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科学的产生

1.3.2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科学的产生

尽管近代自然科学在保护技术研究中得到了应用，但是，受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研究条件等方面因素的制约，这种应用研究只是初步的。在中国，近代以前的保护方法主要侧重于库房建筑、防火、防水、防盗、防霉、防虫与托裱方面，处于零散的、片断的、经验的、封闭的、初级的研究层次上，也缺乏系统的整理。欧美国家也是如此。20世纪以前，尽管以试验为主导的近代自然科学在修复领域已经得到了应用，但是就整个保护体系而言，试验的方法只是保护的参考和附庸，并不是主要的方法。同时，“所有的重新利用（reuse）、改变（alteration）、完善（completion）和保护（conservation）彼此之间并不能严格地区分开来”。^[101]因此，直到20世纪初，保护并没有形成一门科学。

在保护科学研究方面，进入20世纪尤其是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和试验方法的运用开始占据了主导地位，研究规模增大了，西方工业化国家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实验室，如美国巴罗实验室、英国博物馆研究实验室、卢浮宫实验室、意大利国家档案馆照相复制与修复中心和图书馆病理学研究所等，不少大型馆藏机构以及保护教育机构也着手从事与保护有关的研究工作，如美国国家标准局、美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公共档案馆、法国国家档案馆、印度国家档案馆和（原）德意志联邦档案学校、哥白尼大学等。从研究内容方面考察，上述机构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相继开展了光、热、水蒸气、有害生物、空气污染物方面的试验，在环境因素对文献材料的影响等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还进行去污、加膜、纸张人工老化、熏蒸杀虫等试验，对于保护档案文献遗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保护理论研究方面，以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前任主任Cesare Brandi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Brandi提出，“没有根除降解因素的任何介入是无用的，也是无效的。然而，当代面临的困难提出了警告，一来许多损坏因子并不容易根除，二来这种做法可能并不在保护的范围之内”。^[102]到了20世纪早期，“作为一门专业和研究独立的领域，保护的思想此时已经形成了”，“也正是这个年代，当代保护概念及其组分首次得到了讨论和检验”。^[103]正是由于与保护有关的试验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研究的支撑以及两者的有机融合，“遗产保护”作为一门科学在20世纪30年代宣告诞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经过长期发展之后，档案文献遗产作为一门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不仅具备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特定的任务，而且形成了系统化的专门知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档案理事会、国际图联、国际博物馆协会等国际性组织的成立，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从而使得保护走上了科学化、组织化、制度化、合作化的道路。此后，国际保护界在文物、档案、图书的保护与修复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为保护档案文献遗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