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根源

1.2.2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根源

根源是指“使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60]促使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活动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当属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

遗憾的是，将档案文献遗产价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目前，关于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档案文献遗产组分价值的探讨，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成果相当丰富。以档案文献遗产的组分之一——档案为例，《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扼要地将其概括为“档案具有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61]冯惠玲、张辑哲认为档案具有“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现实价值和长远价值”、“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62]浏览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成果不难发现，国内关于档案价值的讨论非常热烈，出现了许多观点，张斌将这些观点总结为“客体价值说”、“主体价值说”和“主客体价值说”三种主要理论观点。^[63]傅荣校则将其归纳为档案价值客体决定论、档案价值主体决定论、劳动价值决定论、档案价值主客体关系论，并阐释了档案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现行价值与非现行价值、暂时性价值与永久性价值、潜在价值和直接价值。^[64]……凡此种种关于档案价值的研究，尽管并不是针对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的专门论述，但有助于认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同理，“图书是人类积累、存储和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它具有保存人类精神产品、交流传递知识信息、进行社会教育和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等多种社会功能。”^[65]“文献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它能帮助人们克服时间与空间上的障碍，记录、贮存和传递人类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从而推动人类知识的增加和科技的进步。”^[66]这些关于图书价值、文献价值的认识，也无不有助于发掘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应当看到，这些关于档案文献遗产组分价值的深入研究和系统揭示，为从整体上认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奠定了基础。然而，如果只看到档案或者图书、文献的价值而忽视了作为整体的档案文献价值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显然也是不完备的。因此，需要从整体上对于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进行梳理。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试图采用“层析法”对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进行探讨。层析法是把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当做一个整体性事物，通过层次分析使之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梯度图的方法。^[67]其基本出发点是，档案文献遗产是抽象和具体的有机结合，它既可以是一个可数名词（如一份档案、一本古籍），也是一个不可数名词（如国家档案全宗、全部古籍），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其价值构成的不同层面，即整体价值、部分价值和个体价值。

整体价值是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作为一个整体考察时所具有的宏观价值效应，它是广义价值与狭义价值、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现实价值与潜在价值、静态价值和动态价值的统一。其中，广义的价值又包括正价值和负价值。当档案文献遗产的客体属性和功能能够满足主体需要时，它具有正价值；反之，它给主体带来了危害时，就产生了负价值。狭义的价值则指正价值。绝对价值指遗产价值的绝对性，它表现为对现在和未来的“有用性”，这是不容怀疑的。相对性指它对主体的价值有大有小，对社会的影响有远有近，这是有条件的，可变的，因而是相对的。现实价值是已经实现了的价值，而潜在价值则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及主体认识能力的变化而改变，其价值会逐渐得到体现。静态价值表现为实物价值和信息价值，而动态价值主要指档案文献遗产在制作、加工、复制等过程中产生的价值附加。

V^[68]档案文献遗产=［V_广义，V_狭义］

　　　　　　 =［V_绝对，V_相对］

　　　　　　 =［V_现实，V_潜在］

　　　　　　 =［V_静态，V_动态］

在部分层面上，上述4对价值表达中的任一方面都可以看做是部分价值。此外，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档案文献遗产相对于全球而言，某种或某几种类型的档案文献遗产相对于全部档案文献遗产而言，也具有部分价值。单独考察某一个地区（国家或民族）、某一类型的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便出现了部分价值。部分价值是相对于整体价值而言的，其大小取决于某一国家、机构或某一类别档案文献遗产的质和量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

V_{档案文献遗产}=［V_中国，V_美国，V_英国，V_法国……］

　　　　　　　　 =［V_档案］∪［V_图书］∪［V_期刊］

　　　　　　　　 　∪［V_艺术品］……

微观价值是针对个体而言的，指遗产单体（个体或一组），如单份（组）档案、一本（套）古籍、一个专题的文献、一组古代铁器等所具有的价值。

V_{档案文献遗产}=［V_一份档案］∪［V_一本古籍］

　　　　　　　　　　　　∪［V_一份期刊］……

可见，从整体价值到部分价值、个体价值，是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的过程。如果进一步分析下去，就需要针对一份（组）档案、一本（套）古籍等进行具体分析。这种分析，参照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要求，需要从档案文献遗产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社会价值进行评判，从而给每一份（组）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提供准确的判断。显然，这种判断是对档案文献遗产在我国经济建设、科学研究、政治工作、行政管理、法律事务、文学艺术甚至日常工作、生活中所发挥作用的肯定。^[69]不仅如此，这种对于具体档案文献的价值的识别可以看做是档案价值的鉴定过程，其结果可以作为入选《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重要依据。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建立了一个档案文献遗产价值层析图，见图1-2。

图1-2　档案文献遗产价值层析图

正是因为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人们都在想方设法地加以保护，使其避免由于人为的和自然的原因导致的破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尽管如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档案文献遗产不可避免地走向损毁，产生难以挽回的损失。这也就意味着，不论采取何种措施，档案文献遗产或迟或早都会消失，只不过这一天到来的时间的长短有别。事实上，档案文献遗产无论是质地坚硬，或是质地柔软，都会面临损毁的威胁，差别只在于有明有暗、有大有小、有远有近。正如Neal Putt和Sarah Slade在《预防性保护之协作》的序言中所言：“每一天，博物馆藏品都处于危险之中。”^[70]

对档案文献遗产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人为的有意破坏，以战争最为典型。中国古代的“图书劫”大多是战争造成的。在国外，古代巴尼拔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毁于战火，也是人为破坏档案文献遗产的有力见证。^[71]近代战争以长枪利炮代替了古代的长矛弓箭，对遗产的破坏往往在顷刻之间。本世纪初的美伊战争中伊拉克国家博物馆和一批图书馆连遭劫难是血的教训。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例子就更多，仅以中国为例，1937—1945年间，天津技术研究所图书馆、河北医学院图书馆、大夏大学图书馆、光华大学图书馆、湖南国立大学图书馆的全部馆藏文献被毁于轰炸，清华大学图书馆20万种、35万卷文献和卡片目录被毁，南开大学图书馆22.4万卷文献被毁，南京大学图书馆1939年后10%的文献消失，上海大学图书馆1939年后27%的西文文献、40%的中文文献消失，苏州大学图书馆30%以上最重要的文献毁于1937—1939年间。此外，无法详细列出的遭到损毁的文献机构3000余所，1912—1949年损坏或毁灭的文献达到25%～74%。^[72]人为破坏的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文革”时期造成档案的损毁：河南省档案馆在此期间销毁了65个单位3万余卷的90%，陕西省发生抢劫档案780余起，兰州市档案馆销毁了9万卷，广州市档案馆销毁了馆藏档案的93%以上，四川达县156个档案室被砸……^[73]

除了人为的破坏外，自然因素对档案文献遗产的破坏也不容忽视。洪涝、地震、飓风、台风、龙卷风、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等，虽然是漫长人类历史的短暂一幕，但它们所造成的档案文献遗产的损毁却是无法弥补的。火灾、虫灾、鼠害、失窃、战争、掳掠、盗窃、非法买卖、过度使用等行径以及强光、不适宜的温湿度、灰尘等不良环境，给档案文献遗产带来的损害也是触目惊心的：

根据初步统计，我国各类图书馆、博物馆、文物管理单位目前收藏的3000万册古籍文献中大部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残破。其中，国家图书馆馆藏100万册珍贵善本特藏中，轻度破损的有13万册，中度破损的26万册，重度破损的12万册。国家一级文物敦煌遗书有5000米等待修复，宋元善本、金石拓本、舆地图也有大量需要整修并加装盒套。更为严重的是，不少古籍善本文献正在加速酸化和脆化，发生着肉眼看不见的破坏。通过检测，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纸张pH值平均只有6.1，大于或等于7的比例仅占8%，需要对古籍进行脱酸、去酸和防酸化工作，否则一旦古籍的pH值下降到5，将面临严重的酸化情况，后果严重。^[74]正是因为这些破损现象，需要修复的古籍超过1000万册件，其中需要进行抢救性修复的珍贵古籍约有20万册件。^[75]

金榜是典型的手工纸质文书，被视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标志性的档案文献，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文献具有重要意义。现存金榜最早形成于17世纪，距今已200多年，全部为满汉文合璧，对于研究满语，尤其是满汉名字转译来说，也是十分有价值的原始资料。然而，“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部分档案存在着虫咬及墨水浸涸的现象，损坏程度近50%，急需抢救保护”。^[76]

另外一项涉及全国29个省、市、县公共图书馆和大专院校图书馆的联合调查显示，这些图书馆的古籍藏书总量为470万册左右，其中亟待抢救的破碎古籍大约100万余册；^[77]浙江省19个市县图书馆的古籍，破损率高达20%～30%……^[78]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这些例证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自西汉直到清末，曾产生各类古籍文献约18万种，今天却仅存10万种，几乎近半的档案文献遗产随风飘逝。^[79]

上述例子只是档案文献遗产遭受损毁的案例而已，如果放在人类的长河中进行完整的考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些当然是“果”，如果追溯“因”，即档案文献遗产遭受损毁的原因，不同的学者进行了系统的概括。代表性观点有：

冯乐耘、李鸿健、郭莉珠将损毁档案的危险因素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80][81]内因在于档案制成材料本身的耐久性，它取决于档案制成材料原料的质量、性质与生产工艺等；外因指档案存放的环境条件，如不适宜的温湿度、光、空气、污染物及害虫、霉菌等有害生物。此外，档案的整理、保管、转移、利用等过程也是影响档案寿命不可忽视的外因，这是对影响档案文献遗产寿命外因因素的拓展。^[82][83]

冯淳玲将古代图书文献遭受破坏的类型分为火灾之害、水祸之害和虫蛀之害，并依次总结了古代的防火、防水以及防霉防虫之法。^[84]

梁广寒将文献遗产遭受损害的因素归结为灾祸、人为因素、不良存储和载体属性不稳定四个方面，见表1-4。^[85]

表1-4　文献遗产遭受损毁的因素

上述成果主要针对档案文献遗产的专门研究。如果放眼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成果，则有更多的论述。例如：

郭宏肯定了人为因素的破坏作用，提出了“造成文物损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人为和自然两个因素是最主要的”。^[86]唐云俊将破坏文物的因素归纳为自然力破坏、建设性破坏、维修性破坏和盗窃性破坏四个方面。^[87]这是对文化遗产破坏因素的高度概括。陈振金则列举了藏品文物遭受损毁因素的细目：“大致而言，不外有火灾、闪电雷击、爆炸、地震、地层下陷、滑动或山崩、台风、暴风、洪水、恶劣气候、窃盗、罢工、暴动、民众骚扰、恶意破坏行为、航空器坠落、机动车辆碰撞、水管或水槽设备之破裂或溢流、启动消防装置渗漏、水渍损害、自燃、过热、烟熏损害、包装不固、人为不当钩损、擦损、刮损、撞损、污损、生锈、起斑、发霉、酸蚀、虫蛀、鼠啮以至第三人责任等，可说不一而足。”^[88]“不一而足”表明文化遗产遭受损毁的复杂性程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注意到了遗产所受到的威胁，并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将这些威胁因素归纳为八个方面：（1）蜕变加剧；（2）大规模公共或私人工程的威胁；（3）城市化或旅游业迅速发展造成的危险；（4）土地利用的变更或易主造成的破坏；（5）未知原因造成的重大变化；（6）随意摈弃；（7）武装冲突的爆发或威胁；（8）灾害或灾变，如火灾、地震、山崩、火山爆发、水位移动、洪水、海啸等。^[89]遗产古国埃及将文化遗产遭受的威胁进一步归纳为“自然原因的恶化”和“人为原因引起的环境因素”两个方面。^[90]前者诸如风、尘暴、尼罗河泛滥、暴雨、表面消逝和露水；后者包括水、下水道、交通、土地、垃圾、故意破坏、建房与改建、忽视、工业行为、娱乐、参观以及公众意识不足。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的第22届全体代表大会上，详尽地分析和归纳了文化遗产遭受破坏的各种因素，见表1-5。^[91]

表1-5　损毁文化遗产因素的分析

透过上述研究成果不难看到，同建筑、遗址、自然风貌等文化和自然遗产相比较，档案文献更容易遭受损毁。档案文献遗产质地的脆弱性和生命的有限性，无时无刻不受到自然或者人为因素的影响，从而不可逆转地沿着损毁之路愈走愈远。这种演变趋势严重影响了档案文献遗产价值及其利用。因此，如何保护它们，“……不是假设的需求，而是现实的问题”。^[92]

正是因为档案文献遗产无可替代的价值和不可避免的损毁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的必然存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是化解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正如《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所规定的：“保护的目的是真实的、全面的保存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从早期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经验的积累，到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的运用，再到当代科学技术的广泛使用，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经历了一个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