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目录学的核心价值

二、普通目录学的核心价值

(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核心论

多数人都赞成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核心理论是清人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从刘向、刘歆到郑樵再到章学诚，中国传统目录学逐步形成了一个有核心、分层次的完整的体系。在这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中，虽然也有题录性书目的存在和发展，但总的、纲领性的理论核心是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谓“辨章学术”即对门类纷繁的各科学术予以考据、证明，并条分缕析，“考镜源流”，则是对古今学术发展之渊源进行追溯，通过比较、鉴别，得出正确、纯粹的学术观点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辨别学术及其源流，使学术及其源流彰显、透彻;考订学术源流，使学术源流镜现、明晰。简而言之，即辨别学术和揭示源流。这样，就使得如何更好地揭示出典籍背后的学术文化内涵成为历代传统目录学著作努力的重要方面，而为揭示典籍学术文化内涵而选用的方式方法以及揭示的正确与否，也就成为评价目录学著作优劣得失的重要指标。

而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否定了目录学实践的纯粹技术性”;“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目录学的学科性质作了质的规定与说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理论与传统目录学的其他一些理论、方法相比，具有理论公设的性质，它使得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的各个层次得以统一”。^[16]“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这些特性使得它成为传统目录学的核心理论，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独特传统，成为中国目录学特有的学术功能。中国目录学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分清学术流别，考究学术渊源，进而在学术史上和科学分类上寓于目录的内容之中，以便使目录学能更有效地为学术研究服务。

必须明确的是，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学术史研究是不同的，二者既相近又有区别，“学术史是通过各门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探讨学术领域的形式，学科的产生，学派的建立和重要学者的贡献，并评介重要学术著作的流传和影响。……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通过提供学术文献的手段来完成的，而学术史的研究学术发展和源流是通过研究学术文献达到目的的”^[17]。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主要着眼于学科学术文献的报道，文献内容梗概与学术价值的揭示，进而为学术研究提供线索和材料。而且古代除了辨考目录外，也有其他类型的书目。

近代和现代以来，面对知识的激增，目录学对文献内容和形式的揭示比传统目录学更全面。它研究目录工作中不断变化着文献的类型，文种的多样化，内容的复杂性和文献的变异性，以及服务的跨学科、跨地区等特点，同时还探讨不同类型读者对文献需求的针对性。它采用了多种著录形式，充分运用提要、文摘、索引、述评、综述、注释等方法向使用者显示所需范畴的信息含量和分布位置。数字环境下，目录学有着更广阔的应用空间，搜索引擎、主题指南、学科信息门户等都是目录学在数字环境下的应用。

因此，虽然古典目录学的传统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人们，许多人都认为中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也正在此，主张现代目录学也应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是正如汪辟疆所言，“不明第一说(即主张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所主张者，则忘目录为记载书籍之事，而以编纂学术史之天职，认为编纂目录之天职，而目录之本旨失矣。不明第二说(即主张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所主张者，则视目录为尽人所能为，而以纲纪簿录之能事，责之于掌故胥吏之手，而目录学之效用去矣。是必酌于二者之间，则目录之学，乃由纲纪群籍范围，而略涉辨章学术范围。质言之，则以目录家之目录而兼有史家之目录。本此以言目录之学，则前所言不标举辨章道术之旨，而自能神其绎寸心之用者，或庶几矣。其界义奈何?曰:目录者，综合群籍，类居部次，取便稽考是也。目录学者，则非仅类居部次，又在确能辨别源流，详究义例，本学术条贯之旨，启后世著录之规。方足以当之。此目录学之界义也。”^[18]目录学除了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外，还有取便稽考等价值。“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并不能涵盖目录学的价值体系，因此，它不能作为目录学的核心价值。

(二)致用核心论

多数人同意，西方目录学与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根本差异在于目的的不同，中国目录学的目的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西方目录学思想的精髓在于方便地获取图书。由于目的不同，中西目录学所采用的方法也就各异。为达到辨考学术源流的目的，中国目录学重分类，重小序，重提要;而为了方便地获取图书，西方目录学重编目，重索引，重排序法，重书目控制。实际上，中西目录学都主张致用，中国传统目录学所致之用乃辨考学术源流以指导读书治学，西方目录学所致之用乃方便获取文献及共享文献，致用是目录学的目的。

目录学是以研究揭示与报道文献的外形和内容特征来解决人们对文献的特定需要的矛盾。西方目录学自不必说，中国古典目录学虽然一向注重文献整理，重分类，轻编目，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但这也是在有意或无意地考虑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需要的情况下而做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为，目录学是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科学，“任何时期的目录工作和目录学思想都是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产物，是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与同时代的各种学术思潮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目录学研究在理论基础、方法论、价值观、研究范畴与深度、研究重点、研究路向和学术风格等方面要受到时代诸因素的影响，并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形成了显示时代特征的内容。也就是说，目录学是根据时代的发展需求而不断发展的一门致力于致用的学科，致用是目录学的核心价值。

从上文对目录学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目录学价值体系的构成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目录学的价值体系虽不尽相同，但其价值体系的本质和核心一直并没有改变。目录学价值体系一直是围绕致用价值这条主线展开的。目录学理论是书目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它来源于书目工作实践又指导着书目工作实践，是为书目工作实践服务的，这体现了目录学理论的致用性。而书目工作实践则通过各种书目工具以及书目事业的发展致力于满足人们对信息的特定需要，它的致用性特征更加明显。也就是说，无论是目录学理论方面，还是目录学实践方面，无论目录工作的方法、技术手段等如何改变，都没有也不会影响目录学这一核心价值的改变，相反，技术的发展为目录学的致用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因此，致用是目录学的核心价值，目录学本是一门致用学科(在1983年中国目录学第一届会议上，朱天俊撰“中国目录学本是致用之学”一文)，致用是目录学的生命线。

人们历来重视目录学的致用价值。无论是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导读书治学的理论，还是现代目录学提供书目情报服务的理论，都体现了目录学的致用性质和特点。先秦时期，图书文献有限，信息资源匮乏，书目工作处于萌芽状态，因而还没有真正意义的目录学。秦汉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图书文献的大量增加，人们特定需求与大量信息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书目工作的基本功能便日益凸显出来，一向默默无闻的目录学地位也开始逐渐提升，以至清代一跃而成为“显学”。目录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与时俱进”一直是目录学的一大特点，致用一直是目录学的生命线。古代目录学服务范围有限，最主要的是“读书治学”。古代之确立目录学为“显学”，主要也是由于目录学在“读书治学”方面较好地发挥了致用功能。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书目工作的基本阵地日益扩大，社会作用也日益重要起来。目录学不仅在传统的“读书治学”方面继续发挥着“入门之学”的重要作用，而且在科学研究、资源管理和出版发行领域的社会功能也日益凸显出来，在这些领域中都做出了引人注目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数字环境下，目录学的致用功能更加明显。各种文献数据库、文摘数据库、书目数据库、搜索引擎、主题指南纷纷登台亮相，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突出地体现着目录学的致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