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困境的伦理审视及其道德哲学回应

牛庆燕^[1]

摘　要：人类社会发展和繁荣的背后潜隐并伴随着严峻的生态困境，生态难题的凸显不仅触动了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底线”，甚至把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推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如果说生态伦理学的勃兴体现着时代忧患意识的觉醒，那么，超越传统生态伦理学的研究范式，对生态困境难题进行道德哲学形式上高度的价值了悟和统摄性的生态把握，为当前一系列生态难题的解决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不仅为直面并化解生态难题奠定了“源头”上的理论根基，而且成为绿色文化背景下的一场新的生态道德启蒙和文明觉悟。

关键词：生态困境；伦理审视；道德哲学；和谐之境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便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并没有把人类引向“伊甸园”，而是把人类拖入了空前的困境与危机之中。生态或环境问题的凸显似乎正在颠覆一个时代，同时也在缓慢地拉启着另一个时代的帷幕，因为，一方面，“生态”或“环境”的概念已经越来越脱离它们始源的事实性描述或价值中立的内涵而为新的时代所赋义，在生态困境难题日益显著的当前社会，回归一种“生态”或“和谐”的境界成为人们共同的渴望与企盼，于是，“生态”概念也便涵摄了一种鲜明的反思性与批判性的思想特质从而打上时代的印记，它们承载着人们的自责、悔恨、焦虑、困顿、愤怒和对生命和未来的深深的忧患；另一方面，它们也承继着人类新的价值预期，希望能够通过对生态困境根源的探寻以及经过痛彻的价值反省之后的自我拯救而开辟出新的生存通途。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带动了近现代以来“绿色思潮”的勃兴，如果说它起始于人类对自身生存命运的关注，那么重建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正视自人类产生之初便或隐或显伴随的“生态困境”难题，并努力寻求应对策略，便是整个人类的共同使命。因而，通过审视当今时代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境问题的现状，在生态伦理价值理念关照的基础上实现道德哲学的形上回归，应当是寻求应对生态困境的有效路径，从而实现生态自然世界与精神价值世界“和谐”的辩证复归。

一、生态难题的凸显

伴随着人类科技文明脚步的向前迈进，人类世界涌现出不计其数的并令人欢欣鼓舞的现代科技成果，在控制理论、信息技术和相对论的综合研制开发基础之上，系统空间模拟技术、电子微观控制技术、基因克隆技术等高新技术成果相继呈现并潜移默化地渗透影响着当今世界。如果说，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使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操作，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机器时代”，那么，20世纪的电子信息技术革命则以历史前沿的高端科技的面貌作用于整个世界，把人类社会带入一个快速便捷的“数字化时代”，不仅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而且创造出不计其数的物质财富，人类在现代化的轨道上真真切切地体验着高科技带给世界的恩惠，科技发展、经济繁荣与文明进步是人类对历史未来发展的预期展望。然而，人类社会发展和繁荣的背后却潜隐并伴随着严峻的生态困境，自恃“理性”的人类运用科技的利器向自然开战，以一种近乎疯狂的贪婪欲和占有欲片面追求社会物质财富，经济的单边发展势必引发蔓延全球的生态困境乃至不可逆性的生态危机，大气污染、土壤沙化、臭氧层的耗损与破坏、全球气候变暖、淡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锐减、能源匮乏、环境公害持续出现等严峻的形势已向人类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生态难题的凸显不仅触动了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底线”，甚至把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推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痛定思痛，具有理性意识能动性的人类开始警醒并反思人的生存状态，直面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与生态失衡问题，不能仅仅依赖法律和经济手段，还必须同时诉诸伦理信念以唤起人们的醒悟和良知，这样才能使环境保护运动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强制走向自觉。

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困境，美国的蕾切尔·卡逊以一本“绿色”图书《寂静的春天》震撼了整个世界，它向我们揭示了当代人类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难题和生态危机，昭示了20世纪中叶以后所逐渐显露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性危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1]，这是对人类幼稚行为的理性警告，是为唤醒人类环境危机意识的深层表达，此书震惊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随即掀起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对环境问题的讨论和关注，并开启了一系列为应对生态困境而开展的环境保护运动。为应对威胁人类生存底线的全球性的生态困境难题，许多国家和政府从人口增长、技术行为、经济政策和法律规则层面等各个视角寻求解决良策，探究生态困境根源，虽然经过意识深层警醒的人类已经意识到了这一严峻的时代困境，但是从外部措施的视角阐释困境并寻求根源却不是消解危机的根本途径。伴随着20世纪后半叶环境保护运动的深入进行，人们逐渐意识到，生态困境的解读审视及其根源的探寻最终必将落实于行动背后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态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境，是人类在运用理性意识能力认识自然过程中的价值意义世界失衡的表现，从而必然带来人与自然生态世界的外部困境乃至不可逆性的生态危机。

二、生态难题的伦理审视

20世纪中叶以来，为回应和辩答这一全球性的生态困境难题，人类伦理思维的触角极大地向前延伸了，生态伦理，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由孤寂而愈益受到关注，由理论舞台的边缘而逐渐走向中心，这一切无不标志着人类伦理思想的一次新的转折。它从文化的深层视野关注生态问题，探寻最适合人“类”生存与生活同时也最适合自然生态系统永续存在的伦理方式，这不仅是人类生态实践的迫切要求，同时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向。

如果说，生态学从19世纪只适用于自然界，到20世纪中叶扩展到人类社会，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文明跃迁，那么，伦理学从传统只适用于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推扩到新的历史视野下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则体现着时代忧患意识的觉醒和文化的进步。生态伦理学在现实性上起始于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思，发端于对人类生存环境、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命运的关注，这种潜在于人类文明的胚胎之中经过漫长发展而回归的文明觉悟，从一开始就蕴涵着极为深刻而普遍的哲学意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辩证复归。生态伦理的发展突破了单纯注解和延续传统伦理思想的文化模式，第一次把伦理道德的范围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人们以崭新的视角来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倡导人类运用自身的理性和能动性，遵循自然规律，恢复生态平衡，在维护、发展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繁荣的基础上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人类在对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方面开拓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向和研究领域。从人际伦理到生态伦理观念的拓展是人类伦理思想史上的革命，其道德关怀对象范围的不断扩展标志着人类伦理文化观念的革新，它着眼于人类文明甚至整个宇宙世界的普遍进化，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发展史上，必将逐步经历这样一个逐步摆脱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物种歧视枷锁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境界提升过程。一个多世纪以前，进步人士为解放奴隶、争取人权而斗争，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生态主义者为解放自然、实现生态和谐而奔走呼号。

在生态伦理的理论视阈中，对于生态困境根源的探寻、对人类生存意义的终极价值关怀的关注以及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伦理隐忧的关切，以非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批判为突出表现，认为肇始当前生态困境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征服自然”的理性意识是当前困境的深层思想理论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在许多涉及所谓生态危机的文章中是个贬义词”[2]，生态伦理的合理性的论证主要建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文化批判之上。人类中心主义的最早明确表述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它把人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此后伯里克利延续此论断，明确指出“人是第一重要”，公元前1世纪，犹太教、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从理论的深层侧面再次印证了一种思想上对于人的主宰地位的认同，宗教世界观使上帝成为世界的主宰的同时也使人类在上帝的特别关照下被赋予了地球的看护者和管理者的独特地位，公元前2世纪，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球宇宙中心说”再次给予人类以宇宙中心的体系证明，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类中心主义逐步形成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表现为诺顿（Bryan G.Norton）的弱的人类中心主义、帕斯莫尔（J.Passmore）的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墨迪（W.H.Murdy）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道德只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范，人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与实现是道德原则的唯一相关因素，人是唯一的道德代理人（moral agent），也是唯一的道德顾客（moral patient），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人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质只具有工具价值，即使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也只是人的评价系统发挥作用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本身固有的“内在价值”，由此把人类身处其中的自然环境绝对化为自己的能量摄取地，从而便为对自然的功利性的疯狂攫取提供了理论上的价值辩护，在此价值观念指导之下，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将人类中心主义由理论推向实践，经过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的“二元论”的机械强化，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主宰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一种既定思维方式便开始潜移默化地熏陶渗透于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实践过程，甚至一度成为时代发展的“价值坐标”。

基于对人类面临的现实的生态困境的忧思，生态中心主义“对一切人类中心主义框架下的理论和决定保持警惕”，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非人类中心主义历经哲学伦理学以及文化价值观层面上的辩证融合，逐渐形成由浅入深的生态伦理派别：包括以辛格（P.Singer）和雷根（T.Regen）为代表的动物解放/权力论，以史怀泽（A.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和保尔·泰勒（P.Taylor）的“尊重大自然”为表征的生物中心论，尤其是以阿尔多·利奥波德（A.Leopold）的“大地伦理学”、阿伦·奈斯（Arne Naess）的“深层生态学”和罗尔斯顿（H.Rolston）的“自然价值论”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其影响辐射面覆盖整个生态伦理领域，并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环境运动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它们针对人类中心主义自身的理论弊端分别提出了积极的应对策略，从人类自然观、价值观、伦理观的理论思维层面和生态实践层面以及制度层面进行了一定深度的理论原则探寻，从而在理论价值观的意义上为人类重新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重新审视近代工业文明成果和人类生存方式，提出了一种以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生态和谐”为旨归的文化伦理价值观念，这是生态中心主义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难题对困境根源的理论探寻，同时也是生态伦理自身的理论旨趣所在。在生态中心视野的关注下，伦理学的权利、价值、义务的概念范围突破了原来的伦理框架向前发展，认为非人类存在物不仅具有相对人类而言的工具价值、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因占据生态自然系统各自相互不可替代的“生态位”而拥有本身固有的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于是，在人类履行环境义务方面，因所有生命权利的等同而要求人类必须善待一切自然存在。由此，“过去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因为它认为伦理只涉及人对人的行为。实际上，伦理与人对所有存在于他的范围之内的生命的行为有关，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他才是伦理的”[3]。“只有体验到对一切生命负有无限责任的伦理才有思想根据。”[4]所以，生态伦理应当是一种走出“中心”的整体主义大伦理观，这是一种人与自然一体相依的“整体思维”和“绿色思维”。

因为，从根本上说，人类是整体自然生态系统的内部要素，人类作为自然之子，首先是一种自然存在，人与自然二者具有内部同一性，人类依靠自身理性的力量可以能动地改变自然却不能脱离自然而孤立存在，所以，人能够超越自身却永远不能够超越自然本身，只有在有意识地维护自然的和谐与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够确保人类自身的永续与繁荣，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运行有利于维护地球生物圈的稳定、完整和美丽，这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运行本身的内在目的和应有之义。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生态伦理是一种基于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文化伦理理念和哲学形上的了悟，是人类在经过痛彻的自我反省之后的“自我发现”，是一种对客观自然规律科学认知基础之上产生的谦恭和敬畏的伦理心态，是“真”与“善”相伴而行的伦理使命和伦理责任。所以，人类既是一种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居于自然与社会连接枢纽之上的人类应当进行一种全新的价值判断和意义思考，站在狭隘的人类中心立场难以真正对自然生态系统引发一种由内而外的热爱、尊重与敬畏情感，人类只有依靠生态道德意识的觉醒，动员情感的“道德冲动”力量，基于“类本质”的人性“普遍物”，用真心、伦理精神和道德思维去培养对自然的“爱”的情感，关爱自然万物，真诚关注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和生态困境难题，并为之进行道德哲学形上高度的价值了悟和统摄性的生态把握，才能够为当前的一系列生态难题的解决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以期走出生态困境，走向生态和谐。

三、生态困境的道德哲学回应

“生态”与“生态学”的概念是伴随着20世纪西方环境问题的呈现而被一部分理论学家提出的，“生态”的概念本身便含有对“困境”难题的忧虑、反思与合理应对的内涵，近年来，“生态”一词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生态学”的界限而推扩到许多交叉学科形成的“价值”领域，已经不单纯是“生物的居留场所”和“生命的存在状态”，更是一种“生存姿态”和“生活样态”。“生态困境”难题不仅是生态系统结构失调、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乃至生命维持系统崩溃瓦解的外部自然生态困境乃至“生态危机”，同时是内部人格生态困境以至“精神危机”，而后者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层根源，对此不加以认真审慎的反思与警醒，势必引发潜在于人类文明深处的价值生态链条的扭曲与断裂，带来不可逆性的文化困境甚至是“文明困境”，而这又将会演化成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危机”。所以，探寻生态困境难题的根源，应当着眼于人类的精神价值理念，通过道德哲学体系建构内部人格生态的平衡。

在现实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哲学体系中，“伦理精神至少有两种形态，思维形态或认知形态的伦理；冲动形态的伦理”[5]所以，认知和冲动构成了伦理的两种形态，即道德哲学体系是内在地包含认知形态的伦理与冲动形态的伦理辩证一体的有机生态系统。对此，两种形态的区分最初导源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他认为：“心灵有两个能力，即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的先天原则从现在起就被查明了，它们应用的条件、范围和界限也就得到了规定，不过，稳固的基础也因此作为科学的、成体系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奠立起来了。”[6]即认知能力与欲求能力的区分构成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基本形态底蕴。在黑格尔那里，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中指出，“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7]，而“精神一般说来就是思维，人之异于动物就因为他有思维”，这里，思维和意志并不是精神的两种不同的官能，“意志不过是特殊的思维方式，即把自己转变为定在的那种思维，作为达到定在的冲动的那种思维”，即意志是冲动形态的特殊思维方式，它隐含着把思维实现出来转化为定在的冲动力量，所以，“思维和意志的区别无非就是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的区别”[8]，这里，黑格尔的“理论态度”和“实践态度”的区分以及上面提到的康德的“认知能力”与“欲求能力”的辨别共同为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概念区分划定了基础，所以，现代完整的道德哲学体系应当通过哲学的回归和把握来谋求两种能力和两种态度的辩证一体。

从理论的态度来看，应当通过“类本质”的觉醒和精神自由的体悟纠正“自然观”、“科技观”和“人性观”的理念误区。人之为人，在于不仅拥有一般的“生物进化”系统，而且拥有自身独特的“文化进化系统”，这种特殊的文化进化方式使人作为一个“类”的整体从动物本能世界中超拔和提升出来，以伦理和道德的生命力量体现“类本质”和“类”的生存方式，使个体内在的生命秩序在道德价值的引导下与社会生活秩序相契合，规范引导人类摆脱不合理的物质欲求，追求富有道德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合理“得”到，这就是人类生存的“自由”之境。在黑格尔的理念中，真正的意志“自由”是以“解放”的姿态实现的，外在自然与社会控制下的“解放”和内在物性情欲束缚下的“解放”构成了完整的人“类”自由的实现过程，而现代性的到来却遮蔽了人的道德认知，造成“精神自由”的失落。

首先，“自然观”的误置。主客一体的原始思维模式塑造了人与自然在远古文明时期的古朴和谐关系，建基于“主客一体”的经验直觉思维基础上的生态理念具有直观混沌的总体特性，并缺乏对自然规律的科学体认以及过多地强调了人对自然的先天依附性，人类在自然面前只能遵循和顶礼膜拜。主客二分的工具论和认识论思维模式导致了“天人相分”的机械论自然观，即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激烈的冲突与对抗，在否定自然的实践行动中实际上又在不断地否定人类自身，因而，不应当是“人为自然立法”，而应当向内追索，使“人为自身立法”，在“主客一体”的思维理念下，建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有机契合的系统生态“自然观”，探寻“自然观”之“实践—认识—审美”链条的辩证契合，唯有如此，人类才经历“自卑”、“自负”之后真正开始“自省”。其次，“科技观”的异化。人类运用科技理性的力量向自然开战，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物质财富的累积，然而，生态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缺位”却使科技理性的发展偏离了预定的“轨道”，科技理性已从实现人类生命自由和解放的工具变为奴役人和统治人的工具，科技“异化”了，人类沦为技术的奴隶，自然沦为对象化的工具，人与自然的关系支离破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离瓦解。因此，应当重新确立科技理性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定位，在生态理性和伦理精神的信念支撑下，超越功利主义科技观与理性主义科技观，凸显科技理性内蕴的价值含义，注重科技理性应用的社会效应，对人类与整体生命自然世界进行总体的生态把握与关注，直面科技理性的膨胀所带来的人类的生存困境和生态难题，确立科学理性、生态理念与价值关怀相契合的生态“理念”，建构“科技理性—生态理性”辩证融合的合理生态体系，使“科技理性”成为“生态理性”。最后，“人性观”的偏差。科技理性对自然的“祛魅”曾一度带来了全球生态的恶化与人的异化，在物欲追求和消费享乐面前，人的生存意义逐渐单面化，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丧失，人的精神价值意义失落，现代性将人的“欲望”高度膨胀并合理化为人的生命本质，于是，人类被主观情欲所支配，并一度成为“欲望”的奴隶，人在自然面前不再具有神圣性的敬畏感，失去了对生存家园眷恋和依赖的道德情感，由此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历经启蒙运动之后的“上帝之死”，必将伴随而来的是“人之死”与“自然之死”，人不仅是社会之子，在生命的源头上考察，人更应当是自然之子，超越自在的“生物自然人”、“理性经济人”的存在维度，应当寻求自觉追求和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生态人”，重建人性深层的终极价值实体，走出困境。

从实践的态度来看，应当运用道德哲学的方法直面并化解最大的生态实践难题，即集体行动无意识的“伦理—道德”悖论，走向“生态和谐”。“由本体向认识、由认识向价值、由价值向行为过渡，是道德哲学体系必须探讨和建构的历史与逻辑过程。”[9]在充满竞争性和功利性的契约社会中，个体对自身和社会往往产生认同危机，从而造就“原子化”的世界，带来实践困惑，但是，真正灾难性和全球性的“生态困境”问题的呈现往往并不是任何个人力量使然，而恰恰是集体或实体的“造化”，在具体的生态自然世界，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集体或实体似乎应当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的“至善”整体，原则上应当是“道德的个体”，从而“理所当然”地逃逸于道德审判的舞台，当脱离了“类本质”的精神价值引领，一旦充分张扬“个体”的本能欲望，后果将不可预知，当“伦理的实体”成为“不道德的个体”时，必定会造成“伦理实体”与“伦理实体”、集体与集体的利益博弈，造成现时代不得不需要加以警醒和反思的实践难题，这就是集体行动无意识的“伦理—道德悖论。”通过个体—集体—实体的提升和实体—主体的体悟，以“实体式研究”的方法代替“原子式探讨”的范式，应当诉诸作为“整个的个体”的伦理实体的道德觉悟和精神价值底蕴找寻灵魂深处的“诺亚方舟”，以生态的思维与伦理的思维两种思维向度实现所谓生态文明价值转向，使生态世界中“伦理的实体”作为整个的“道德的主体”去行动，建构未来绿色和谐的生态自然世界。

“和谐”并非绝对的同一和一致，而是包含着差异、对立的多样性的平衡、协调与合作，是真正的“包容万物”和“兼收并蓄”，是在面对冲突、协调矛盾冲突并发挥各种要素效能的基础上实现的“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直面自然生态困境，人类应当首先克服精神生态困境，在道德哲学的意义上设置一种先定的“价值直觉”和“价值承诺”，即“生态和谐”，因为“和谐”不仅是现实生活世界的目标归宿，同时也是道德形上层面伦理世界与道德世界的“文化本性”和“文化本务”，通过伦理精神的文化“解释系统”的努力设定“和谐”的价值目标，从而建构合理的精神价值世界与生命意义世界，以指导生态实践行动，对付“生存困境”，建构“人—自然—社会”和谐的绿色世界。因此，“和谐”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最高价值指向和“精神自由”，是认知与意志、思维与理性、知与行的统一之境，是生态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和谐之境。在具体的生态自然世界，通过建构伦理世界中伦理实体之间、伦理规律之间、伦理个体与伦理实体之间“预定的和谐”与道德世界中“道德”与“客观自然”、“道德”与“主观自然”、“道德规律”与“自然规律”之间“预定的和谐”，能够有效推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生态和谐”，实现精神价值世界与生态自然世界“和谐”的辩证复归。

因而，唯有从道德哲学的高度对现实的生态难题进行统摄性的生态把握才是克服难题的可能之途，才是一种从“源头”上架构、探析生态困境根源并能够为未来的生态实践准备理论根基的合理方式。因此，从宏远的意义上来说，这不仅是生态伦理视阈中的“伦理启蒙”和“道德觉悟”，并且是更深层意义上的“启蒙之后的启蒙”和“觉悟之后的觉悟”。

参考文献

[1][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63.

[2][美]W.H.墨迪.一种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J].哲学译丛，1999（2）：26.

[3]王正平，等.现代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47.

[4][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9.

[5]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1.

[6][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9 10.

[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0.

[8][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启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2.

[9]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0.

【注释】

[1]牛庆燕（1978—），女，山东泰安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道德哲学与伦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