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学的价值体系

目录学的价值体系_数字时代目录学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

一、目录学的价值体系

目录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在记录文献、控制文献、传递文献的过程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也是在解决科学地揭示与有效地报道文献信息与人们对特定文献信息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一)目录学价值体系的形成与发展^[1]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一般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学科价值的形成和体现，是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从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体现。目录学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在目录学的发展过程中，从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来考察目录学的价值体系。

1.从先秦到两汉:古典目录学的产生

目录学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文献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产物。春秋战国时期，文献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孔子为了讲学的需要，对文献进行了整理，整理出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艺。他们不仅采用了不同的编排方法，而且还为《诗》、《书》撰写了“序”，“序”有大序和小序，小序介绍一篇诗、文的写作背景和意图，大序为诸篇之总纲。

孔子之后，文献显著增长，特别是百家争鸣导致文献日益丰富。汉代比较重视文献的收藏和整理，汉代大规模的文献整理是汉成帝时刘向领校图书。刘向等人综合利用前人的成果对文献进行了整理，刘向领衔校书19年，未竟而卒，其成果为《别录》。《别录》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提要目录，即别集附于所校各书中之叙录而成。刘向去世后，其子刘歆在汉哀帝诏命下又用年余时间，编成了《七略》——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分类目录。

《七略》是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它被尊为范式，给整个古典目录起到了一种良好的示范作用。这个范式包括:①有一个分类体系;②有一个总说明;③每类之下有小序，说明各类的学术源流(一般认为小序和总说明即总序，在《七略》中合为“辑略”);④每书都撰有叙录(解题或提要)。来新夏认为，刘向父子等人“把单纯的编目工作提高到了学术研究的高度，使编制群书目录的过程成为建立学科的过程，为后学创建了规制。因此，我国古典目录学是伴随着这几部著名的群书目录的撰著而兴起的”^[2]。也就是说，这些目录不仅仅是在整理文献，而且也是在由整理文献而整理学术。这一主题形成了古典目录学的努力方向，而古典目录学也就随着这些目录范式的出现而产生。

2.三国两晋南北朝与唐宋:古代书目工作的开展与古代目录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从三国开始，在整理图书文献并编制目录时，出现了两种情形:其一，一些学者以《七略》为典范，继续学术性书目的编撰传统;其二，一些学者根据现实的变化，积极探索新的类分图书的方式，开创了新的题录性书目编撰范式。而对这两种不同书目范式的认识与探析，便形成了这一时期目录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题录性书目是便于检索的简单登记性书目，这种书目可以说肇端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汉志》“删其(指《七略》)要，以备篇籍”。题录性书目主要采用四部分类法，该法产生于魏晋之时。“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隋书·经籍志序》)。与《中经新簿》之甲乙丙丁相对应的类名为经子史集。东晋时，李充“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七录序》)。“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任彦升:《王文宪集序》注)。“秘阁以为永制”(《晋书·李充传》)，“自尔因循，无所变革”(《隋书·经籍志序》)。《隋书·经籍志》是现存最早的四部目录，而且是首先采用经史子集而不是甲乙丙丁作类名的目录，它的二级类目也因善于继承前此各目，而成为后代四部目录增删改订的基础。至此，四部分类法经由郑默发轫、荀勖初创、李充确定次序，到《隋书·经籍志》而基本确定了类名和相关细目，它是顺应当时文化典籍的实际变化而提出的，所以称为三国以后目录所采用的主要分类法。

但是，在四部简要目录盛行一时之际，也有一些学者坚守《七略》传统。王俭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位，他不顾四部分类的流行，在《七志》命名与分类上，坚持七分，并且鉴于《七略》名为七分而实为六分还特增图谱一类，成为名副其实的七分体系，其他类名没有实质性的变动;在叙录与小序等方法的运用上，也沿袭《七略》，并创立了“传录体”提要。另一位则是阮孝绪，他的《七录》也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性书目。《七录》在分类上采用七分法，但与《七略》及《七志》相比，它使史部独立，合诸子与兵书为子兵录，不立图谱类，佛道图书作为外篇，等等。许多人推测它还有简单的提要和类序。

当然，学术性书目并非只见于七分体系。四分体系的目录如荀勖《中经新簿》多达14卷或16卷，《隋志序》称其录有“题及言”，其言虽未论辩作者之意，但对图书内容等当有简单介绍。《隋书·经籍志》于各大小类都撰有小序，对辨考学术源流极有助益。《群书四部录》继承《别录》、《七略》传统，采用小序、叙录辨考学术源流、揭示图书内容的方式仍是后代一些目录效仿的对象。《崇文总目》各部类之下皆有小序，各书之下皆有提要。《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也有四部部序，部下各类之小序根据实际需要撰写，著录各书皆有提要，于作者、卷帙、图书内容、学术源流等多有考订。

汉以后，除了各种官藏与私藏目录外，各种专科与专门目录也不断产生与发展。这些目录与七分或四部目录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两汉及两汉以后出现的很多专科目录都可看作是七分目录或四部目录中的某一或某几大类或小类裁篇别出的结果。

在目录学理论上，对目录学的探讨在郑樵以前并不系统，而是散见于各书目之序等论述中。总的来看，主要对文献作用、书目分类、书目方法与书目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郑樵是对目录学作系统理论探讨的第一人。郑樵在总结利用前人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注重会通，其目录学会通思想是其对《七略》范式及其演变所做出的一个理论总结，也与他的史学会通思想相一致。郑樵的“通记”、“类例”、“以人类书”、“泛释无义”论共同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书目编撰理论，这个理论直接为他的目录应反映学术源流的目录学观服务。

自《七略》而后，目录反映学术源流的方式由类例、小序和叙录逐渐演变:类例是一直保持着的，其演变是由六分、七分等而基本定型为四分;小序时遭删除;叙录则一删为注，再变为传录，再省至无。

3.元明清:古代书目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与古代目录学理论的总结

元明时期，政府对文献整理很少，且编制的目录也很简陋。而清代在官修目录的编撰上则显得极其隆重，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无论是在图书分类上，还是在小序与提要撰写上都显示出一种总结前代、开启后来之特征，它力返《别录》、《七略》范式，使目录与学术的关系问题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自《汉书》设艺文志，自唐以后每朝修前代史都设有经籍或艺文志，多据前朝官修书目增删而成，故多反映一代之收藏。自欧阳修撰《新唐志》首创著录与不著录例，始兼及一代之著述。《文献通考·经籍考》考订极详，引证丰富，开创了与所著录图书之下汇集相关文献的“辑录体”提要。至明时修《元史》未设艺文或经籍志，清修《明史》于艺文志亦无官目可据，《明史·艺文志》在《千倾堂书目》的基础上，删去每类所附之宋辽金元著述，再删去“其幽僻不传与无卷帙氏里可考者”，成为专录明一代著述之志，这也导致一些学者展开了补史艺文志工作。正是由于补史志学者的努力，我国古代散佚失纪之文献有了书目记录。正史艺文志与补史艺文志，就形成了我国古代文献之总目录。

私人藏书盛于宋雕版印刷流行之后，宋已编有不少私藏目录，元藏书家虽有而编有目录者则不多，明私人藏书盛行，私人藏书楼多有题录性书目，少有提要，或加注释，在分类上有显著特色。清代藏书家之多超过前代，且并不纯粹为了藏书而藏书，而是供校勘研究用的资料，以质量相标榜，多相互流通，校刻印行，以广流传，并且多编有学术性书目，读书记等提要型目录也盛行一时。

元明时期经史等专目不彰，而戏曲、医药等目多显，元至顺元年钟嗣成撰《录鬼簿》2卷，并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提要，该书也是元代戏曲散曲的初步总结，后世欲知元戏曲散曲者，无不从此问津。明代专科与专门书目秉承明代官目，多简略。至清则经学、史学、文学、丛书等多目并举，且多鸿篇巨制，还为一些新兴或兴盛的科学门类编有专目，如天文学。

明代目录学思想上承郑樵、下启章学诚，体现出继往开来的特征，对目录学有所论述的学者有胡应麟和祁承爜。胡应麟受郑樵影响颇深，其目录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经籍会通》，重在探讨图书文献与书目发展源流，其间总结书目分类从七分演为四部之大势、讨论官私史目之作用与编撰得失多有创见。祁氏对书目得失的探讨与胡应麟的论述相似，他的“通”、“互”即别裁与互著理论对后世目录学影响极深。清初孙从添《藏书纪要》从藏书的角度系统总结了古代藏书编目理论，十分重视著录项目与书目体例，论述极详，他首次对著录事项问题作了系统的理论总结。而章学诚则是从理论上系统探讨目录与学术关系的第一人，其《校雠通义》是一部从目录文献入手探寻目录学义理的会通之作。他认为，目录校雠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部次条别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一项学术性极强的工作，如果对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不能贯通明白，就难以胜任。他关于书目当部次条别、辨考学术源流的论述与郑樵关于书目当明类例、究本末、探源流沿袭的思想几乎如出一辙。他认为书目不仅当通过甲乙部次辨章流别，更应当通过小序叙录等方式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他除了强调类例、注重小序与叙录外，还特著《互著》篇与《别裁》篇，作为解决类例间学术相互联系现象的一种方法。

从刘向、刘歆以后到章学诚时代的目录学基本上都是基于对《七略》范式及其演变的领悟、归纳和阐发，所以姚名达说中国目录学“时代之精神殆无特别之差异”^[3]。这个时代精神主要是指目录应辨考学术源流的精神。整个书目编制存在三种体例:一是有类例，也有小序和提要，如章学诚甚至还强调互著和别裁;二是只重类例，可以无小序和提要，如郑樵;三是有类例，有小序，可以无提要。而“以此三者互相比较，立论之宗旨，无不吻合，体制虽异，功用则同，盖吾国从来之目录学，其意义皆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由与藏书家之簿籍，自名赏鉴，图书馆之编目，取便检查者异也”。^[4]因此，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为我国古典目录学思想之精华，自唐领悟、宋郑樵归纳、清章学诚阐发后，即为广大学者所认同。

4.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历程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了清政府的大门，西方文化也随之与中华本土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冲突初期，虽然西方目录学正处于其形成发展阶段而并没有传入中国，但中国目录学却受这次冲突本身的影响而开始了其近代化的转变。首先，西学图书剧增，使书目分类体系受到了直接的冲击。一些人开始尝试采用新的书目分类体系，梁启超曾把西学图书分为学、政、教、杂四类，并在《西学书目表》中实际采用了学、政、杂三分法，初步具备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类的雏形，是对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

其次，公共图书馆的出现及其藏书目录的编制。1904年徐树兰编《古越藏书楼书目》，宗旨在于存古与开新，平等对待古今中外书籍，于中外学术基本做到了平等立类，开近代图书馆编目之先河。作为兼收中西图书的目录，它首次采用学政2部48类332子目的分类体系，这一方面反映了晚清学术中外并行的概貌，另一方面对传统分类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影响很大。其他公共图书馆一般也编有书目，不过建馆之初，编目从简。因各馆一般以收藏中国古典图书为多，故多采用经史子集分类体系。随着图书馆各项业务活动的逐步展开，编目部也成为图书馆的一个常设部门，编制卡片目录、书本式目录等各种形式及分类目录、书名目录、作者目录等各种类型的目录以及索引，目录编制遂无可挽回地朝向取便检稽的路向发展。

最后，西方文化不同于中华文化，在冲突中，中华文化一直处于弱势。中国士大夫一则羡其强大，亟欲学之，出现了西化论、中体西用论等理论;一则惧其强大，极欲拒之，出现了顽固派之礼教观，保存国粹之国学等说教。各种思想纷纷出笼，而要传播其思想，除教育外，目录是最好的工具。目录具有控制文献、辨考学术的功能，用它来推荐文献，传播思想、学术，实际上只需略作变通。正是在这种文化的急剧冲突期，人们编制目录，不再是为了整理文献，而是为了指导阅读，目录的导读功能被突出放大，从而使目录学有整理文献转向推荐文献，传播思想、学术，目录学之读者一端得到重视，使目录学由古典走向近代。^[5]从戊戌变法前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导读目录最辉煌的时期，各种思想、思潮或运动都充分利用目录来做宣传武器，导读目录是这一时期最具时代特征的目录。

中国目录学的近代化虽然发生于19世纪后期，但其演变最激烈的时期却在甲午战争后至20世纪初期。1925年，梁启超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中说:“著书足以备学者顾问，实目录学家最重要之职务也。”^[6]这可以看做是近代目录学家对目录功能的一个最好总结。近代目录学是中国目录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变的一个过渡期，其时间并不很长，其理论也不系统，但却意义深远。

5.中国目录学的现代化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中国目录学借鉴前苏联目录学，开始了全新的理论建设历程。目录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等问题，一时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但因“文革”而停滞。“文革”后，我国开始对欧美目录学进行引进，MARC、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书目情报服务等，尤其是数字环境下目录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有对传统目录学的反思。

中国古典目录学注重文献整理，辨考学术源流，近代目录学注重读者，西方目录学传入后，人们开始对目录学之文献与读者两端进行综合研究，尤其在引入西方书目情报理论后，人们认识到，目录学是解决研究科学地揭示与报道文献信息与人们对其特定需要之间的矛盾的一门科学。目录学的现代化历程，实际上就是人们调整研究视角，不再仅重一端而更注重全面研究的历程。

在书目工作实践方面，书目方法和各类型书目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种适应读者需要的书目方法和书目类型应运而生，书目工作标准化也得到了推广，包括文献著录与编目标准、分类标引标准、文献数据库标准、文献生产和代码标准、信息处理与交换标准、数字化信息组织标准等。在目录学理论研究方面，目录学基础理论、书目控制论、书目计量学等领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讨论、目录学学科基点的探索、目录学致用性等的认识，确立了“矛盾说”作为目录学的研究对象，认为书目情报是目录学的学科基点，认为目录学是一门致用科学，可以说是20世纪目录学理论研究最突出的成就。而且为了适应各学科发展以及人们对专科信息的需求，专科目录学也在这一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立了许多具体学科文献目录学，为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领域，目录学的价值也得以更好地体现。

随着网络的发展，目录学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数字环境不仅给目录学提出了严峻的考验，也给目录学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遇。目录学在网络环境下一定会发展得更好。

(二)目录学价值体系的构成

目录学的价值体系是逐渐形成的，不同时期的目录学对目录学价值体系的认识也不相同。

宋代学者郑樵说:“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专门世守之业。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又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观其书可知其学之源流，或旧无其书而有其学者，是为新出之学，非古道也。”

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一书中指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对目录学具有读书治学的功用进行了高度的评价。

清代学者章学诚认为“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7]，“古之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吏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8]。又曰:“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精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以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9]。他以为学术及其源流需要辨章和考镜，认为书目不仅应当通过甲乙部次辨章流别，更应当通过小序叙录等方式折衷六艺，宣明大道，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和总结。

汪辟疆总结前人目录学之界义，认为有四说:(一)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之学也;(二)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三)鉴别旧堑雠校异同之学也;(四)提要钩元，治学涉径之学也。主张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者，则目录家之目录是也;主张辨章学术剖析源流者，则史家之目录是也;主张鉴别旧堑校雠异同者，则藏书家之目录是也;主张提要钩元治学涉径者，则读书家之目录是也。最后他总结道:“目录之学，乃由纲纪群籍范围，而略涉辨章学术范围。”^[10]

《目录学》一书认为书目的社会作用是学术价值、情报价值和教育职能:学术价值体现在书目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情报价值表现在指导科研动态，报道最新研究成果和提供文献线索;教育职能主要表现在指导读书治学和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方面^[11]。

刘纪泽认为，“目录之书，既重在学术之源流，后人遂利用之以考辨学术，此其功用，固发生于目录学之本身，而利被遂及于后学，然亦视其利用之方法如何，因以判别其收之厚薄”，即，治目录学之功用，在于编次图书为纲纪一也;目录学之功用，在于考证典籍之存亡二也;治目录学之功用，在于稽核私家之庋藏三也;是治目录学者，稽核私藏之外，更可连类以求也;此目录学之功用，在于鉴别书籍之真伪四也;目录学之功用，在于存验书名之异同，部居之出入，卷帙之增减，作家之讹夺，又其五也;目录学之功用，在于辨章书籍之版刻与缪本之流传六也;目录学之功用，在于购书之便给七也^[12]。

徐国仟认为目录学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图书馆工作的指导，利用目录学知识对图书进行分类典范，向读者介绍图书，编制目录、运用目录;读书治学的入门向导，纲纪群籍、簿属甲乙、便于寻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学有所承，指示要籍、提要钩玄、学有侧重;科学研究的指南，制定科研规划的重要依据，搜集与利用资料的工具，利用书目文献掌握科学动态，开阔视野、活跃思维;目录学在文献研究中的作用，掌握古籍总概况、制定整理规划，考辨古籍的依据^[13]。

《目录学》(修订版)认为，目录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其功能体系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指导书目事业建设的功能，发挥途径为解释与总结书目现象，为书目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对书目事业进行评价;促进知识交流的功能，作用机制是情报报导和情报检索;对文献记载的知识进行评价的功能，主要应用于学术研究，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应用于图书文献管理，应用于文化教育;对目录学知识的整体综合功能，包括对目录学知识体系化的功能和对目录学整体性预测的功能^[14]。

柯平认为，21世纪的目录学应该考虑新的定位，即不局限于文献，而确立“信息资源-知识”的定位。这一定位可延伸为三个方向，并发展为目录学的三大功能:一是从文献出发，在传统目录学的方法基础上，将书目深入到书目情报，发展文献生产与整理研究，形成目录学的书目情报功能，这一层面的目录学可称之为文献目录学;二是从信息出发，将文献目录的概念拓展到信息目录的概念，以网络信息资源的组织管理为基础，发展信息检索研究，形成目录学的信息加工功能，这一层面的目录学可称之为信息目录学;三是从知识出发，以提要、类序、综述和述评等为基础，发展目录学在读书治学的作用，发展学术交流与知识分类、导读和知识资源管理研究，形成目录学的知识记忆功能，这一层面的目录学可称之为知识目录学^[15]。

综上所述，不同时期的目录学家对书目以及目录学价值有着不同的认识，这一方面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们对目录学认识和研究的水平，另一方面也映照出目录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自身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在传统目录学研究中，人们注意的最多的是书目的学术价值和指导阅读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编制的大多是回溯性书目，书目在揭示文献时大多强调学术源流之考辨，图书价值之评价，版本沿革之介绍，而对反映最新文献信息，加快报道速度均不甚重视。现代人们在对传统目录学价值认识的前提下，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引进和学习国外目录学理论和方法等基础上，已经认识到目录学具有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科学文化发展概貌、读书治学门径、科学研究指南以及全社会文献信息管理和控制手段等功用。人们对目录学的功能、目录学的意义、书目的功能、书目的社会作用等的认识，都是对目录学价值体系的部分或全部的思考，对我们全面认识目录学的价值体系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目录学的价值体现在目录学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目录学理论方面的价值是总结和解释书目现象，寻找目录学领域的规律，为学科的发展及其全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这与其他学科的理论价值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研究的领域而已;目录学实践方面的价值是解决文献的增长与人们对特定信息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满足人们对文献的各种特定需求，这体现着目录学价值的独特之处。目录学实践方面价值的实现主要依靠于各种书目工具，如书目、索引、文摘等。通过这些工具的编制和运用来发挥目录学实践方面的价值，体现目录学的价值。人们在编制这些工具时，编撰目的、编撰水平、编撰方法、提供文献线索的范围、数量、质量、速度等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类型的书目工具，这些不同类型的书目工具，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体现着不同的价值。

目录学价值的发挥与体现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目录学价值的发挥以及人们对目录学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从单一到多功能，从表面到深层的过程。发展到今天的目录学，它的价值已经形成一个具有严密联系的体系，它不仅要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便寻检，还要发挥与时代发展同步的其他价值。目录学的价值体系主要包括:

1.目录学的理论价值

(1)总结书目工作经验，推动目录学发展。目录学是一门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书目事业有自身的运动规律，但它受社会环境的制约。由于这种矛盾运动，使目录学发展出现不平衡。在一定历史时期书目事业呈现出不同的状况。目录学就是要及时总结书目工作发展的经验教训，发现运动规律，形成由概念、原理、学科结构、范畴组成的整体。这些概念、原理、结构、范畴本身具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的价值。目录学是对书目工作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将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目录工作知识加以组织，使这些知识在目录学核心内容的周围形成一个集合体，使这个集合体在整体上发挥更大的功能和价值，并通过内部的机构调整，向科学理论化方向进化，使目录学在理论上称为真正的科学。

目录学的发展先有书目实践活动，然后才有目录学理论原理。目录学理论的进化就是要经过经验知识阶段向理论科学时期的过渡。早期的目录学知识理论体系化，成为古典目录学体系。在当代，目录学知识与信息科学相结合渗透到一切文献记录知识处理领域。在以记录知识为主要工作对象的科学与实践活动领域中，不断出现新的书目情报工作的方法、技术、成果。这些知识的发现有时是偶然的，知识元素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经过人们长期的实践和观察研究，发现这些知识元素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目录学领域的文献信息增长规律、文献信息老化规律、文献信息集中与离散分布规律、文献信息词频分布规律、文献信息作者分布规律等也是在人们的实践和观察试验中得出的。

目录学与多种学科相关联、相交叉，形成了其他学科的研究内容以及新的分支科学，目录学也是在这种联系和交叉中发展的，目录学为这些交叉和联系建立起了知识之间的联系。目录学与图书馆学、情报学、出版发行学、档案学、文献学、版本学、史学以及各门专科目录学等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学科中均有目录学的知识。目录学也要将这些零碎的目录学知识进行理论的体系化，以更好地发挥这些知识的功能，使目录学理论具有更强的适应各科要求的能力，加深理论的层次。

目录学具有不同的学术流派，从宏观上可以分为以中国古典目录学为基础的东方目录学体系和以古希腊目录学为基础的西方目录学体系。各派的目录学核心不同，建立的理论体系也具有各种不同的特征。目录学要将这些不同流派的目录学理论看作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各个组成部分又都有自己的内核。这些内核代表了某一理论体系的特征及研究的侧重点与方法，在某一领域内，目录学家必须遵循共同的准则。目录学将这些内核看成自己内核的一部分，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内核。

书目情报交流是任何类型书目工作的本质，各个流派的目录学内核可看作书目情报交流的不同形式的变通。国外“关于书的抄写”的理论内核是关于文献形式信息的交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派的内核是关于文献中学术内容的交流。人们在进行理论研究时，往往容易造成目录学知识的分化，使目录学的整体性和层次性不能显现出来。人们一般把目录学分为基础的、应用的、发展的、比较的等四个研究领域，国外称作科学的、工艺的、产品的等几部分。科学研究的不同方面有着不同的目的与功能，体现着目录学的不同价值。但这种科学研究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就割裂了目录学的整体性，目录学科学体系将这几个领域的知识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研究体系，协调各研究领域，促进目录学的研究和社会的繁荣。

目录学体系作为对目录学各部分知识的概括，具有宏观描述的功能。各种概念、原理在体系中显示了不同的地位，目录学体系根据外部环境对体系的反馈信息，预测目录学体系各部分的未来发展，包括对目录学知识生产的预测，对目录学分支学科的预测，对目录学功能的预测和对目录学发展趋势的预测。

(2)指导书目工作实践和书目事业建设。目录学是书目工作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对书目事业的运动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目录学反过来又指导着书目工作实践，使书目工作的开展更科学、更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目录学理论不仅可以解释书目现象，指导人们解决书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还可以使人们在理论的指导下发挥书目工作的最大效益，指导书目工作沿着科学的方向发展。

目录学可以为书目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书目事业是各类型书目情报活动的更高层次的概括。目录学总结各类型书目情报运动规律，并对这些规律加以系统化，成为书目事业的发展准则。目录学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总结书目事业的历史规律，以史为鉴，总结历史教训，吸收历史经验，指导未来。目录学的发展研究原理为书目事业建设提供具体的方法指导。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从各种事业、各国事业比较的角度，找出书目事业发展的共同准则，指导各国书目事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世界书目事业的整体发展。

目录学还可以对书目事业进行评价。目录学通过研究书目事业的一般规律，制定相应的书目事业功能目标。这些目标是衡量事业发展的尺度。目录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它可用来解释书目事业中的现象，将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作为自己体系研究的一个问题，从理论上加以阐述。这些理论又在书目事业实践中指导新的书目事业实践。目录学就这样沿着“实践—理论—实践—理论”的方向发展着，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理论和实践领域。

2.目录学的实践价值

目录学不仅在理论上总结书目现象，发现规律，指导书目工作实践，而且在实践上通过各种书目工具以及专科目录学的发展，通过记录文献、整理文献、控制文献、推荐文献、提供文献线索等，在图书情报工作、科学研究、读书治学等领域发挥着对文献记录的知识进行评价和促进知识交流的功能，体现着目录学的学术价值、情报价值和教育价值。

(1)学术价值。我国目录学从它产生之时就以讲究学术源流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良传统。孔子整理《诗》、《书》之序，《别录》的“辑录”及后来各代书目中的大序是“讨论群书之旨”，小序叙述一书一家之源流，提要是对各书内容的介绍和学术艺术价值的评价。同时还考证作者生平事迹、版本流传、真伪、史料价值，这种学术史的工作，清代学者章学诚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在这种要求下，书目的编者大多是学有专长的专家，他们在编制书目之前，对各科学术派别及其发展源流都有深入的研究，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和文献资料剖析尤深，能高屋建瓴，恰当地选择、评价和组织资料。这样的书目确属一代学术的总结与概括，确能反映某一时期某一学科的面貌。

西汉的《七略》，就是大学者刘向、刘歆等人花二十年之精力，在对西汉文化学术及典籍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编制而成的，因而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范文澜《中国通史》曾经给予它极高的评价:“西汉后期，继司马迁而起的大博学家刘向、刘歆父子，做了一个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的事业，那就是刘向创始、刘歆完成的《七略》”，“《七略》综合了西周以来主要是战国的文化遗产……是一部完整的巨著。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能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史上是辉煌的成就。”《七略》开创了学术性书目的先河，并成为其范式，随后出现了许多类似的书目，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以书目作为文化史的典型实例是蔡尚思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要论》，此书全以书目和人物组成，间有提要和人物介绍，确能以简要的文字反映数千年中国文化史的基本面貌。《中国古代兵书杂谈》从“兵书议始”到“怎样读兵书”，从头至尾皆以各种书目著录为线，分专题通古今而加以叙述。可见，书目不仅在文献学、文史社科诸领域的研究中有重要学术价值，在经济、军事、地理、农医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同样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2)情报价值。书目(包括文摘、索引)从其本质、编撰目的及结构来看，传递书目情报应该是其主要的价值。书目的情报价值主要表现在:

第一，报道科研动态。综述是对某一时期特定学科或专题的一批相关文献进行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撰写而成的综合、概述性的文献。它系统全面地揭示某学科或技术研究的历史、现状、水平和发展趋势，有助于科研人员系统掌握学科或技术发展的现状和水平，预测发展的趋势。书目资料，特别是专科专题参考书目资料，也比较全面地收录了本学科专题范围内的文献，并且对文献的外部特征和内容特征都作了比较准确的描述，有时还对文献所含的研究成果和文献本身的价值作了恰当的评述。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科研领导部门，从中可以了解当今世界科学研究的概貌，有什么学科，各学科的重点课题，主攻方向，进展如何，各国各地区在各研究领域的力量、水平、动向如何，从而确定本国本地区的科研方针政策，选择科研课题，制定科研规划，以决定近期和远期的行动目标。

第二，报道最新研究成果。每一项研究成果都有相应的文献记录，其形式有专著、论文、专利说明书或报告等。书目工具实际上是这些科研成果的“简报”。提要性书目往往详细报道了文献的内容，并做出客观的评价;文摘一般都准确真实地报道原文献的主题、方法、条件、结论和附属资料等。综述一般对文献内容进行浓缩与提炼、优化与重组，从综合与比较的角度，为用户提供科学研究的进展与动态信息。这些工具能使读者有基本了解，识别其价值，判断是否需要查阅原文，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由于时空限制或语言障碍而无法获得原文的情况下)能够替代一次知识发挥作用。

第三，提供文献线索。记录和传递文献信息，向读者提供文献线索，是书目工具的重要职能。科学研究离不开继承和借鉴。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在开始从事科学研究以及今后的科学研究活动中，都必须详尽地占有资料，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前进。但信息资料如此众多，要想准确、及时、有效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并非易事，而书目工具恰恰是为了解决揭示和报道文献信息与人们对其特定需求之间的矛盾的，因而，书目工具除了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外，还提供文献来源，包括原文出处，馆藏地址等，以帮助人们更方便快捷地获取信息。

(3)教育价值。书目的教育价值主要表现在指导读书治学、进行思想教育和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等方面:

第一，指导读书治学。书目，特别是一些导读书目，专业参考书目，都是书目编制者经过对某学科某一专题的深入研究，针对读者需要，对图书资料认真鉴别、挑选，而后以学术派别，门分部居，由浅入深编撰而成的。“类例既分，学术自明”，初学者可由此“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检阅书目，可知学派分野，书有哪些，何书当读，何本为善，从此得到读书治学的门径，少费时日，少走弯路，亦少被茫茫书海所惑。我国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非常重视导读书目的作用，都不时地有专家学者编制的导读书目出炉，这些书目为人们指示着读书门径，引导着人们的阅读。

第二，进行思想教育。利用书目进行宣传，影响青少年思想的发展，确实能起到思想教育的作用。任何书目的编制，编制者都带有一定的思想倾向，这些思想倾向会体现在书目的各个方面，包括书目的选材、书目的编写等，人们在利用这些书目时也就会或多或少受到这些思想倾向的影响，书目也就在这种程度上实现了思想教育。20世纪初，在中西学的冲突中，中西学人士都开设了一定的书目，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是为了宣传旧学，抵制新思想的传播;梁启超、康有为的《西学书目表》、《日本书目志》也完全是为了宣传西学新学，为改良主义政治作舆论的准备。书目在我国宣传马列主义、促进马列主义的传播、引导青年思想健康发展、指导文艺书籍阅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普及科学文化知识。阅读是人们获得知识和进行教育的重要途径。书目除了给需要信息的人们提供所需的信息外，还能引导具有潜在信息需求的人们通过阅读把潜在的信息需求变成现实的信息需求，并满足自己的信息需求。近一个世纪以来，目录学日益与教育学相联系，目录学成为教育的手段之一。彭斐章不仅要为学生授课，还有为学生开书目的传统，通过这些书目引导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的内容并拓展视野。而且，相对于传统的教育，书目的影响范围更大，活动空间更灵活，它可以影响和引导全体国民，而不仅仅是在校学生。