质量的监督、教育价值的评判。近几年，政府、学校为促进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确实尽了很大的努力，不仅极力宣传职业教育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对于个人就业、发展的作用，而且在经济上、教学改革上做出了许多实际的努力。然而，家长和学生却并没有强烈的参与意愿。究其根源，这事实上是一个价值选择过程，家长及其子女认为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的价值不如普通教育，价值增值功能有限，从而倾向于接受普通教育，争取进入高等院校深造的机会，获得更高的价值增值。

二、中等职业教育个体收益的理论分析

（一）中等职业教育个体收益的表现

教育投资收益，是通过教育、培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存量，在各项经济活动中所创造的价值，以及所产生的效益之和，包括各项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从个人角度考虑，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在于人力资本积极所推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带来的个人收入的增加；教育投资的非经济收益，即通过教育，获得个人立足于社会的“资本”，即：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就业和发展机会的增加，职业晋升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更多的自尊满足和全面发展的机会，以及个人观念、学识、素质、修养的全面提高。具体分析如下。

从个体的经济收益来讲，受教育者因获得知识积累和技能培养，劳动者素质相应地提高，他们将在劳动力市场获得较高的收入水平：一是根据投资－收益对称原则，个体为完成职业教育付出了相应的货币成本和机会成本，要求在就业收入中获得相应的补偿，而用人单位招聘技术相对娴熟的职业人才，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回报，也愿意承担较高的工资支出。因此，双方在签订劳务合同时，就会确定较高的工资水平，这是个人所能获得的最直接的经济收益；二是受教育者（尤其是接受职业教育）具有更强的就业竞争力，更容易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理想的工作，即使在经济衰退（或低潮）时期，在面临被解雇压力时，仍然会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因而其经济收益相对稳定。实践证明，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最容易成为失业者的，是那些学历较低、劳动技能较差、知识结构陈旧的人；三是受教育程度越高，受教育者深造的机会就越多。而深造机会越多，通过深造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也就更大。例如，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受过初等教育者一般只能报考中等职业学校或普通高中；受过中等职业教育者可以继续报考高职学校；受过普通高中教育者则可以继续报考高职学校或大学；四是受教育者具有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受教育者由于知识面更广、技能相对较为全面、创新能力更强，因而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在技术创新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他们更容易适应环境变化的要求，有更多的更换职业、岗位的机会，从而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五是受教育者具有更强的理财能力。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与个人投资、理财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与受教育程度较低者相比，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具有更强的理财能力，更能合理安排个人支出、理性地消费和投资，从而增加单位货币支出的收益，这相当于增加了实际收入水平。

从非经济收益角度来讲，个体的收益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将赋予受教育者更强的消费选择能力，赋予其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更优质的闲暇方式，从而使其享受更多的生活愉悦；二是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有利于改善受教育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实践证明，劳动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经历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劳动者，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力，更容易获得理想的工作；三是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以为受教育者带来相应的“精神收益”。对于爱好学习的人来说，学习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事实上，为学习而学习，将学习视为纯粹的精神享受，并乐在其中者大有人在；四是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赋予了受教育者更强的劳动技能，这将有利于劳动者的晋升和流动，有利于劳动者职业生涯的改善，最终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五是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将有利于促进个人学识、观念、素质、修养的改进，使其获得更好的自尊满足、更全面的发展机遇、更高的社会地位。

（二）教育收益与个人理性选择

家庭为子女进行教育选择，主要是出于对收益最大化目标的追求。在职业教育选择上，能否实现收益最大化，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家长及其子女是否充分掌握招生及教育过程的相关信息，包括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情况，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相关优惠政策，不同专业、学校的特色，以及不同专业、学校的招生要求，等等。这是个人作出理性选择的基础；二是家长及其子女能否清晰把握自身基本状况，主要包括家庭经济状况，个人学习成绩、个人爱好和特长，等等；三是家长及其子女是否充分掌握行动结果的信息，即能否准确把握通过接受中等职业教育，能获得什么样的知识积累，可以得到何种技能培养，以及升学机会、就业机会、发展机会如何，等等。这是个人能否作出理性选择的关键。

在是否选择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问题上，任何个人和家庭都难以全面把握各项信息，再加上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做出的选择必然是有限理性的。也就是说，由于信息和条件的限制，个人和家庭的教育选择很难实现“最优”，而只能是接近于“最优”选择，也就是得到“基本满意”的结果。因此，家庭及其个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选择，是以“满意”和“合理”为行动准则的。

从家长对子女的教育选择来看，出于对自身阶层劣势的考虑而产生的向上流动期待，是家长教育行为选择的出发点，但受自身资源、条件的限制，他们在选择教育投资类型中，表现出高度谨慎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讲，家长及其子女的教育选择，首先是立足于“生存理性”的选择。“生存需求”是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出于生存考虑的行为选择，表现出明显的“避害”和“逐利”特征。随着教育的多元化发展，人们的教育选择空间不断扩大，家庭教育选择行为逐渐从“生存理性”延伸到“经济理性”、“发展理性”，即通过必要的学习，获得最大化个人收益，以及最佳的发展机遇。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以及中等职业学生的升学、就业机会来看，难以满足个人的收益最大化、发展机遇最佳化，这是家庭、个人排斥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仅仅依靠降低中等职业学生的个体成本负担是不够的。随着人们教育选择行为从“生存理性”延伸到“经济理性”和“发展理性”，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更应该倾向于为学生培育良好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

当然，受自身资源、条件的限制，家庭及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由于他们对社会发展趋势把握能力有限，加上人才培养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教育选择的出发点与最后的结果通常存在较大的差距，人们的教育选择“经济理性”和“发展理性”并不能确保结果实现“收益最大化”和“发展机遇最佳化”。事实上，家庭和个人的经济理性、发展理性与“社会理性”并不完全是一致的。根据萨缪尔森的“合成推理的谬误”理论，某些行为选择对个人来说可能是合理的，但对整个社会来说不一定是理性的，比如当劳动力市场上，某一领域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时，家庭及其子女可能倾向于选择该领域的相关专业，这种行为是理性的。但他在作出选择时，并不能完全知道社会上其它同龄人的选择，如果多数人都作出同样的选择，他们修完学业后，就将面临严峻的就业挑战，这又将对后来的选择者产生相反的影响。正是在这个市场选择过程中，家庭及其子女总是在不断的选择中试错，并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选择，社会群体将逐渐由“非理性”向“理性”靠近。

三、中等职业教育社会收益的理论分析

中等职业教育，在为受教育者带来个体收益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收益，包括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等职业教育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收益

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里，我国经济、社会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但从总的来讲，过去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式发展，这不仅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了较大影响，而且经济增长的本身，也是不可持续的。要想改变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实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改变过去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依靠科技进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传统产业被淘汰，新兴行业不断兴起，社会职业岗位也不断推陈出新。中等职业教育以其独特的优势，迅速培养了大量掌握一定理论知识、具备较强技术能力的专业人才，满足了社会发展、经济转型的需要，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中等职业教育社会经济收益的首要表现。

（二）中等职业教育在促进就业、缓解结构性失业困境方面的收益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劳动力基数大，劳动力供给较为丰富，尤其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亟待从农村体系中转移出来。加上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加，劳动力就业压力较大。但与此同时，东南沿海地区（包括一些内陆省区）的“用工难”问题却与日俱增。这些地区的“用工难”，主要表现为“技工荒”。劳动力市场这种“失业严重”与“用工难、技工荒”并存的现象，就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具体表现。职业教育以培养人的劳动技能、提高劳动者就业竞争力为直接目标，对促进就业、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职业教育这种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的作用，彰显了职业教育的社会经济收益功能。

（三）中等职业教育在推进民主进程、实现社会稳定方面的收益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不仅传播文化理论知识、传授专业劳动技能，更注重综合素质的提高，注重民主意识的培养。正是中等职业教育对民主进程的推进，彰显了这种教育形式的社会非经济收益功能。此外，发展职业教育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在我国现行教育体制下，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学生将面临分流，在部分进入普通高中或职业中学的同时，部分学生分流至社会。如果过早地流至社会，由于知识技能不强，他们将进入社会，成为没有知识、没有技术、没有工作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参与一些不良的社会活动，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事业，吸纳更多的青少年进入中等职业院校、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将有利于推进民主的进程，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

（四）中等职业教育在完善教育体系、保障教育公平方面的收益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教育体系也日趋完善，不仅办学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办学形式也日趋多样化，这逐渐改变了过去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独大的发展局面，也有利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日趋完善，彰显了国家“加快教育结构调整，促进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发展”的政策要求。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的低成本、短周期特征，与社会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投资承担能力较为符合，有利于满足更多低收入家庭子女的教育需求，从而有利于保障教育的公平。可见，完善教育体系、保障教育公平，也是我国中等职业教育非经济收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四、中等职业教育的收益特征分析

纵观中等职业教育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我们可以将其收益特征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中等职业教育收益的寄载性和间接性

一方面，作为一种促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职业教育对劳动力资源的开发，是通过培养劳动者素质和职业能力来实现的。这种素质、能力培养，是以劳动者本身为载体的。即教育、培训所形成的知识、技能，是附着于劳动者个体之上的。更直接地讲，教育的价值（收益）是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服务）的总和。由于我们无法将劳动者及其所获得的知识、技能、素质区别开来，这些知识、技能、素质隐匿于劳动者身上，在劳动者的生产、劳动过程中逐渐以隐匿的方式释放出来，物化为具体的劳动产品（或服务）。因此，中等职业教育的收益，具有典型的寄载性特征；另一方面，与其它任何教育形式一样，职业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开发过程，对不能直接地产生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而只能暂时凝结于劳动者之上，并在劳动者长期的生产、劳动实践中释放出来，因而表现出收益获取的间接性。同时，职业教育投资，不是直接投入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首先投入人才培养领域，这种投入难以直接获得相应的经济补偿，也不能简单地以“人才产品”的数量来计量职业教育的收益，只能通过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成果来计量、评价其收益。此外，职业教育的收益，更主要的是通过劳动者精神文明、职业道德的提升，间接地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提升来实现的。综上所述，中等职业教育的收益，具有典型的间接性特征。

（二）中等职业教育收益的递增性和长效性

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假设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将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一种（或多种）不变的生产要素之中，随着这种可变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单位投入的产出量将首先呈增加趋势，但当投入达到一定限度时，产出量将呈递减趋势。但理论界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却始终具有收益递增特征。这种收益的递增性，是累积效应、扩展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所谓累积效应，是指随着劳动者知识积累、技能锻炼、素质培养的不断增长，蕴藏于劳动者身上的生产能力将会以倍增的方式释放出来；所谓扩展效应，是指对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不仅可以使其自身获得多种收益，以及能力的提升。还可以通过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实现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提升，获得教育投资的“附加效果”；另一方面，中等职业教育投资的收益具有长效性特征：知识积累、技能锻炼、素质培养，对于劳动者而言，其受益将是终身的。知识、技能、素质隐匿于劳动者身上，只要劳动者参与劳动实践，知识、技能、素质就会发挥作用。可见，中等职业教育投资，为劳动者事业的经济的、非经济的收益，将会是终身的。

（三）中等职业教育收益的综合性和多样性

从职业教育收益的实现途径来看，职业教育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升了劳动者素质，在使个人获得各种经济、非经济收益的同时，通过劳动者对知识、技术的创新和传播，推动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以及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从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实现了职业教育的社会收益。一方面，从个体收益来看，劳动者知识、技能、素质的提升，将会为其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是其经济收益的具体表现；而职业教育为劳动者带来思想观念的更新、生活方式的改进、社会地位的提升乃至婚姻机会的增加，则是其非经济收益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从社会收益来看，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将有利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利于包括劳动力资源在内的各项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有利于社会福利和经济水平的提升，这是中等职业教育社会经济收益的具体表现；而中等职业教育所带来的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社会收入分配等各方面趋向公平，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高社会公众参与民主政治进程等，则是中等职业教育社会非经济收益的具体表现。由此可见，中等职业教育的收益表现出明显的综合性、多样性特征。

（四）中等职业教育收益的滞后性和模糊性

物质资料的生产，根据产品（服务）性质的不同，从生产要素的投入，到投资收益的获得，尽管其收益周期各不相同，但都具有即时性特征，且收益的界定是清晰的。然而，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其收益具有滞后性、模糊性特征：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方式开发人力资本，这个过程本身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收益，只有当受教育者具备一定的素质和能力后，进入社会生产实践，在从事生产劳动中才能彰显其收益；另一方面，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需要经历较长的周期。即使是短期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效益的实现也具有明显的滞后性，需要经历较长时期的“转化期”。与此同时，中等职业教育的收益还表现出模糊性特征。正是中等职业教育收益的滞后性、多样性，以及较长的收益转化周期，使得这种收益的计算更加复杂，我们很难对职业教育的收益加以精确的计算。首先，职业教育的收益，除可以以货币计量的经济收益外，还包括各种不可以用货币衡的非经济收益。如职业教育促进劳动力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的形成和强化，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民主进程步伐的加快等，就难以用货币形式加以衡量；其次，职业教育在促进人力资源形成的同时，通过劳动者知识传播、技能传播等，实现收益的倍增和扩展，我们很难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效益；最后，职业教育的收益，对于个体而言是终身的，对于社会而言，其收益和影响可能更加持久。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对教育的全部收益完整地加以定量计算，只能对其作出定性的评价。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